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時，經常和好友蔡和森、陳昌、張昆弟、羅學瓚等人到楊昌濟老師家求教，話題很廣，有治學修身之道、有救國救民之理。師生相處，其樂融融。這種歡樂的情形延續了五年之久。所謂日久生情，情竇初開的楊開慧漸漸對毛主席暗生情愫。1918年，毛主席在一師畢業了，而楊昌濟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舉家北遷。楊開慧和毛主席暫時分開了。早在1912年初，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等人在北京組織起一個留學儉學會，組織有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楊昌濟到京後，覺得這是湖南青年向外發展的機會，寫信給毛主席和蔡和森，要他們趕緊組織新民學會成員參加該項活動，以走向更大的舞臺。這樣，該年9月，毛主席帶領羅學瓚、張昆弟、陳紹林、周世釗、羅章龍、蕭子升、蕭子璋等30多人興匆匆北上，和楊開慧再聚於北京。小別後的重聚，讓兩人感情迅速升溫。楊昌濟是研究心理學、倫理學的專家，自然一眼洞穿了兩個年輕人的心事，對他們的交往十分關注。老覃在這裡補充一下，楊昌濟之所以受蔡元培之邀能到北大擔任教授，一方面固然是楊昌濟才學如海，聲名遠播，但主要還是老同學章士釗的力薦。章士釗是湖南省善化縣人，早年曾和楊昌濟一同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共讀。他在東京高等師範畢業後，向清政府派往歐洲的留學生總督蒯光典推薦楊昌濟，楊昌濟因此繼續去英國繼續深造。說起章士釗，讀過魯迅雜文的人，都知道他就是魯迅口中說的“落水狗”。但章士釗並非只有“落水狗”一面，他的人生經歷非常豐富。他早年在武昌兩湖書院讀書時結識了黃興。因為黃興的緣故，走上了風雲激盪的反清道路。
他和黃興等人組織了華興會，在上海《蘇報》以“黃中黃”為發表激烈的革命言論，與章太炎、張繼、鄒容，結拜為異姓兄弟。他還先後策劃過長沙起義、湖北起義、南京起義，但因事洩未果，他本人卻和張繼等十餘人被捕入獄，幸得蔡鍔託人營救，出獄後東渡日本，之後赴英留學。楊昌濟在蘇格蘭的阿伯丁大學哲學系學習哲學、倫理學和心理學；章士釗則在阿伯丁大學學法律、政治，兼攻邏輯學。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章士釗應孫中山之邀回國主持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但他所鼓吹的政黨內閣制不被認可，遂辭職改投袁世凱。1913年3月，發生了刺殺宋教仁之事。章士釗看清了袁世凱的醜惡面目，南下與孫中山、黃興等人發起“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後，章士釗再次流亡日本，與陳獨秀、谷鍾秀等人在東京創辦《甲寅》月刊。章士釗、陳獨秀在1917年回北京大學執教，《甲寅》週刊也就轉回了北京發行。章士釗除了擔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院教授之外，還兼圖書館主任，並被選為國會眾議員。在這個背景下，他推薦李大釗、楊昌濟到北大任教，並以所兼北大圖書館長職薦李大釗繼任。也因為這個緣故，毛主席到了北京後，在楊昌濟的推薦下，到李大釗擔任館長的北大圖書館擔任了助理員。話說回來，楊昌濟覺察到女兒對毛主席的一往情深後，心裡充滿了矛盾。他是很喜歡毛主席的，覺得毛主席的前途不可限量。但他也深知，毛主席志存高遠，是安邦濟世的大才，考慮到女兒是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嬌嬌女，生怕她嫁過去吃不了那份苦。就在患得患失之際，章士釗前來造訪。
閒聊間，章士釗談論到各自的兒女，問楊昌濟：“楊兄的女兒溫秀可喜，不知許配了人家否？”楊昌濟被問中了心事，如實相告，說：“小女與我在湖南一師教書時的一個學生來往過密，這個學生學識和人品都是一流的，但有先生勸我，說這個學生行動舉止與眾不同，不要把女兒許配給他。”章士釗聽楊昌濟如此評價毛主席，不由大感興趣，問道：“這個學生叫什麼名字？您能不能讓我見見他？”楊昌濟還未來得及把毛主席介紹給章士釗，章士釗先在自己的演講會上見到毛主席了。那天，章士釗進行一場演講，有人偷偷告訴他，毛潤之今天也來聽演講了。並用手指指給他看。章士釗抬眼一看，覺得這個年輕人器宇不凡。演講期間，他時不時偷瞄，發現這個年輕人聽得十分認真，時不時會心一笑，偶爾記筆記，舉筆瀟灑幹練。章士釗認定此子出類拔萃，前途無量。演講結束，他立馬去找楊昌濟，興奮地說：“楊兄，事不宜遲，您抓緊把這兩個年輕人的婚事辦了吧。”楊昌濟因此疑慮盡消，默許了楊開慧的選擇。1919年，章士釗以護法軍政府秘書長的身份在上海舉行南北和平會議。毛主席等人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中籌資不足，一籌莫展。楊昌濟因此寫信由毛主席、蔡和森帶去上海向章士釗求助。章士釗義不容辭，迅速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主席。章士釗此舉可謂義薄雲天，善莫大焉。章士釗一生最大的汙點，就是在段祺瑞執政時投入了北洋軍閥集團，擔任了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整頓”學風，下令解散“女師大”，鎮壓愛國學生運動。但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抵制住了大漢奸梁鴻志的引誘，經香港轉往了後方重慶。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與蔣介石和談，章士釗時刻揪心毛主席的安危，曾在手心寫一“走”字，催促毛主席速離險境。
毛主席對章士釗心存感激。新中國成立時，盛情邀請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邀請他參加開國大典。三年困難時期，毛主席掛念章士釗家境清貧，就用自己的稿費以“還錢還利”為名，每年送二千元給章士釗以解其困。章士釗推辭說：“當年那兩萬銀元是募集來的，不是我的錢，我愧不敢受。”毛主席堅持要還，說：“行老（注：章士釗字行嚴）當年的義舉根本就不是用兩萬元還得了的。”這樣，毛主席每年都讓人送兩千元錢送到章家，一直送到1973年，還了本錢加利錢共兩萬兩千元。
章士釗病逝於1973年，享年9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