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3日，一個坐在輪椅上的老年婦女，在女兒的陪同下來到了上海機場。在正式登機之前，這個老太太對著身後前來送行的上海市委的領導勉強揮了一下手，然後登上了黨中央專門派來接她前往北京的專機。

老太太抵達北京後，立即被送到了解放軍總醫院。當毛主席曾經的秘書葉子龍得知她來到北京的訊息後，第一時間就趕往醫院探望她。

這是因為，這位老婦人的名字叫做賀子珍，是毛主席的第二任妻子。

賀子珍

賀子珍來到北京後，提出想要去毛主席紀念堂瞻仰主席遺容。這本是人之常情，誰也沒有想到的是，當葉子龍知道此事後，當場表示了反對，堅決不肯讓賀子珍去紀念堂。

要知道，葉子龍跟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整整27年，他對毛主席無疑是有著極其深厚的感情的。那麼，他為什麼一定要阻止賀子珍去瞻仰丈夫的遺容呢？

關於這個故事，要從1927年10月的井岡山說起。

哪來的丘八

井岡山，位於江西、湖南兩省交界地帶，寧岡、酃縣、遂川、永新四縣之間，這裡距離大城市較遠，是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力較為薄弱的地方，很容易形成割據的局面。

1927年10月初，作為井岡山第一位女黨員的賀子珍帶領著自衛隊在礱市一帶活動時，聽幾位蓮花來的老鄉提及，有一支從茶陵過來的部隊，現在正駐紮在三灣村裡面，人數差不多有1000人。

賀子珍對此十分警惕，問道：“是哪裡來的丘八？”那幾位老鄉也不確定對方是什麼來路，回道：“那支隊伍裡很多人都穿著國民黨的衣服，還有一些人穿著老百姓的衣服，看不出來歷。”

賀子珍回去將這一則訊息告訴哥哥赫敏學、自衛隊的總指揮袁文才等“頭領”後，他們覺得應該派人去打探一下那支部隊的來路。

不久後探子回來了，說：“聽當地百姓講，那支部隊既不殺人，也不放火，更不搶東西，還幫著老百姓幹活，村子裡貼了很多標語，不過我們看不懂。”

為了搞清楚那支部隊的來歷，賀子珍決定親自去撕幾張完整的標語回來，讓諸位“頭領”研究研究。

毛主席

只用了一個上午，賀子珍就來到了三灣村，看到了原西鄉農會主席李秋髮。當賀子珍得知三灣村裡駐紮的是毛潤之領導的工農革命軍，他們正準備前往井岡山時，當即就急了，問李秋髮道：“哪個毛潤之，他是什麼人？”

“就是那個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農民運動大王’毛潤之！”

賀子珍對“農民運動大王”沒什麼印象，撕了幾張標語就回去交差了。

不久後，毛主席託李秋髮給袁文才送來了一封親筆信，想和他“談一談”。袁文才對毛主席不放心，先派人試探了一番後，才和他約定在大蒼見一面。

袁文才擔心毛主席是來“吞併”他的，因此事先在大蒼埋伏下了一隊人馬。結果毛主席胸懷坦蕩，來的時候身邊只有4個人，連槍都沒帶。

毛主席的大氣給袁文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悄悄讓人撤下了所有的埋伏，然後跟毛主席介紹身邊的諸位“頭領”。

當袁文才介紹到賀子珍時，毛主席也掩蓋不住驚訝的表情，沒想到面前這位年輕漂亮的姑娘竟然是井岡山的“頭面人物”。袁文才對此早有預料，說道：“她是我們永新的幹部，叫賀子珍。”

袁文才

毛主席聽後爽朗地笑了笑，然後握著賀子珍的手說道：“今後我們共同戰鬥吧！”

這，就是毛主席和賀子珍之間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這一年，毛主席34歲，賀子珍18歲。

從相識到相知

當時井岡山上還有一支部隊，首領叫做王佐，他和袁文才關係莫逆。當王佐接到紅軍的整編通知時，即擔心毛潤之會趁機“吞”了他，同時還擔心毛潤之在井岡山“待不長”。為此，王佐專門前往寧岡茅坪，找到“老庚”袁文才，跟他商量此事。

王佐

袁文才堅定地告訴王佐，毛潤之的為人可以信任。不過對於紅軍能不能在井岡山上待下去，他也沒有把握。

沉默良久後，袁文才對王佐說道：“要讓毛潤之留下來，只能想辦法把他拴住。”王佐一聽立馬來了精神：“怎麼個拴法？”袁文才說道：“讓他做我們井岡山的女婿，我看賀敏學的妹妹賀子珍就和他挺般配的。”

王佐和袁文才商議了很久後，立即找上賀敏學，將此事和他一說，賀敏學當即表示支援，答應會做妹妹的思想工作。

賀子珍這段時間一直在讀毛主席所著作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對他很是敬仰和崇拜， 因此當哥哥提及將她嫁給毛潤之後，賀子珍有些心動，又有些矜持。

賀敏學

然而，當半個月後袁文才跟毛主席提及此事時，毛主席卻嚴肅地予以了拒絕，明確告訴袁文才：自己在湖南老家已有親事，而且有了三個孩子。

可惜造化弄人，自湖南“馬日事變”爆發後，毛主席和湖南方面就逐漸失去了聯絡，遠隔萬水千山，他甚至不知道家人是否安全。不久後毛主席接到了湖南來人報信，說楊開慧被湖南反動派給抓去“砍頭”了，這讓毛主席不禁大受打擊。

後來，賀子珍根據黨的安排，帶領工作組前往西鄉夏幽區塘邊村打土豪，借宿在一位叫做周香姬的老太太家裡。

不久後，毛主席為了制定土地法，也帶領一些戰士前往塘邊村調查研究，工作隊同樣將他安排住進了周香姬的家裡。正是因為這段經歷，讓毛主席和賀子珍從相識，走向了相知。

毛主席

在這段時期內，賀子珍對毛主席無微不至的關懷讓他很是感動，兩人雖然經歷不同、身世不同，但仍然被彼此所吸引。

1928年夏天，為了整理這一年來所做的社會調查，毛主席與賀子珍一同來到了位於茅坪東邊7裡左右的一座叫做象山庵的古代建築內。兩人一個整理，一個謄寫，用時數日，終於整理出了一本足有一寸毛邊紙厚的調查報告。

在象山庵的這段時間裡，毛主席和楊開慧一邊談革命、談鬥爭，一邊撿松菇採野蕨，然後一起燒菜做飯，對彼此的好感每日劇增。

毛主席深切的明白團結袁、王對我黨我軍開展邊界武裝割據的重要性，如今袁、王時不時的對他保媒，再予以拒絕未免不美，再加上如今他和賀子珍之間已有了感情，因此最終同意了這樁婚事。

1928年5月26日，毛主席和賀子珍正式舉行了婚禮。

毛主席和賀子珍

這一年，毛主席35歲，賀子珍19歲。

分別

井岡山上的生活無疑是十分艱苦的，但這卻是毛主席和賀子珍人生中最浪漫的一段時光。用賀子珍自己的話說，雖然物質方面很貧乏， 但他們的精神卻十分的富有。每天晚上，工作了一天的毛主席感到疲憊後，就會停下來給賀子珍講故事，講他寫的詩文，不知不覺，新的一天就到來了。

從1928年至1937年，毛主席和賀子珍的婚姻持續了10年。在這一段可以說是毛主席人生中最艱難的一段時間裡，賀子珍一直都陪伴在他身邊。他們一起經歷了政治上的起起落落，一起經歷了兩萬五千裡的長征。

毛主席和賀子珍

不過，人生不只有轟轟烈烈的愛情，還有無情的現實。在這10年的婚姻中，賀子珍無論是精神還是肉體都承受了太多的傷痛。她接連生下來10個孩子，但最終身邊只留下了一個女兒李敏。她的弟弟賀敏仁在長征路上因違反軍紀被處決了。她自己身上也殘存著很多敵人炸彈的殘留碎片，時不時的隱隱作痛。

紅軍進入陝北後，延安成為了革命的聖地，毛主席也逐漸走向了權力的頂峰，身上的責任越來越重。然而毛主席沒有想到的是，在他“有發言權”了的時候，賀子珍竟然選擇了離開他。

在當時，幾乎所有人都以為毛主席和賀子珍這對共同經歷了十年風雨的患難夫妻，進入延安後，總算可以迎來安定美滿的生活了。然而，因為性格方面的原因，這對夫妻最終走向了分別。

毛主席和賀子珍

毛主席雖然性格很溫和，但偶爾也會有很大的火氣。而賀子珍性子比較剛烈、急躁，早在蘇區時，兩人就曾吵過架，毛主席事後還幽默的說道：“你是鐵，我是鋼，碰到一起響叮噹。”

進入陝北後，毛主席的工作越發繁忙，很少有時間能陪伴賀子珍，這讓賀子珍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危機感。1937年，賀子珍和毛主席吵了一架後，主動提出要離開延安，去上海治病、學習、休息。

當賀子珍抵達西安後，面對毛主席專門派來接她回去的勤務兵，賀子珍狠下心來，在一塊白手帕上寫下了“從此訣別”四個大字，讓勤務兵帶了回去。

雖然賀子珍說“從此訣別”，但毛主席仍然沒有放棄讓她回頭的希望，不停地派人去西安，或者發電報要她回去，結果賀子珍並沒有選擇回頭。

毛主席

“八一三”事變後，賀子珍眼見去不成上海了，毅然轉道蘭州、迪化（今烏魯木齊），準備前往蘇聯治病。在賀子珍從迪化登機之前，毛主席的挽留電報打了過來，然而這並沒有讓賀子珍心軟，她還是毅然決然的登上了遠去的飛機。

這一年，毛主席44歲，賀子珍28歲。

重逢

在去蘇聯時，賀子珍已經懷有了身孕，抵達莫斯科之後生下了一個男孩。不過賀子珍沒有給他取中文名，而是取了個俄文名字：“廖瓦”。

很不幸的是，年幼的廖瓦並不能適應莫斯科寒冷的天氣，在10個月大的時候就因病夭折了。

賀子珍姐妹

在莫斯科的生活並不如賀子珍想象得那般美好，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1941年，毛主席專門託人將4歲的李敏送往了蘇聯陪伴母親，這也成為了賀子珍在蘇聯唯一的安慰。

女兒到來所帶來的快樂還沒持續多長時間，蘇德戰爭就爆發了。因為物資短缺，李敏生了一場重病，賀子珍和國際兒童院之間因此出現了一場衝突，結果被送到精神病院裡關了整整6年。直到1947年才在王稼祥、羅榮桓夫婦的幫助下返回中國。

賀子珍回國後，先是被安置在哈爾濱，新中國成立後又被送到了上海，住到了哥哥賀敏學家裡。

在這期間，賀子珍曾想過回毛主席身邊，還曾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但錯過終究是錯過了，毛主席給她回信表示：“望你保重身體，革命第一，身體第一，他人第一，顧全大局，多看看社會主義建設。”

賀子珍和女兒李敏

住在上海的這段時間裡，賀子珍對毛主席的思念每日劇增，當1954年她從收音機中聽到毛主席宣讀的“全人大一屆一次會議”的開幕詞時，整個人直接呆住了，還生了一場重病。

當毛主席從女兒李敏處得知賀子珍生了重病被送去醫院的訊息後，第一次在女兒面前流下了眼淚。他讓李敏趕緊去上海照顧母親，在李敏出發前，毛主席還讓她給賀子珍帶去了一封親筆信，信裡面叮囑賀子珍少抽菸，多聽醫生的話。

1959年7月，毛主席在廬山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想到賀子珍如今正在南昌休養，於是就託楊尚奎夫人水靜，將賀子珍在7月9日的晚上送到了廬山180號“美廬”，這對十年患難夫妻，在分別22年後，終於再次見了一面。

賀子珍

賀子珍並不知道水靜是帶自己見毛主席，因此，當她進入“美廬”看到毛主席後，眼淚“唰”的一下就流了下來。

毛主席見狀，溫和地勸道：“我們見面了，你不說話，老哭。以後見不到了，又想說了。”

之後，毛主席讓賀子珍坐在沙發上，聊了聊這些年的生活。當毛主席得知賀子珍在蘇聯的情況後，嘆了口氣，神色悽然地問道：“當初為什麼一定要走呢？”賀子珍聽毛主席這麼問，原本忍住的淚水再次流了下來，哽咽著回答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時太不懂事了。”

毛主席和賀子珍的這次會面總共持續了一個半小時，賀子珍因為過於激動，精神上出現了較大的波動。當賀子珍離開後，毛主席對水靜說道：“不行了，腦子壞了，答非所問。”之後，毛主席叮囑她，別忘了將賀子珍拿走的自己的安眠藥拿回來，那藥很強，對身體不好。

水靜

水靜知道毛主席仍然十分關心賀子珍，因此當即表示一定不會忘記此事。

回去後，水靜想方設法地從賀子珍那裡將安眠藥“騙”了回來，此時的賀子珍仍然十分的激動，跟水靜說了一晚上的她和毛主席當年的生活經歷。

後來，曾志曾問過毛主席和賀子珍重逢的感覺如何，毛主席嘆了口氣說道：“大失所望，看來她的精神還是有一些不正常，我吃安眠藥，她一把搶了過去，說是有人放了毒，唉。”

這一次會面，也成為了毛主席和賀子珍之間的最後一次會面。這一年，毛主席66歲，賀子珍50歲。

毛主席

瞻仰

1976年9月9日，偉大領袖毛主席病逝。當賀子珍得知這一訊息後，叉著腰在自己房間裡來回踱步，一邊走一邊說：“主席的身體不是很好嗎？怎麼就這麼走了呢？”

此後賀子珍一直想去北京，但因為種種原因一直沒能成行，直到1979年9月，賀子珍才得以從上海前往北京。

賀子珍到達北京後，被安排到了解放軍總醫院內。住院後的第一時間，她就提出了去毛主席紀念堂瞻仰毛主席遺容的要求。賀子珍的這個要求，讓她身邊的醫護人員和親屬都感到有些為難，勸她再等幾天，賀子珍想了想，同意了。

葉子龍

在這期間，很多的領導幹部來到了醫院探望賀子珍，其中就包括毛主席的原秘書葉子龍。賀子珍和葉子龍也算頗有淵源，當還是中央軍委譯電員的葉子龍在1936年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時，賀子珍就在旁邊，還專門給他倒了一杯茶。

在和賀子珍聊天中，葉子龍得知了她想去毛主席紀念堂瞻仰主席遺容的想法後，立即將李敏拉到了一邊，問道：“為什麼要讓你母親去毛主席紀念堂，萬一你母親悲傷過度，出現什麼意外怎麼辦？”

這倒不是葉子龍杞人憂天，他知道，賀子珍的腦部神經曾經受過刺激，如果讓她見到毛主席的遺容，情緒波動太大，對賀子珍的身體可能會產生不好的影響，因此才堅決不讓賀子珍去毛主席紀念堂。

賀子珍和李敏

李敏也知道讓母親去看父親的遺體可能會產生不好的影響，問題是這是母親這些年最大的心願，尤其是兩年前賀子珍突然中風再也站不起來了後，見毛主席最後一面幾乎成了她的執念，誰也勸阻不了。

因為顧及此事的影響，中央雖然同意了讓賀子珍去毛主席紀念堂，但對她的這次行程進行了保密。在一份記載訪問毛主席紀念堂的國內外重要人物的重要文獻中，關於1979年9月的記錄只有一條：“9月27日，盧森堡大公讓殿下由宋之光副部長陪同，前來紀念堂瞻仰毛主席遺容。”

因此，當時很多人都不知道，毛主席逝世三週年的前1天，即1979年9月8日，一位坐著輪椅的老婦人在女兒、女婿的陪同下，來到了毛主席紀念堂。

賀子珍在毛主席紀念堂

在紀念堂北大廳毛主席坐像前，賀子珍的女兒、女婿代她獻上了一個心形花圈，上面寫著：

“永遠繼承您的遺志，戰友賀子珍率女兒李敏、女婿孔令華敬獻”

之後，賀子珍被推到了瞻仰廳內。在來之前，賀子珍的親人們曾要她堅定決心，絕對不能哭。然而，當隔著水晶棺看到毛主席的遺容時，賀子珍的眼淚還是不自覺地湧了出來，她用還能活動的右手舉起白手帕，用牙緊緊咬住，努力不讓自己哭出聲來。

走出了紀念堂後，賀子珍在被扶進車裡前，突然回過頭來望著一個方向，嘴唇顫抖了起來。李敏順著母親的目光望去，臉上也流下了淚水，她們母女的目光，都落在了天安門城樓上的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像上。

這一年，賀子珍7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