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北洋政府總共存在了15年時間，這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在中國近代史上，這一段時期卻是近代先進知識分子對國家前途和未來艱難探索的時期，在這期間不光有過議會制、總統責任制、總理責任制、軍政府等等，還有著一個特殊的聯省自治。
聯省自治的由來
自從1912年宣統皇帝宣佈退位，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全國範圍裡整體上還算保持著穩定，雖然期間有過國民黨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但很快就被鎮壓了下去，袁世凱時代北洋政府的統治是相當穩固的。
然而等到袁世凱復闢帝制的時候一切都變了，隨著護國運動的爆發，洪憲皇帝只過了83天的癮就匆匆下臺，沒多久連自己的命都丟了。洪憲帝雖然就這麼走了，但他留下的依然是個爛攤子，新任大總統黎元洪和段祺瑞雖然控制了北洋政府，但南方之間護國討袁的雲南、廣西等省卻不是他們能夠命令的，這幾省對著北洋政府始終是陽奉陰違，北洋政府拿他們也沒有任何辦法，這就是北洋時期南北對抗的開端。
府院之爭隨著張勳的一通鬧騰而結束，大總統黎元洪被迫就此下臺走人，段祺瑞開始執掌北洋政府的大權，他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武力統一南北，並且提出“三不要原則”：一不要約法，二不要國會，三不要舊總統。南方的滇系、桂系等軍閥對這“三不要”倒沒有什麼感覺，但卻非常排斥段祺瑞武力統一南北的計劃，於是索性支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以維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口號，開始了與北方的對抗。
雖然說一邊喊著要武力統一，一邊喊著要維護約法，但其實南北方都是一盤散沙，北方不光有段祺瑞的皖系，還有其他直系、奉系等多派軍閥，皖系雖強，也不可能完全壓倒其他派系，南方情況也差不多，最強大的桂系和滇系本身目的就不單純，跟國民黨更是合不到一起。正因為南北雙方政府都是這麼個局面，所以兩邊都是時戰時和，主要還是互相談判為主，打仗反而成了次要的，如以江蘇督軍李純為首的長江三督就是主和派，專門負責在南北雙方斡旋。
因為南北雙方鬧騰得太歡，雖然說時戰時和，但也搞得很多人對政府的前途感到失望，也就在這時，聯省自治作為一種新的觀念被提了出來。所謂聯省自治也非常好理解，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既然喜歡鬧就自己鬧去，我們省就不歸你們管了，本省的事本省人自己做主，單省自治畢竟影響力不夠大，正所謂人多力量大，那便索性大家都本省自治，再來個聯合，就成了聯省自治。
聯省自治倒不是中國獨創，這還是梁啟超等人研究了美國的聯邦制後創造出來的，他們提出像美國各州一樣以省為自治單位，由各省省議會制定省憲法，然後各省聯合成立一個“聯省自治政府”。這顯然是一種地方分權制度，與北洋政府或者護國軍政府所主張的中央集權制完全是南轅北轍，自然是雙方都不同意。
不過聯省自治得到了各省議會和民主團體的熱烈擁護，如曾經的內閣總理熊希齡等人都對此大力宣傳，再加上各省軍閥出於自己的利益考慮，為了能割據一方，以及在南北雙方政府加大自己的砝碼，也都跳出來鼓吹聯省自治。一時之間聯省自治的呼聲越來越高，不光是南方各省，甚至北方的北洋各省也紛紛要求廢除督軍和民主選舉省長。當時甘肅督軍蔡成勳剛剛被任命為督軍，還沒有上任，甘肅就發起了“甘人治甘”的運動，嚇得蔡成勳根本不敢到任。北洋政府也被這個聯省自治運動搞得手忙腳亂，任命的江蘇、湖北等省省長因為當地反對，只得臨時改任江蘇、湖北等籍貫的人士擔任省長。到了1920年11月17日，北洋政府不得不宣佈同意各省自己籌辦自治，允許各省議會自己制訂憲法。
表面上看，聯省自治是取得了勝利，但實際上一切都是空談，因為督軍制度依然存在，各省的大權依然牢牢掌控在督軍手裡，省長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甚至不少督軍還兼任省長，這些督軍就連北洋政府都管不了，更別提什麼地方議會了。更何況北洋政府本身也只是敷衍，實際則是根本不願意各省自治，這與北洋政府本身集權的理念不和。比如當時江蘇督軍李純死去，江蘇代表紛紛上京請願，要求北洋政府不要再任命新的督軍。而結果卻是，江蘇不光有了一個新督軍齊燮元，還附贈了一個江蘇地區的巡閱使。
不光是北洋政府反對，南方的護法軍政府也大力反對，孫中山本就指望南方各路軍閥能夠支援他北上統一，但現在滇系、桂系紛紛以自治為口號，不肯出兵北伐，自然是得不到孫中山的支援。更致命的是，支援聯省自治的各路軍閥大多隻是喊喊口號，哪肯搞什麼議會憲法制約自己，所以到最後，真正搞出自治的省份寥寥無幾，這其中又以湖南和四川的情況最為典型。
湘川自治運動
湖南想搞自治可以說完全是被南北雙方格局給害的，湖南北面是北洋前沿的湖北省，南面是護法軍政府的廣東、廣西兩省，湖南正好卡在中間，南北只要一開戰湖南必定遭殃，這個頭還是段祺瑞開的。
收拾掉張勳以後，段祺瑞便開始了對手下人的封賞，其中傅良佐便被任命為湖南督軍。傅良佐雖然貴為皖系四大金剛之一，但卻沒什麼本事，比較拿得出手的便是打麻將，他正是靠著經常陪段祺瑞打麻將才得到了重用。順便提一句，打麻將在皖系真可謂上行下效，另一位皖系重將段芝貴也很喜歡打麻將，直皖戰爭期間這位老兄沒想著打仗，光顧著在車上打麻將，結果皖系五天就被直系打趴下了。
傅良佐本是湖南人，段祺瑞這番安排也有讓他衣錦還鄉的意思，只可惜傅良佐能不能做湖南督軍，光北洋政府說了不算，還得看南方的湘軍和桂軍同不同意。湘軍當然是不同意的，湖南自從二次革命後就被袁世凱親信湯薌銘給佔了，湯薌銘在湖南作威作福早就搞得天怒人怨，好不容易藉著護國戰爭趕走了，現在可不歡迎北洋系再來人。桂軍自然也不歡迎，他們作為驅湯的主力，早就將湖南看作了自己的地盤，哪肯讓北洋軍插進來。
既然雙方說不到一起，那就只能打了，事實證明傅良佐實在是不經打，很快就被湘軍和桂軍打了出去，無奈之下只得狼狽逃回北京。到最後，湖南督軍的位置又落到了一個老熟人的頭上，這個人就是譚延闓。譚延闓是湖南的第二任督軍，在焦達峰被殺之後控制住了湖南的局勢，最終保下了湖南的革命軍政府。等到二次革命時期，湖南因為站在國民黨一邊，譚延闓也就此下臺，被請去了北京，一直到袁世凱死後才回到湖南。等到傅良佐跑回北京後，段祺瑞下臺，北洋政府內部主和派佔據上風，時任大總統的馮國璋等人便又把譚延闓任命為湖南督軍，讓他返回湖南主事。而實際上譚延闓也沒能返回長沙就職，因為桂系不同意，他只好留在上海。
雖然有馮國璋等人一力支援南北和談，但很快就出事了。傅良佐雖然敗逃，但岳陽依然控制在北洋軍手裡，湖南人對北洋軍早就深惡痛絕了，自然不願意北洋軍賴在自己地盤上不走，於是湘軍很快發起了進攻岳陽的行動。到最後岳陽是攻下來了，但卻激怒了北方的北洋系勢力，直隸督軍曹錕、山東督軍張懷芝、安徽督軍倪嗣沖等人紛紛跳出來請求開戰，段祺瑞也趁機再度擔任總理，主戰派又一次佔據了上風。不久後段祺瑞在漢口召集北洋各系人馬開會，正式統一思想，要求大家一致先對付南方的敵人。
北洋軍再一次南下進攻，這一次桂系慫了，南方聯軍主帥是桂系將領譚浩明，他根本不敢開戰就一路從長沙跑到了衡陽，長沙就此落到了北洋軍手裡，北洋政府很快就任命北洋軍第七師師長張敬堯擔任湖南督軍。不得不說，北洋政府這次安排真是所託非人，張敬堯上任後整天就想著橫徵暴斂、濫殺無辜，比之湯薌銘時代還要黑暗，湖南人甚至編了一句順口溜罵張敬堯：“堂堂呼張，堯舜禹湯。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張毒不除，湖南無望。”一時間湖南人發起了聲勢浩大的驅張運動，連帶搞得北洋軍在湖南非常不得人心。
當時的北洋軍前鋒已經到達衡陽，桂系軍隊直接就跑路了，只剩下了湘軍一支孤軍，然而仗卻打不下去了。除了張敬堯不得人心以外，更主要是北洋系內部矛盾開始爆發了。北洋系原本就不是鐵板一塊，內部矛盾重重，參戰的各路人馬都有各自的麻煩，皖系的徐樹錚等人忙著在北京搞國會選舉，根本無力顧忌南方的戰局，曹錕也藉口有病回了北方，只留下吳佩孚率軍在前線對敵，張懷芝麻煩更大，他身後還有個張樹元等著奪權，他哪敢留在湖南。更致命的是，吳佩孚和張敬堯不和，吳佩孚自認湖南是自己打下的，但督軍卻給了張敬堯，非常不滿意這分配，自然不願意再打下去。到最後吳佩孚等前線將領直接在前線與湘軍的趙恆惕等人講和，再次將湖南留給了湘軍。
經過這麼一番折騰後，湖南開始南北都不信任了，督軍譚延闓本就是聯省自治的支持者之一，在他的帶領下湖南開始了聲勢浩大的自治運動，是為各省首倡。不過譚延闓在督軍任上沒能坐多久，很快就被趙恆惕趕走，轉而由趙恆惕擔任督軍。趙恆惕可以說是老革命了，他早在廣西獨立時就在廣西的革命軍隊伍裡，後面又跟隨廣西救援武漢的部隊去了武漢，接著又被黎元洪派到了湖南軍中任職。二次革命時，作為湘軍的主要將領，趙恆惕也倒了黴，直接被抓到北京判了十年有期徒刑，直到護國運動前夕才被蔡鍔保了出來。趙恆惕對北洋政府可謂是苦大仇深，段祺瑞任命南方各督軍、將領職務時，他就曾多次發表通電錶示不依附北方。
趙恆惕雖然趕走了譚延闓，但自己依然打著聯省自治的旗號，同時背靠著護法軍政府。不過很快，趙恆惕和護法軍政府就鬧翻了。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開始了總統選舉，但因為國會議員人數不足，只能夠搞一個非常國會，選舉自己擔任非常大總統。南方各路軍閥雖然願意打著孫中山的旗幟，但卻不願意給自己頭上搞一個大總統出來，對此都非常牴觸。當時的粵軍軍閥陳炯明也非常反對，但他不願意自己出頭，便慫恿趙恆惕站出來反對孫中山擔任非常大總統，這一下趙恆惕算是把孫中山給得罪了，他索性便把自治搞到底，在湖南設定議會制訂出了憲法。當時要自治的省份非常多，但首先搞出憲法的依然只有湖南一家。
比起湖南，四川的自治就更多是無可奈何了。川省自治的倡議者是時任四川督軍的熊克武，說起資歷來，他可以說是老牌革命黨人了，早在1904年留學日本時，就曾專門拜會過孫中山，加入了同盟會。從日本回歸後，熊克武在四川的瀘州、廣安等地多次發動起義，都以失敗而告終。著名的黃花崗起義中，熊克武也是其中一員，可以說是險死還生。當時的四川各路軍閥，無論是武備系、速成系還是保定系，其實源頭都來自於清末四川的第17鎮新軍，獨獨熊克武是個例外，他手下都是地地道道的革命黨人，是由辛亥革命時上海等地的四川黨人組成。無論怎麼看，熊克武都應該是南方軍政府的嫡系才對，只可惜熊克武跟孫中山的關係並沒有那麼融洽。
二次革命以後，孫中山在東京改組國民黨，當時黃興已經和孫中山理念上有所不和，沒有贊同改組國民黨的主張，而是轉而帶著自己的人前往南洋，這就是國民黨內部的南洋一派。熊克武原本是加入的東京派，但後來也不同意孫中山一些主張，便離開東京前往南洋投奔黃興。等到護國戰爭時，熊克武再次返回四川，孫中山也沒有把熊克武當成自己人。隨著黃興的死去，當時南洋派已經沒落，熊克武自己對國民黨便沒了多少歸屬感。
1918年護法運動爆發，熊克武與雲南督軍唐繼堯等人聯手趕跑了親附段祺瑞的四川督軍劉存厚。按理說護法軍政府應該任命熊克武為四川督軍，但孫中山卻不同意，他自己另有人選，只不過因為其他人爭不過熊克武，再加上唐繼堯等人的推舉，最終不得不將熊克武任命為四川督軍。這時候孫中山也意識到熊克武是個人物，有心拉攏熊克武。只可惜熊克武知道孫中山之前不願意讓自己做四川督軍，於是索性來個不就職，甚至趕跑了孫中山任命的四川省長楊庶堪。就這麼晃盪了一年多以後，熊克武乾脆給自己封了四川督軍，並向北洋政府示好。只可惜北洋政府當時是段祺瑞當權，他只認劉存厚，可不認國民黨出身的熊克武。
熊克武倒是沒尷尬多久，他很快就因為和唐繼堯的矛盾被滇軍趕跑了。落魄的熊克武在路上遇到了同樣落魄的劉存厚，兩人乾脆聯合起來一起出兵驅逐了滇軍，再度掌握了四川的控制權。別看熊克武和劉存厚對付滇軍時同心協力，但滇軍一走兩人又開始爭權了。1920年，當時北洋政府任命了劉存厚擔任四川督軍，熊克武則擔任四川省長，熊克武當然不樂意，直接宣佈不就職，還是用著以前四川督軍的名號。正好是國內聯省自治運動的高潮，熊克武也喊出了“川人治川”的口號，為了表示自己支援自治，熊克武還通電錶示自己辭去四川督軍的職務。實際上這個四川督軍之前本來就是他自己任命的，自然也不需要任何人同意自己辭職。劉存厚可不一樣，他可是北洋政府正式任命的督軍，更何況整個南方都知道他是段祺瑞的人。當初段祺瑞大肆封賞南方各督軍、將領官職時，南方就劉存厚一人就職。在川人治川的口號下，劉存厚很快就喪失了四川各路軍閥的支援，不得不再次通電下野。
劉存厚倒臺以後，熊克武依然只能堅持自治，畢竟趕跑了劉存厚等於得罪了北洋政府，南方新的護法軍政府又還沒成立，想掛靠一方都不可能。不久後，在聯省自治的號召下，熊克武和趙恆惕這兩位老革命黨人名正言順走到一起，拉開了各省聯省自治的高潮。
無可奈何的衰落
四川和湖南聲勢浩大的聯省自治運動讓周圍各省眼熱不已，其中又以受北洋系控制的湖北省最為顯著。自從二次革命以後，湖北就一直在北洋軍的控制之下，看到四川、湖南兩個鄰省先後自治以後，湖北人也動了自治的心思。只可惜與四川、湖南的情況不一樣，湖北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根本無力驅逐北洋軍。思來想去之下，湖北人想出了一個辦法，那就是請自治的代表湖南出兵幫忙驅逐北洋軍。
在這一思想的主導之下，很快湖北派出了以蔣作賓為首的民主人士前往湖南擔任說客，遊說趙恆惕出兵湖北。對於如何說服趙恆惕，蔣作賓等人也有自己的辦法，他們提出了四點好處：一、湖南是聯省自治的模範代表，自己成功了不算成功，要帶動鄰省成功才算真的成功，幫助鄰省成立自治政府，大家聯合在一起才能對抗南北政府；二、驅逐了湖北督軍王佔元以後，湘軍可以入駐湖北，由湖北省負責軍餉，可以減輕湖南的財政壓力；三、湖北有漢陽兵工廠，只要驅逐了王佔元，那就不需要再購買軍火了，可以直接使用漢陽兵工廠的軍火擴充自己的力量；四、王佔元在直系內部缺乏支援，本身實力不足，出兵一個星期就能攻下武漢。
其實不需要這幾點好處，趙恆惕也是迫切需要出兵外省的，主要便是因為湖南省內部矛盾日益嚴重。自從驅逐張敬堯之後，在湖南大肆擴充軍隊，弄得現在湘軍是兵多錢少，各師長旅長自己自己截留當地的稅收，自治政府很難收到錢。趙恆惕對此曾多次要求裁軍和統一稅收，但沒有人聽從。除此之外譚延闓雖然離去，但他在湖南省內依然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原本在譚延闓走後，趙恆惕每月都會給譚延闓寄錢，希望他不要再回湖南。但不少反對趙恆惕的人經常在譚延闓身邊說他壞話，搞得譚延闓也動了回湖南的想法。與此同時，因為是否北伐的問題，趙恆惕又跟孫中山槓上了，結果就是湘軍中反趙恆惕的陳潛等人全部投到了護法軍政府旗下，讓趙恆惕懷疑孫中山對自己有所圖謀。基於這些原因，趙恆惕迫切希望進行對外戰爭以轉移省內的各種矛盾。
不過對於出兵援鄂，趙恆惕也有所顧慮，一是擔心吳佩孚出兵干涉，二是因為已經答應跟粵軍聯手對付桂軍，擔心援鄂兵力不足。對於第一點，趙恆惕有辦法解決，他在衡陽跟吳佩孚便結下了情誼，雙方雖然派系不同，但依然有著交情，他便派人前往洛陽試探吳佩孚對王佔元的想法。很快結果就回來了，吳佩孚對王佔元也不滿意，不會支援王佔元。
第二點很快也解決了，因為有一個人不請自來，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熊克武。對於援鄂的計劃，熊克武表示大力支援，四川也願意出一份力。熊克武之所以這麼積極，其實原因跟趙恆惕差不多，四川和湖南一樣面臨著不少問題。當時的四川雖然沒了劉存厚，但依然有著劉湘等大大小小的軍閥，熊克武搞出防區制後這些軍閥各自霸佔一方，時刻想著爭奪四川的控制權，這其中又以劉湘對熊克武的威脅最大。為了轉移內部的矛盾，熊克武只能把作戰方向放在外省，只有攻下外省才能緩解四川內部的矛盾。
有了熊克武的支援，趙恆惕信心大增，認為川湘兩省聯手，想要滅一個王佔元簡直是輕而易舉，於是很快答應了湖北出兵的請求。遺憾的是，趙恆惕還是低估了湖北的北洋軍，在直系將領孫傳芳的抵擋下，湘軍出兵後始終未能攻破北洋軍防線。更令趙恆惕尷尬的是，吳佩孚出兵了。
實際上吳佩孚從來沒有表示過自己支援還是反對驅逐王佔元，他對王佔元自然是非常不滿的。王佔元屬於馮國璋一系，吳佩孚屬於曹錕一系，這本身就是直系中的兩大派系，然而隨著馮國璋、李純的先後死去，江西督軍陳光遠在南方軍閥的威脅下只能夠自保，這一系實際上就只剩下了王佔元一個人，吳佩孚迫切希望收拾掉王佔元統一直系。而另一方面，吳佩孚也不願意趙恆惕等人控制湖北，這不符合直系的利益。所以吳佩孚最終選擇了在雙方筋疲力盡時出手，很快王佔元便被吳佩孚的心腹蕭耀南所取代，而湘軍也遭受到了重創，被打回了湖南。
至於四川，一直到湘軍敗退都沒有出現，這倒不是因為熊克武食言，而是因為熊克武本人在長沙，發電報回去時四川方面收到電報延遲了，再加上四川內部各派系的協調，一番忙活下來，等川軍到達宜昌城下時，湘軍早就已經敗了。單獨的川軍面對吳佩孚自然沒有絲毫優勢，很快就被趕回了四川。雖然吳佩孚無力追擊，但川軍也不敢再度東下，更何況吳佩孚還許給了劉湘平分四川運鹽到湖北所得的鹽稅。
援鄂戰爭的失敗意味著聯省自治運動走向了衰落，趙恆惕已經被吳佩孚打怕了，他原本計劃召開一次“各省聯席大會”，商討聯省自治的事情，但因為吳佩孚反對自治，他只得改成了國民大會。更為嚴重的是，譚延闓在孫中山的支援下，也開始了謀求返回湖南。另一位自治的領袖熊克武日子同樣不好過，援鄂失敗後不久他就跟劉湘開戰了。熊克武和趙恆惕在幾年後都被趕出了本省，新上來的劉湘、唐生智等人都倒向了南方政府，也意味著聯省自治時代的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