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組織（即NGO）源於美國和歐洲，是西方政治文化和社會制度下形成的一種社會組織，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屬性，在國家治理和對外戰略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那麼問題來了，到底什麼是NGO？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就美國NGO的情況，跟大家簡單聊聊。
什麼是非政府組織（NGO）
1）概念
所謂非政府組織（即NGO），是指不屬於政府（政府之外）的主體建立，由民眾基於某些任務或共同利益成立的組織。根據聯合國的定義，任何獨立於政府控制之外的私人非營利組織，都可以稱為非政府組織。我們經常看到的NGO，一般僅限於非商業化、與社會文化和環境相關的合法群體。
由於各國文化和法律上的差異，不同國家對NGO所適用的物件範圍各不相同。美國一般稱為“非營利組織”、“草根組織”、“自助組織”、“獨立組織”或“第三部門”；英國稱為“志願組織”，還有許多國家稱為“社團”、“社會運動組織”或“非國家行為體”。
作為聯合國下屬機構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也是世界著名的NGO之一
2）政治文化內涵
前面提到，NGO是一個來源於西方政治文化的概念，具有強烈的西方色彩和政治內涵。西方主流認為，社會起始於一個由國家和市場組成的二元結構，政府和私營部門是兩類主要行為體。
“國家的建立，源於民眾在平等自由基礎上透過選舉組成政府”。政府是為社會民眾服務的“守夜人”，有自己的權力邊界，且越小越好，否則容易成為強迫民眾服從的“利維坦（惡魔）”；在自由市場中，企業等私營部門追求利潤最大化。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無疑是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和社會正常運轉。
在社會的“二元結構”中，公民可透過自願方式，成立既不同於私營部門又不同於政府的第三種組織，即NGO。NGO的目的，主要是彌補企業基於逐利、政府基於“守夜”而喪失的一些社會功能，進而維持二者之間的平衡，以便社會能更好運轉，為公民謀求更多福祉。
在西方世界，NGO在社會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們所倡導的所謂“公民自治”傳統。因此，在一些語境下，NGO直接被稱為“公民社會組織”。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全球最大的獨立性非政府環境保護組織之一
美國NGO的基本情況和特徵
1）美國NGO概況
美國的NGO可謂歷史悠久、數量龐大、種類齊全，在美國社會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力，是西方世界的“領頭羊”。
一些老牌的NGO，有著長達百年的歷史，如1911年成立的卡耐基基金會和1913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1979年，索羅斯主導成立了索羅斯基金會（即“開放社會基金會”），2017年，他將其大部分個人財富轉入該基金會，使基金會資產規模達到了180億美元。
喬治·索羅斯，美國企業家、投資家、慈善家，以募集大量資金試圖阻止喬治·布什的再次當選總統而聞名
美國非NGO數量龐大且門類齊全。據估計，美國現有約200萬個NGO，且大部分都是近30年成立的，涵蓋了幾乎人類所有的活動領域，它們之間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
關於美國NGO的分類的維度有很多。從發揮作用的維度看，美國的NGO可分為執行類、中介類和合作夥伴三類。
- 執行類NGO：透過動員資源來為需求者提供產品和服務，如慈善組織透過供應裝置和傳授技能為貧困地區提供食物和飲用水。
- 中介類NGO：透過啟迪思想和貢獻智慧來推動社會變革。比如智庫、人權保護組織等透過調查和釋出報告來擴大影響，促使民眾提高各類問題的意識和認知，並利用遊說來影響政策。
- 合作伙伴：即透過與其他NGO合作來解決問題和滿足民眾需求的非政府組織。比如提供資訊科技，專門研發特種裝置及蒐集專門資訊等等，
美國NGO的領頭羊，無疑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該基金會透過撥款與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等MGO建立了緊密合作關係。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官網
由於歷史運作時期漫長，美國的NGO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執行制度。有著工作體系完備、執行機制完善、聘用人員職業化和專業化程度高、分工協作順暢、技能技巧熟練、操作經驗豐富等特點。甚至發展出了相應的評級體系。
就預算而言，評級體系將日常管理開支佔總預算的10%，作為判定其運作好壞的標準，低於10%的被視為執行良好，“理想的NGO，應該將85%以上的預算投入到具體專案中”。
美國的NGO依靠悠久歷史和雄厚財力，與很多國際NGO保持著密切關係，並對後者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很多世界著名的NGO，不僅資金和員工主要來自美國，而且運作機制沿襲自美國，有些總部就位於美國。
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也是美國知名NGO之一
2）美國NGO與政府的關係
在美國，NGO是政府和市場之外的“第三部門”。他們不僅社會運轉和治理中發揮著橋樑和穩定器的作用，還與美國政府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絡。
首先，NGO充當著政府和民眾的橋樑。他們透過提供資訊鼓勵民眾參與政治，將民眾的關注帶給政府，倡議和監督政策執行。
其次，NGO具有補充政府和市場缺失的社會功能，充當穩定器。美國奉行“小政府”理念，政府履行社會職能時常因預算不足和能力有限，無法完全承擔所有職能，很容易易對社會造成很大沖擊。此時，NGO能填補政府和市場失靈形成的漏洞，提供部分公共產品，讓社會運轉更順暢。
第三，NGO與政府建立有合作關係。美國政府的一些服務通常會利用外包形式向社會開放，NGO利用自己的特長申請。一旦成功，他們便與美國政府建立契約合作關係，從政府得到資金。
洛克菲勒基金會，全球最“年長”的NGO之一
在非政府組織資金的四個來源中，政府撥款是一種很重要的途徑（其他三個途徑為會費繳納、產品和服務售賣、私人捐助）。譬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主要收入，就是來自國會透過國務院的年度預算撥款，其餘來自如高盛公司、福特汽車、波音公司和花旗集團等企業的“贊助”。
在當下的美國，諸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樣與政府關係密切的NGO有很多。不客氣地說，他們更像是掛著NGO牌子的準政府組織，尤其是在執行對外戰略時，往往同政府部門特別是國務院和情報部門緊密合作——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通常被稱作“第二中央情報局”。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及其子機構
美國NGO與政府建立密切關係的另外一種形式，就是讓政府官員直接進入其組織內部擔任高階職務，確保與美國對外戰略保持高度一致。
如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1997年1月——2001年1月任美國第64任國務卿，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女性國務卿），直接擔任過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即NDI，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子機構之一）主席。因此，西方政治學者甚至用“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一詞，來形容美國NGO同政府的緊密關係。
奧爾布賴特，捷克裔美國人，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現為喬治敦大學埃德蒙·A·沃爾什外交服務學院教授
3）美國NGO在海外的資源及優勢
由於歷史悠久和經驗豐富，美國的NGO積累了充足的海外資源，具備與美國政府合作在海外開展專案的特殊優勢。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積累了豐富的海外知識。
一般情況下，NGO都是透過在海外設立各種專案，來完成相應任務。在專案實施過程中，NGO的工作人員需要到專案所在地進行實地工作。因此，他們常被稱為“田野工作者”。
他們熟悉當地氣候、地理、風俗習慣、交通狀況、宗教禁忌等情況，懂得如何同當地人打交道，能打通警察、媒體和外事等政府各個部門的關係。簡單地說，他們全面掌握了能在當地“辦成事”所需的知識，是職業化的“萬事通”。
國際NGO“綠色和平”官網頁面
第二，儲備了各方面的專業人才。
NGO開展活動通常採用“專案制”，即將一段時期內在某個地區要實現預期目標設立為一個專案，調配各種人員和物資來完成。在此過程中，許多專門人士透過大量實踐，成為了該領域的專家。可以說，NGO積累了一大批涵蓋幾乎所有事務領域且分工明確的專業人才。
NGO總部有專司專案策劃、預算編制、賬目管理、情況彙報、（與“一線”專案實施者的）溝通協調的專家；在專案實施區域有負責裝置除錯、風險評估、應急處置、培訓指導、撰寫報告、與當地各種勢力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專家。
一言概之，美國的NGO不僅有各類人才的充足儲備，還能透過階段性關注重點的變化對人才庫進行動態調節，完成自我迭代。
美國“福特基金會”官網
第三，建立了完善的人脈關係網路。
在美國國內，NGO為實現目的，需要同社會公眾和政府建立及維持良好關係。基金會和慈善組織要募集資金，需要掌握與公眾和政府溝通的各種精細技巧，尤其是與媒體打交道和政府公關。兩者都需要同專業人員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簡單地說，就是要構建一張人脈網路。
因此，NGO在海外運作專案時，往往將國內這套做法搬到專案所在地，同當地的政府、媒體、黨派、軍隊、工會、學生組織、基層組織、部落、民間組織、社會名流甚至草根民眾，都建立起良好關係。
“美國環保協會（EDF）”中文官網截圖
第四，設立了較多海外專門機構。
出於便利專案開展等目的，NGO在境外設立了數不清的分支機構。即使在遙遠的非洲莫三比克，美國NGO都在當地建立了不少機構。
它們透過向目標國家的工會、黨派、學生俱樂部及其他民間組織提供資金等方式，實際開展或監督開展各類專案。如索羅斯基金會在歐洲、亞洲、拉美和非洲都設有機構，覆蓋60多個國家和地區。除永久機構外，一些NGO也會在專案所在地設立臨時專案辦公室，開展類似的活動。
“大自然保護協會”官網截圖
NGO在美國對外戰略中承擔的主要職能
整體來說，美國NGO主要透過專案和運動兩種方式來運作。前者較為單一，著眼單個戰術行動；後者更為複雜，涉及一系列運作技巧和複雜目標。總的來說，NGO在美國對外戰略中，主要發揮對外援助助手和顏色革命工具兩種作用。
1）在對外援助中充當政府助手
就美國而言，對外援助有三類機構參與，即政府部門、私人企業和NGO。在二戰結束後，NGO逐漸成為美國對外援助的助手，是政府之外的第二種力量。在任務分工上：
- 政府提供宏觀指導、與受援國談判、人才培訓、資金擔保（進出口銀行）、風險預警和意外處置；
- 企業負責提供技術、裝置、資金和管理技術；
- NGO則派出專家，進行實地評估和調研，撰寫總結報告和提出建議。
除了調研和評估之外，一些NGO在教育、醫療、環保和扶貧等方面具有特長，有些就是某領域內的專業化機構。因此，部分“專業”的NGO越來越多地涉及美國政府的一些諸如人員培訓等專案，政府將一些資金注入NGO，幫助它們逐漸成長壯大，甚至直接將一些援助專案交給它們獨立完成，自己只提供宏觀指導和程序監督。
2005年3月，抗議者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衝擊政府大樓
絕大多數NGO在境外開展工作時，一般都接受國務院下屬國際開發署和駐當地國使領館的指導。譬如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發生顏色革命時，索羅斯基金會與美駐吉使館配合默契，安排人員到該國各地（特別是南部反對派勢力較強的地區）觀選。一言概之，美國的對外援助，一開始就具有“服務美國全球戰略”的根本屬性。
2）在顏色革命中充當政府工具
通常，美國會打著“讓對外援助更有效率”的旗號，暗地改變受援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並讓NGO深度參與其中。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NGO就成為了美國實施顏色革命的重要工具。
所謂 “顏色革命”，主要指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發生在中亞、東歐和蘇聯加盟共和國和地區的一系列政權更迭的事件。由於每次都採用一種特別顏色或者花朵作為標誌，因此被形象地稱為“顏色革命”或“花朵革命”。
“天鵝絨革命”舊照
典型的“顏色革命”案例，有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2003年喬治亞的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的栗子花革命（“橙色革命”）、2010年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黃色革命”）和2011年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等等。
縱觀顏色革命，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 民眾以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為名，推翻現政權；
- 建立的新政權均親西方；
- 政權更迭過程是低烈度的“非暴力”方式。
拓展閱讀：讀書筆記：烏克蘭人的終極困惑，“我到底是誰？”
喧囂的烏克蘭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先後在越南、義大利和法國等國，策劃了一系列秘密行動，旨在干預其國家選舉。“遺憾”的是，這些行為被逐一揭穿並最終淪為醜聞。因此，美國不得不尋找更“柔性”的方式。
1983年，在總統里根總統的主導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成立。從此，包括民主基金會在內的美國許多NGO開始接手中央情報局的部分工作。坦誠說，這些NGO可謂“成果頗豐”，如策劃推翻波蘭共產黨政府，在巴拿馬、阿爾巴尼亞、尼加拉瓜和斯洛伐克等國的選舉中大動手腳，實現了新生政權親美的目的。“如今國家民主基金會所做的許多事情，以前都由中央情報局秘密承擔”。
1981年7月，里根在電視上說明減稅法案的計劃
另外，索羅斯基金會捲入了很多中東歐國家的的選舉和政權更迭行動，方式包括培訓反對派、資助獨立媒體、監督司法運作、邀請官員和學者到美國學習和考察等。
2003年，在玫瑰革命中被推翻的喬治亞總統謝瓦爾德納澤（1928—2014）向媒體憤怒地表示：“有一位大使告訴我，索羅斯為發動‘玫瑰革命’拿出了300萬美元。”
2004年，索羅斯基金會先後向烏克蘭NGO和反對派資助了約6000萬美元，用於“與選舉有關”的各類專案，包括為大學生積極分子提供培訓、為“獨立”報刊和電臺提供支援、為選舉提供監督和民意調查；2005年，索羅斯基金會在吉爾吉斯斯坦故伎重演，迫使總統阿卡耶夫流亡國外。
總而言之，NGO利用顏色革命隱蔽性高、滲透力強、成本小而收益大等特點，對所謂遭受壓迫的國家和人民實施“人道主義干預”，推行所謂“保護責任主義”，進而製造、參與和推高目標國家的內亂，讓美國找到武力或非武力干預藉口，最終在當地扶植一個親西方政權。不誇張地說，NGO已成為美國推行顏色革命的一大利器。
深夜的美國白宮
坦誠說，顏色革命的執行機制並不複雜，即用媒體制造輿論，煽動民眾上街遊行甚至發動街頭革命，對政府施壓迫使領導人下臺，最終改變政治制度。
為達此目的，NGO會組建一個制定整體計劃的專業高效指揮部、籌措能及時向民眾傳輸資訊的通訊手段和工具、組織能動員民眾遊行示威的骨幹團隊、控制能隨時聽令製造事態的媒體，一旦“時機成熟”，它們就按照美國政府意圖，在相應時候啟動機制，“按部就班”和“按圖索驥”地發動一場場顏色革命。
在玫瑰革命中被推翻的喬治亞總統謝瓦爾德納澤（1928—2014）
顏色革命的關鍵，在於“動員民眾遊行示威或者組織群眾”。在這一方面，NGO具有天然優勢。在它們的運作理論中，就有一種稱為“教育倡導公眾”——教育和影響民眾的意識可以改變其行為，使其朝倡導的目標行動。
因此，它們利用掌握國際話語權的有利條件，打出“民主、自由、人權、環保”等口號，普世價值，運用演講、網路、報紙、傳單、手冊、（地下）電臺、電視臺、社交軟體、自媒體等各種大眾傳媒工具，透過發表報告，舉行研討會、論壇、培訓班等形式，將特定資訊灌輸給意見領袖及民眾，“塑造”民眾的意識觀念，讓民眾產生思想混亂。一旦大量民眾上街，很快就會演變成反政府示威的群體性事件，對政府的壓力成幾何倍數增加。
“橙色革命”後上臺的烏克蘭總統尤先科，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談判的關鍵人物
文章臨近尾聲，我們簡單概覽一下NGO發展出一套成熟而極具破壞力的工作模式。
- 它們會向參與街頭革命的骨幹提供資金、暴動物品、特製溝通軟體、（策略和技巧）培訓等實物和服務，煽動民眾採取更大規模、更強烈度的街頭革命。
- 為更好“引導”民眾，它們經常利用媒體向民眾傳播一些具有極大欺騙和迷惑性的特定資訊，尤其是現任領導人的腐敗謠言。就像蓬佩奧所說的那樣：“我曾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我們還有一門課程專門來教這些。”
- 直接策劃和指揮社會運動。它們利用高科技優勢和“話語霸權”，充當“操盤手”，導演街頭政治；在關鍵節點上，非政府組織直接指揮。每天時刻關注，動員和組織大量民眾行動。
美國的對外援助從一開始就與意識形態對峙和和平演變，結下了不解之緣。把受援國改造成民主國家，在此過程中逐步把NGO綁上顏色革命這輛戰車，並持續至今。
突尼西亞動亂
結語
總而言之，NGO不僅在美國國內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越來越多參與到美國對外戰略中，或者幫助實施對外援助，提升美國國際形象；或者捲入改變當地政權的程序當中——這既是其自身特殊的政治文化屬性使然，也與美國的對外戰略一脈相承。就像倫敦大學名譽教授維克托·托馬斯所說的那樣，“NGO是美國擴張的主要工具之一”。
美國意圖透過NGO，利用所謂“民主+市場經濟”模式改造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但很多時候換來的卻是戰亂、衰退和民生凋敝。由此可見，運用不合理、非道義的卑鄙手段和行徑來搞亂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行為，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