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懷剛回憶自己脫離皖系直系北洋軍閥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經過

我出身於一個大軍閥、大資本家、大地主三位一體的家庭。伯父靳雲鵬系皖系軍閥，曾在北洋軍閥政府徐世昌執政時期兩次出任國務總理；父親靳雲鶚系直係軍閥，曾任吳佩孚的副司令、河南省省長；叔父靳雲鶴是北洋政府陸軍部的少將參議。他們都曾威赫赫名噪一時。靳家在北京、天津、濟南等地擁有眾多的樓房公館；擁有濟南的大觀園、淄博的洪山煤礦（原魯大礦業公司）、魯豐紗廠等工商業、房地產；在原籍山東省鄒縣境內和與鄒縣相毗鄰的濟寧、兗州、滕縣等地霸佔土地兩萬八千多畝，其擁有量在魯南來說，僅次於孔孟兩家。我作為靳雲鶚的長子，是民脂民膏養大的，在矛盾重重的社會、家庭中度過了我的少年時代。在抗日民族革命浪潮的推動下，我跳出了這個家庭，跟著共產黨走了革命之路。古人說：“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回首我所走過的路，大體就可用這兩句詩來概括。
　　　 一
　　　 我童年記憶最深的是1927年，那年我9歲。當時，北伐革命軍攻至武漢，作為汀泗橋重要守將的父親終被戰敗，國民黨政府對他下了通輯令。他回到天津，躲進外國租界當了寓公，也就在那個時候，我和家人隨父親回到天津。那時，伯父早已下臺也寄居天津。他們在政治上雖然都不再擁有權力，但樹枯影留，仍然通官府，吃四方，終日花天酒地，賓客盈門，擁有很強的潛勢力和雄厚的資本。俗話說瘦死的駱駝也比馬大，就是在這個家裡，我過了19年的大少爺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當時，我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經常從報紙上看到東北戰況，對日軍侵略非常不滿。不久日軍又發動了天津事變，天津的局面頓時大亂，日軍在租界與華界的大街上隨意搜查打罵行人，更使我義憤填膺。南開中學後面原是一片開曠地，日軍在這片曠地裡建了打靶場，槍炮聲終日不斷，攪得我們無法上課，老師學生都非常氣憤，而當局卻根本不問。我多次在去北京的火車上，親眼看到一些日本人和朝鮮浪人在客車上裝了許多貨物，將車門和通道堵塞，中國乘客無法行走，發生爭執後，日本人蠻不講理，肆無忌憚地動手打中國人，而乘警不但不責備他們，反而責怪中國乘客，令人十分氣憤。當時我想：為什麼外國人不拿中國人當人待？而這些中國人也拿中國百姓不當人待？我們古老的中華民族怎能容忍敵人入侵、逞兇？為此，我常在同學中或回到家裡時發議論，也有時把聽到的有關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訊息帶回家裡。家裡卻阻止我，不讓我管，不讓我說，只讓我潛心讀書。為什麼不讓我說，我當時想不通，心裡不服，就回避著家庭，去接近一些進步同學。從而，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要革命的想法逐日萌發。
　　　 1934年我初中畢業後，家庭遷居北京，我也轉學到北京讀高中。1935年秋，我父親病死在北京，我就成為我們這一支的“名譽家長”。不久，我家又遷居濟南，我仍留在北京讀書。這年6月，賣國的“何梅協訂”簽訂之後，民族危急日益嚴重。11月間，日寇向華北發動了新的侵略，並指使漢奸殷汝耕在河北省東部成立傀儡政權。國民黨政府繼續採取不抵抗政策，居然同意成立什麼“冀東自治政府”，以迎合日軍的要求。由此激起了人民的強烈反對，終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廣大愛國學生上街遊行示威，我們學校的學生也參加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由於我出身於那樣壞的一個家庭，我雖是學生班級的班長，班裡的進步同學並沒有事先通知我，及至我也到了街上，他們才給了我一張口號單，讓我領呼口號。我們一齊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冀東自治政府是賣國政府！”、“打倒賣國賊殷汝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大街上，學生隊伍浩浩蕩蕩，一邊前進，一邊高呼口號，非常氣派！正在遊行時，國民黨政府出動了大批軍警前來鎮壓。同學們認為我領呼口號最保險，即使被捕也不要緊：當時的北京市的警察局長袁良曾是靳雲鵬的老部下，如果我被捕，只要家裡人說句話，就會把我放出來。軍警用馬隊、摩托車、槍刀棍棒、水龍頭等驅趕赤手空拳的學生，當場被打傷、被捕的很多。我被水龍頭衝了一身水，我與三個同學闖到消防車旁，搶過車上的板斧，砍破了水龍帶，使得隊伍繼續前進。軍警的鎮壓更加激怒了愛國學生，第二天各校學生宣佈總罷課。學生運動得到了北京工人階級和市民的同情，運動象撲不滅的烈火繼續蔓延開來，到“一二·一六”，學生、市民萬餘人再次齊上大街遊行。國民黨政府又增派軍警鎮壓，馬隊在人群裡橫衝直撞，軍警用軍棍刀背亂打亂砍。那天，我仍然在隊伍前頭領呼口號。馬隊衝來時，在混亂的人群中，我又捱了一刀背。
　　　 “一二·九”運動的爆發，很快播及到全國。天津、上海、杭州、廣州、南京、長沙等地的愛國學生也相繼舉行了遊行聲援，形成了愛國運動的新高潮。“一二·九”運動使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團結的力量。自那以後的許多天裡，我的心都平靜不下來，總覺得有一股熱血在沸騰。當時自己雖然對黨瞭解得還很少，但總覺得共產黨是好人，能夠領導人民救中國。同時對日軍的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憤恨至極。
　　　 在“一二·一六”遊行之後，同學們約定組織南下宣傳。我正在準備行李，就被家裡人知道了。已經倒臺的伯父指使家人把我騙到天津軟禁了起來，不讓我“胡鬧”。靳雲鵬雖然看不起流氓出身的蔣介石，常常罵蔣。但他出於階級本性，對共產黨是持反對態度的。所以才反對我同進步同學接近，說我是“中邪”，是“異端”，不合官宦門弟的規範等。讓我走“學而優則仕”或者是“科學救國”的路，甚至說，只要我不當敗家子，能守住已有的財產，也夠我們幾輩子受用的。這就是他們的處世哲學。在被關的日子裡，我也明白了進步同學在遊行之前不告訴我的原因。唉，誰叫自己有這麼個家庭呢？可又有什麼辦法，家庭出身問題豈能由個人選擇。
　　　 恰恰在這個時候，我的家裡鬧得一團槽：兩個弟弟和庶母鬧得很僵，矛盾非常尖銳。我的上一輩，男男女女，幾乎沒有一個不抽鴉片煙的，他們終日價吃喝玩樂，燈紅酒綠，揮金如土。對財產則是你爭我奪，家庭開支直線上升，已是坐吃山空之勢。於是引起種種糾紛，正象曹雪芹在《紅樓夢》裡寫的“除了門前的兩個石獅子乾淨，其它就沒有什麼乾淨的東西了……”當時，我的家庭和那個賈府很相似。在這種情況下，矛盾的各方都寄希望於我，希望我能夠把家庭的擔子挑起來，作為一家之主，振興家業。可是，這是一個“似大廈將傾，似燈將盡”的家，無法維繫，無法支撐。其實，也無須維繫，無須支撐。這是歷史的必然。但我自己不甘墮落，我從來認為繼承祖業當闊少爺是沒出息的，是可恥的。特別是在民族災難深重的嚴重形勢下，當了闊少爺，就要做亡國奴，或者到外國去逃避現實。這一切，都迫使我急需選擇自己的人生之路，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我決定走出這個封建末日的搖搖欲墜的官僚地主之家，投身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中去。
　　　 經過“一二·九”運動的考驗，一些進步同學同我接觸多了，我也願意向他們靠攏。在他們的幫助下，我讀了不少進步書籍，如柳堤的《如何生活》、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雜誌》以及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政治經濟學大綱》等馬列主義的啟蒙讀物。有的書自己雖然讀不大懂，但思想在漸漸轉化。我對蘇聯有一些瞭解，初步認識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這一時期，我也樂意多做點工作。譬如，開始以自己的特殊身份騎摩托車傳送檔案，同別的學校進行通訊聯絡，或是把一些秘密檔案之類的東西藏到我家裡。在學校，我們同國民黨的走狗校長展開了鬥爭，把他趕下了臺，另推舉比較進步的總務主任王化雲當校長。可是不久，被我們趕下臺的反動校長又回來了，他把我們視為眼中釘。這個學校無法再呆下去了，我只好轉學。
　　　 轉到另一個學校後，我同進步同學的來往中，發現了問題：我知道有的同學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的成員。每當我問起民先組織我能否參加和有關共產黨的一些問題時，他們總是迴避我，只讓我去做具體工作，不讓我知其所以然。因此我想不通：無論是“一二·九”遊行，還是“抬”校長，我都是賣力的，忠實的，現在為什麼迴避我？後來才知道，他們認為我留在革命組織之外，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一點。我也消除了委屈埋怨情緒。
　　　 二
　　　 1937年，我高中畢業不久，就發生了“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大舉侵華。
　　　 8月，我來到了濟南，重新見了平津時的進步同學李立知、李煥、滕國定、鄺炳躍等人。國難當頭，同學相見，親同手足。我傾吐了對黨的嚮往和願為抗日救國灑血流汗的想法。李立知等同學給了我同情和安慰，介紹我加入了“民先”（黨的外圍組織）。“民先”省隊部就安排我們到齊魯大學去開闢工作。我一面讀書，一面進行抗日宣傳及組織師生到火車站去救護前線運下來的傷兵。
　　　 齊魯大學是9月1日開學，開學不到兩個星期，日寇就已兵臨德州，嚴重地威脅到濟南，學校也辦不下去了，決定南遷到四川成都華西壩去。是走是留？我們請示了山東省隊部，省隊部決定派我們到魯南我的家鄉，利用靳家的社會關係去開闢組織抗日遊擊隊的工作。當即組成了“民先鄒縣縣隊部”，指定李立知同志為隊長，李煥、滕國定、鄺炳躍和我為隊員。先以鄒縣為基點在兗州、濟寧、滕縣一帶發展“民先”的組織，同時利用靳家的看家槍支發展武裝，組織游擊隊。在9月下旬，我們一行到達鄒縣。當時，鄒縣地下黨已經被韓復榘的偵探隊和國民黨鄒縣警察局破壞，黨的負責人彭建華、馮起等同志尚被押於濟南，地方上少數幾個黨員也全已隱蔽，無法取得聯絡。我們便先到了我的“家”之一的望雲村。
　　　 我的祖籍原是嶧山下的苗莊。清末年間是個中農戶，生活拮据。全家人除種自己很少的一點土地外，還在大路邊上開茶館、賣茶水及綠豆麵丸子，以維持生活。遇到一個災年，我祖父去逃荒要飯了，靳家兄弟先後出去當兵。在戰亂中，他們官運亨通，很快發跡起來成了大軍閥，直至爬上了省長和國務總理的寶座。從此，聲勢烜赫，青雲直上。因靳家的男人都在外當官，已經出嫁的三姑媽又回到靳家主持家政。她外號“張大腳”，人稱“張老媽子”。她善用機關，是個王熙鳳式的人物。一方面明結官府，暗勾土匪；另一方面又佈施僧侶（主要是嶧山的僧侶），標榜她的所謂“慈善事業”，藉以欺騙麻醉人民。她透過收地租、買賣土地、兼做糧食屯積商等手段，殘酷剝削勞動人民，大肆搜刮民財。在僅僅二、三十年裡就霸佔了兩萬八千多畝土地（這個數字是後來聽知情者說的），使靳家一躍而為聞名魯南的特大“暴發戶”。靳家在望雲、鄭莊、婁莊建了家園和莊子，每處都是青瓦一片。家中藏有長槍一百多支，短槍十多支，還有機槍。蓄僱丫環僕女幾十人，僱工最多時達幾百人，據說有能“燒死驢駒子”的灶臺。同時，張大指令碼人還為張家霸佔了七千畝土地。
　　　 主持靳家家政的張大腳見我帶著同學回來，開始很高興。她早就希望我能夠回家來繼承她創置的家業。其實，她還做著一場黃粱美夢呢！哪裡知道，我們就是來打碎她的美夢的。不過，我們都是在城市裡長大的青年學生，根本不瞭解農村和農民群眾，對如何開展農村工作幾乎是毫無所知。想來想去，最後歸結到我這個“家”上，準備透過靳家的佃戶、僱工和其它受剝削受壓迫的農民群眾做些宣傳發動工作，啟發他們的覺悟，起來反對地主階級的壓榨和剝削，抗日救國。為此，我們買了汽燈、黑板和其它文具，辦起農民夜校。我的這種破壞張大腳統治的行為被她覺察了，她就極力地監視、限制、干涉我們。一連好幾天的晚上，我們好容易邀來幾位青年農民弟兄剛準備上課，她闖了進來，破口大罵，攪亂了課堂，對我她並不過多的責備，卻仇視我的同學，罵他們不辦好事，吃她的，喝她的，還帶壞了靳家的後代（指我），要趕他們走。這時，我便站出來替他們辯護，向她講抗日救國，講點新思想。她根本不聽，翻臉罵我是靳家的不肖子孫。
　　　 由於惡霸地主張大腳的破壞，那些農民弟兄誰還敢接近我們？在望雲呆不下去了，我們便轉移到鄒縣城裡，住到了鄒縣地方實力派聯莊會長、鄉農學校校長劉兆漢處。因他早年曾隨靳雲鶚當過副官，是不會拒絕我們的，重要的是我們想透過他掌握些武裝，再就是開展學生運動。在縣城，我和李立知兩人負責做上層分子的統戰工作，鄺炳躍等三人負責動員群眾，重點是向鄉師學生和其它知識分子做宣傳工作。在我們的影響下，鄉師師生的抗日活動大為高漲，紛紛到街頭張貼標語，開會講演，講日寇的侵略罪行。許多人聽了痛哭流涕。我們還到鄒東的田黃、張莊一帶山區看地形，準備建立起游擊隊的活動區域。這一時期，我們先後發展了十餘名“民先”隊員。但在學生運動中沒能和統一戰線很好地配合，在正需要利用劉兆漢的時候，有的同學過激，要發動群眾“抬”他；再就是我們工作中沒有注意適當的隱蔽，廣為散發和出借進步書刊，引起國民黨縣黨部的注意，常派特務跟蹤盯梢我們，特別引起秦啟榮的兩個哥哥秦啟棠（向南）、秦啟梅的忌恨。加給我們的罪名是影響了他們的所謂“治安”和“國民秩序”，要趕我們走。劉兆漢也開始對幾位搞學生運動的同志不滿。形勢一天天惡化，越來越不利於我們，後來竟準備抓我們。對我，他們一時還不敢輕易得罪，“軍閥家庭”在這種環境下還是一把保護傘。他們是想抓我的同學，也達到了趕我離開鄒縣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得決定讓李煥、滕國定、鄺炳躍三位同學趕快離開鄒縣，回“民先”省隊部。不久，我和李立知又去泰安向省隊部彙報工作。當時負責“民先”工作的省委宣傳部長孫陶林同志指示我們：一，能夠拉起隊伍的話就迅速拉起來；二，拉不起隊伍就先隱蔽下來，等省委派地下黨的同志去後再圖發展；三，隱蔽活動也有困難的話，就撤離鄒縣去延安。同時，省委給了兩個聯絡點，一個是濟寧的金明（外號金麻子）；另一個在滕縣，只知道是個推小車的，具體是誰不大清楚，估計是李樂平同志的交通員。我們回到鄒縣後，又發生了意外：秦向南串通警察局查封了我們的“民先”辦公室，收去了“民先”刊物和進步書籍，我從家帶出的兩支短槍也被拿走。劉兆漢躲了起來不給見面，敵人還聲言要抓李立知，事態發展十分危急。我當即決定離開鄒縣城，第一步先到望雲。為了保護李立知，讓他騎我的摩托車先走。我僱了兩輛洋車拉著行李和書籍斷後。形勢惡化得非常快，在我出西門時，守門警察和一群士兵攔住去路，氣勢洶洶的非要搜查不可。這時，我就通名報姓，亮出靳家的“牌子”，對他們喝道：“你們為什麼敢攔我！”這一手倒真靈，馬上出來一個警官賠禮道歉，乖乖地送我出城。
　　　 到望雲後，我和李立知按照省委給的聯絡點，分別到濟寧和滕縣與地下黨的同志聯絡，結果都沒聯絡上。在望雲有張大腳從中破壞，群眾不敢接近我們，有槍沒有人，也拉不起游擊隊來。到12月底，還未等來接頭的地下黨的同志，日寇已進佔兗州，在望雲就可聽到敵人的槍炮聲。我們也無法再繼續活動，便決定執行第三個方案——到延安去。
　　　 我要走，在望雲的家裡當然誰也不敢管，他們就派人星夜去鄭莊報告了張大腳。她坐著輛四匹牲口拉著的大車，帶著家丁飛快的追來，終於在石牆村南的大路上趕上了我們，非要把我拉回去不可，對李立知更是罵聲連天。當時，我二弟是被我們動員出來的，也和我站在一起同張大腳進行說理鬥爭。她又是吵又是鬧，說：“我千辛萬苦置下這些田產，就是為著你們繼承下去過好日子的，你們走了我怎麼辦？”我回答她：“你想給誰就給誰，我反正不當地主家的寄生蟲，不當農民的吸血鬼。”我們果斷地推起裝著行李的腳踏車向著延安出發了。再回頭看，張大腳立在大路邊，無可奈何地哭了。
　　　 回顧在鄒縣的這段鬥爭活動是有教訓的：我們偏重了在少數知識分子中活動，沒有做到和廣大的工農民眾相結合，應該說，革命的主力是工農民眾；再就是我們離開濟南時，手抄了一份《蘇聯紅軍游擊戰爭條例》，準備照著這個《條例》去拉遊擊，豈不是笑話！後來知道，就在我離開望雲的第二天，省委派回鄒縣的地下黨員馮起同志（剛出獄）就找到了我家，但已經晚了。他們拉游擊隊苦的是沒槍，而我是有槍沒人扛，如果結合起來，隊伍不就很快拉起了嗎。結果只差了一天的時間，便造成我們終生的遺憾。
　　　 三
　　　 1938年元旦，我與李立知同志到達徐州，又經鄭州、洛陽到達西安，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叫我們先去安吳堡青訓班。當時馮文彬、胡喬木等同志在安吳堡主辦青訓班。在青訓班，我們遇到了許多北平、天津來的進步同學，其中不少是共產黨員，訓練班內有黨的半公開活動。在黨的培養教育下，我對黨和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也可以說，思想上有了一個飛躍。
　　　 一個月的學習結業後，我被分配到西安辦事處，在林伯渠同志身邊工作，負責編報紙摘要。在同林老和黨的其他領導同志的接觸中，我體察到我們共產黨的幹部與舊政府和國民黨的官僚有著天淵之別。他們和藹可親，與士兵同甘共苦，謙虛謹慎，忘我工作，是實實在在的人民公僕，使我深為敬服。林老知道我是從山東來的，又姓靳，一天他問我：“山東有個靳雲鶚，是軍閥，你知道嗎？”“那是我父親。”我回答。林老聽後以奇異的目光久久地望著我，似乎在說，軍閥的兒子參加了革命？我把自己的身世，衝出家庭的前後經過向林老講了一遍。林老以讚許的語言，給我親切的撫慰，他勉勵我在革命隊伍裡紮根、開花。那時，我中心思想是不到延安不死心，再就是爭取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總覺得自己能夠當一名共產黨員才是最光榮的。我連續向林老提了幾次入黨的要求後，林老便推心置腹地說：“不要心急嘛，要安心好好工作，只要表現好，組織上會找你的。”
　　　 雖然林老如此解釋，可我還是安不下心來，一心想上革命聖地延安。出於青年人的執拗，就象小孩撒嬌似的多次向林老要求。最後那次，我幾乎快要掉下淚珠來，他才答應了我。
　　　 大約在3月底，我和王雨田等同志一塊動身去延安，正好和白求恩大夫坐一輛卡車。他坐在駕駛室裡，我們趴在車上的大米包上（北京革命軍事博物館裡有這幅照片）。當時，我只知道他是個外國人，不知道他的姓名和到中國幹什麼來了。到延安之後，對白求恩大夫才有了些瞭解。知道他是加拿大醫生，率領一個由加拿大和美國人組成的醫療隊，來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當時，我想：白求恩大夫作為一個外國人，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離別了自己的國土和家園，僅這一點就十分可敬，況且他在工作中滿腔熱忱，有高度的責任感和犧牲精神！我們作為中國人，為了解放自己的民族更是責無旁貸。從那以後，白求恩大夫的形象經常出現在眼前，他的可貴精神成了促使自己思想進步的動力之一。
　　　 在延安，我被編入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第二大隊一隊，羅華生同志任我們隊的隊長。在抗大，我們這一期大部分是平津流亡學生和全國各地的學生。一隊隊的學生就象股股湧出石縫的山泉小溪，七折八彎，終於匯流在革命的洪流裡。我們一塊學習，一塊勞動，一塊操練，心情十分愉快。1938年4月30日，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組織上批准了我的要求，我成了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在那之後的連續幾天裡，心情都平靜不下來，我感謝黨，就象感謝不嫌棄兒女丑陋的母親一樣。儘管兒女丑陋、不懂事、頑皮，可是，母親總是親切而溫存地撫慰他，哺育他。從此，我立下了為共產主義、為全人類的解放奮鬥終身的誓願。
　　　 同年7月，山東省委書記黎玉同志去延安要幹部，中央遂選派一百六十多名幹部（多是抗大和陝北公學的學生，其中有紅軍老幹部二十人）去山東。出發時，這一百六十多名幹部分為一個司令部和一個幹部隊。司令員張經武，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江華，參謀長吳克華；幹部隊長鬍奇才，指導員徐斌州。我在幹部隊任副隊長兼黨支部書記。隊伍於8月10日由延安出發，經過近四個月的步行，長途跋涉四千多里，於12月初抵達中共山東分局的駐地沂水縣岸堤村。分局以我們來的這批幹部為主，正式宣佈成立了八路軍山東縱隊。組織上分配我到十二支隊任團政委。那時，我才二十歲，要挑起這副重擔確實有困難。但是，黨相信我，我決心沿著黨所指引的革命之路走下去。
　　　 四
　　　 在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年代裡，我主要活動在魯南地區，先後在十二支隊、中共魯南特委、第三地委、魯南區黨委、魯南一軍分割槽、一一五師、鐵路工委等處工作。
　　　 初到魯南時，那個“家”對我依然不死心，庶母和張大腳幾次派人看望我，給我送些東西，“感化”我，以圖最終把我拉回去，為靳家繼承家業，支撐門戶——想得多美喲！我是背叛了剝削階級的共產黨人，是革命軍人，和他們已經沒有共同語言，我和他們的關係已經是對立階級的關係。不過，他們既然派人來，也好，部隊很困難，把帶來的東西留下，大家一塊改善生活。1939年冬，一一五師進入魯南地區，由於敵人的封鎖，部隊的藥品非常困難。師政委羅榮桓同志找三地委書記宋子成同志想辦法搞些藥，子成同志想起可以利用我那個“家”。於是，我就給天津的“家”寫了信，讓他們幫個忙。他們對我背叛家庭雖然很憤恨，但我總還姓靳，他們還是幫忙的。不久，價值四千多元的藥品就送到了一一五師衛生部長谷廣善同志處。
　　　 我最後一次“回家”是1944年夏天。我和熊天仁等同志帶領部隊去開闢鄒西，在殲滅了反共頑軍馬光漢匪眾後，部隊就開進了鄭莊我的老“家”。張大腳雖然持敵視態度，但我們有槍桿子，帶著部隊，她毫無辦法。隊伍得到了幾天休整，並吸收了我家的一些青年僱工參加部隊。從那以後，就與我故鄉這個“家”斷絕一切關係。
　　　 回顧在魯南打游擊的歲月，生活的確是很艱苦的，半年糠菜半年糧，分文無有，在由陝北到山東的長途行軍中，幾次輕裝，把衣服、被子都丟光了。到魯南時，我的一條棉被是“家”裡來人看我時留下的，身上穿一件空心棉襖。1939年春天，我去山東縱隊指揮部彙報工作時，因我患有哮喘病，領導上照顧發了一件大衣。這樣我就比其它同志好多了。生活儘管艱苦，但心情卻是很愉快的，原因是有苦同當，有飯大家一塊吃，深深體會到戰爭年代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活，是非常必要的。
　　　 說到物質生活，自我離家之後，當然是一落千丈。在平津期間，全家人都是披綢裹緞，食腥饜羶。我讀中學時，家中每月就給我四十元的零花錢，交學費和買衣服可以另拿。所以，那時根本不懂得什麼叫捱餓，什麼叫受凍。參加革命之後，生活是大變了。但不再吃剝削來的飯了，我心裡卻非常高興。我從來認為，一個人單純追求物質生活享受是沒出息、沒出路的。艱苦的生活正好可以磨鍊一個人的革命意志。再說，革命部隊和戰爭時期的廣大群眾生活都是艱苦的，人家能受，我為什麼就不能受？！不擇手段的貪圖舒適，庸庸碌碌了卻一生是最卑鄙的。
　　　 可是，在我家裡與我年齡差不多的兄弟，幾乎沒有不迷戀家庭的那種優越生活的。就說比我小一歲的二弟，當年作為平津流亡學生在我們決定離開鄒縣時，總算把他說通了，願意和我們一起去延安幹革命，在和張大腳鬥爭時，他也和我站在一起，到了鄭州，他便和他一個同學去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後來知道，他吃不了苦，沒幾個月就開了小差，繞道重慶，經香港回到天津，過起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兒生活，後來成了吸毒犯，被判刑死在勞改農場。比我小三歲的三弟也捨不得養尊處優的貴公子生活，在第三次國內戰爭時，竟跑到土改後的老家去倒租，也被判了刑。正是由於那個罪惡社會，罪惡家庭的影響，使他們走上了反動的道路，被人民被歷史所唾棄。如果我不是走上革命的路，也沒有我的今天。濟南解放之後，在房地產登記時，對大觀園的財產我拒絕登記，由政府作為無主產業處理了。為此，靳家的人罵我是“傻瓜”、“不懂事”。其實，不懂事的是他們，大觀園原本是勞動人民血汗的結晶，難道不應歸還給人民？
　　　 我之所以走上革命之路，是由於在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中，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推動下，經過“一二·九”運動，受到了革命教育，對黨和黨所領導的革命有了一定認識。黨所實行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政策，團結各種各樣不願當亡國奴的人，其中包括我這樣壞的家庭出身的人。而我自己則僅僅是個有民族正義感的青年，不甘墮落，不願當闊少爺，更不甘做亡國奴，願為挽救民族危亡出把力，所以，就毅然離開家庭，拋卻了所謂榮華富貴，叛離了封建正統思想和傳統，跟共產黨走，到革命隊伍中去。直到現在，我常常給我們孩子們和青年人講，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經濟利益，那樣會成為近視眼的。要多為國家、為民族想想，多出點力，只有整個國家富強了，才有全民族美滿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