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安平
八一電影製片廠1957年拍攝完成的《五更寒》，是一部富有新意的革命戰爭題材影片，描寫解放戰爭初期我軍主力暫時撤離後，大別山區根據地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歷盡艱險堅持鬥爭，終於度過黑暗迎接黎明。片中人物形象鮮明生動，矛盾衝突尖銳激烈，情節發展曲折跌宕，大膽直面革命鬥爭逆境與革命隊伍分化，並觸及“人性”、“人情”禁區，因而受到廣泛關注。
親歷嚴酷鬥爭
雄峙於鄂豫皖三省邊界的大別山，是中國革命的重要發源地和主要活動區域之一。早在1924年，這一帶就開始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農民運動得到疾風驟雨般發展，並曾經配合北伐革命軍進軍武漢，向地主豪紳展開洶湧澎湃的鬥爭，直接打擊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因蔣介石叛變而遭到失敗後，在黨的領導下，繼八一南昌起義，這裡舉行了大規模的秋收起義，創立了鄂豫皖根據地和工農紅軍，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作為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為中心的南方革命根據地的重要部分，配合中央紅軍粉碎了敵人的歷次全面“圍剿”，長征開始後，留下少部分主力配合紅色游擊隊繼續堅持游擊戰爭，抗戰期間改編為新四軍2師和5師，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而戰鬥。1946年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在大別山地區糾結數十萬主力，大規模重點進攻新四軍5師，企圖完全控制這一戰略要地，我軍為了儲存有生力量，集中兵力打擊敵力，5師主力作了戰略轉移，撤退至黃河以北地區，大別山地區又一次暫時處於國民黨的血腥統治之下，根據地人民繼紅軍主力長征後再度慘遭其荼毒。在一年多時間內，敵人用盡一切殘酷野蠻手段，大批屠殺共產黨員、傷病戰士、青壯年和革命軍人、幹部的家屬，大量販賣婦孺，企圖以這些恐怖手段徹底摧毀大別山老革命根據地黨的組織，肅清黨所領導的遊擊武裝，壓服人民的革命意志，使之成為其鞏固的後方。事實證明這是絕不可能的，大別山根據地的人民堅信黨的領導，前仆後繼、英勇頑強地展開鬥爭，直至迎來劉鄧大軍建立解放區，贏得“大別山紅旗不倒”崇高歷史地位。影片《五更寒》所表現的，正是這艱苦卓絕革命鬥爭生活的一個典型縮影。
◆編劇史超
該片編劇史超，被譽為“一位有著戰地經驗的作者”。他17歲投筆從戎參加八路軍，被分配到河南周家口打游擊。後被選送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本想畢業再赴戰場打鬼子、殺漢奸，但被留任總政治部秘書，曾隨軍政考察團去過晉西北、晉察冀、晉中等前方，又進入延安軍政學院學習，分配至中央調查局西北局軍事研究室，任友軍組代組長。因在文化活動中顯露才幹，在延安大學學習一段英語後，轉入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學習，自此走上文藝道路，先後擔任過抗大七分校教員、陸軍中學宣傳科長、晉冀魯豫大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副團長、團長，創作了歌劇《楊四子》《兩種作風》《王克勤班》等，受到劉伯承、鄧小平的讚揚。1947年隨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到大別山，在極其艱苦條件下堅持鬥爭，正是“這段像熱血一樣鮮紅、像冰川一樣冷酷的經歷”，成為後來促使他創作《五更寒》的緣由。
當時史超負責領導一個區的開闢工作，任務是發動群眾建立新政權進行土改，所去是經扶縣(今新縣)一處最艱險的地方，自古就為武裝土頑和土匪盤踞，當年紅四軍打了三次都未進去。反動勢力開始懾於我主力部隊過境不敢輕舉妄動，後倚仗敵軍尾隨而來又猖狂起來，對建立人民政權極度恐懼與仇恨，敵我雙方的鬥爭殘酷、交錯、膠著、複雜，當地老百姓與進步人士在敵人的殺戮、恐嚇與威脅下，不敢和我方人員接觸，這令史超等一行的處境極其險惡，每天甚至每個小時都在生死線上進進出出，僅就所帶去的十幾個同志，到後來只剩下六個人活著。他曾有過這樣回憶：“我經常要在寂靜恐怖的深夜，到荒無人煙的山洞裡去掩埋被敵人挖去眼睛、割去鼻子、胸膛捅了數十刺刀，血肉模糊的同志的屍體；我們躲在北風呼嘯漆黑的荒山上，凍得瑟縮成一團，而山下就是村莊，就有火光；大雪紛飛，連樹都凍死了，我們還穿著單衣，肚中無食，藏躲在密林、山洞裡；有時，突然被多於我們幾倍甚至幾十倍的敵人包圍了，眼睛裡充著血，拼！拼！拼！在我們僅有不多的子彈中，還得留下最後一粒給自己─—至死不做俘虜！”
出於已經養成的為創作蒐集材料的習慣，史超利用可能有的短暫的安寧時間，將自己的見聞感受記在能夠找到的破紙上，因每天都在生和死的交界線上奔走，把它們裝在一個罐子裡埋在地下，後來被敵人誤為金銀財寶挖走了。但這段經歷刻骨銘心地存在於他的記憶之中，經常不斷地如潮水般湧上心頭，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衝動就想寫它，但因隨大軍進軍西南，忙於參加剿匪工作並進行相關題材創作，而不得不擱置，直到1956年由西南軍區文化部創作組調入中央軍委政治部創作室，終於如願以償。他有機會重返大別山舊地，見到當年的工作物件，有的跟著一起打游擊，搞得家破人亡；有的表面避而不見，暗地裡記掛溫飽安危；有的則是經受了悽風苦雨，默默走開……在離不開“話當年”的交談中，說起劉書記帶著手下的幾個游擊隊員，躲藏在後山的一個秘密山洞裡，靠著群眾偷著給他們吃食；說起國民黨的民團有了耳目，突然開來隊伍封了山，任何人到山上砍柴都得經過嚴密搜查；說起叫“大毛”的年輕貌美的媳婦，潑辣大膽地用欲脫褲子唬住民團，把藏裹在棉襖裡的一鍋飯送給山上游擊隊……這些“內心世界豐富具有複雜性格的人和他們做出的富有人性人情的事”，猶如一根金線串起翻滾心中已久的生活珍珠，使他情不自禁地由衷感到：“那些犧牲的，還有健在的同志們，以及那些善良、純樸的老少鄉親們，把他們在極端困難情況下對勝利的堅定信念，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他們的事蹟、工作、生活以及喜怒哀樂經藝術加工後，展現給生活在和平時代的人們，尤其是後代，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遂一氣呵成電影劇本，化用南唐李後主的詞句“羅衾不耐五更寒”，取名為《五更寒》，以時序冷暖喻示革命發展必經階段，成為貫穿全劇的思想靈魂：“越是到五更，天就愈冷，只要熬過五更，天一亮，太陽出來就暖和了。”
深入實地體驗
出任《五更寒》導演的嚴寄洲，亦曾在戰爭年代長期從事部隊文藝工作，1953年所在西南軍區戰鬥文工團奉調赴京與總政文工團合併，他進入八一電影製片廠任導演，先後拍攝了長紀錄片《祖國的邊疆》、短故事片《腳印》、政治教育片《這決不是小事情》以及故事片《戰鬥裡成長》，逐步熟悉了電影特性，積累了一定的導演經驗，但他並不滿足，自覺找差距，向有經驗的老導演學習，反覆觀摩國外名片，在剪接臺上一本一本地拉片子，分析影片的蒙太奇結構、節奏處理、人物設計、高潮安排、鏡頭角度等技巧。就在他透過集中一段時間閉門自學，對於電影導演藝術有些體會，需要進行拍攝實踐，急於找一個基礎好的本子而一下子遍尋不得之際，統管全軍部隊電影劇本創作的總政文化部電影處長虞棘，高興地向他推薦說：“史超最近寫了一個劇本，是反映大別山地區李先念率領的5師撤離後，留下的游擊隊在艱難困苦中堅持對敵鬥爭的故事。片名《五更寒》，很有新意，劇中的幾個人物寫得很生動，連一個地主小寡婦都寫得活靈活現，特別是影片的主角縣委書記劉柺子，更寫得有血有肉有性格，你不妨找史超先拿劇本看看。”
嚴寄洲從史超手裡取到厚厚一摞原稿，立即開始仔細閱讀，由於故事內容均是史超親身經歷過的鬥爭生活，頓時感到一股濃烈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而嚴寄洲自己在抗日戰爭中曾經深入到晉西北敵後，參加過一個時期的武工隊鬥爭，那段生活與《五更寒》中的描寫有許多相似之處，讀起來格外親切，深深地被劇中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所吸引，在心中激起了一股無法遏制的創作衝動，想立即把它搬上銀幕，並且覺得具有導演好這部電影的有利條件，一方面是因為有類似戰鬥生活積累，能夠抓得住摸得著全劇的故事和人物脈絡，對未來拍攝這部影片心中有一種踏實感，另一方面是自己已先產生強烈激情，有助進入特定的創作情境，才有可能出好作品，因為感動不了導演的作品，就感動不了觀眾。後來他在創作《五更寒》分鏡頭劇本時，一邊寫一邊掉眼淚。其中一場戲是晚上下著大雨，部隊又累又餓，敲群眾的門沒人敢開，只得又走回大雨中。沒辦法還得回去敲門，可是不等再敲門，門卻開了，老百姓伸手把我們的戰士拽進去。聽說戰士們三天沒吃飯，趕緊燒火做飯，熱騰騰地端上來。他對這樣的事情深有體會，在導演闡述中特意寫下：“讓今天的人們看到我們的先驅者，是如何進行著和數量上佔絕對優勢的敵人進行的殘酷鬥爭……再重溫一下那些革命先輩不畏艱險、戰勝困難的優良傳統，無疑是有著十分巨大的現實意義的。”
◆嚴寄洲
第二天，嚴寄洲就向廠領導極力建議拍攝此片，獲准後迅速選擇演員投入籌備。他在讀劇本時，腦子裡浮現的主人公劉書記的形象，竟是山西話劇團團長楊威，其身材矮小，面目清癯，但精神矍鑠、目光炯炯，像個老農，但有剛毅的內在氣質。抗戰時他們曾一起在西北戰鬥過，嚴寄洲馬上給楊威打了個長途電話，邀請其飾演這個角色。楊威讀了劇本後一個勁來電話來信，詢問什麼時候開拍。這讓嚴寄洲很為高興，相信演員有激情肯定能成功，後來影片上映果然獲得觀眾的認可與讚許。片中另幾個主要角色，同樣挑選了氣質、特點與之接近，並具有一定表演經驗的演員來飾演。大膽潑辣、放蕩不羈，但心地善良、愛憎分明，曾被迫嫁給地主兒子，內心同情革命的年輕寡婦巧鳳，由重慶話劇團的曹櫻擔任；嫉惡如仇、堅決勇敢，在敵人面前威武不屈，與軟弱動搖的丈夫形成鮮明對照的女地下共產黨員穆英，由曾在話劇及電影《衝破黎明前的黑暗》中飾演過鳳霞一角的李雪紅擔任；為人淳厚善良，從小種田吃苦、深受地主豪紳欺壓，表面當偽甲長、暗裡是我方情報員的勞良才，也由曾參與影片《衝破黎明前的黑暗》拍攝的總政話劇團劉季雲擔任；表面工作積極、聰明能幹，在革命順利時爬上縣委組織部長職位，艱苦鬥爭中暴露個人主義思想本質，最終叛變革命的莫文階，由剛從中央戲劇學院表訓班畢業，並在畢業公演的《小市民》中飾演主角的朱子錚擔任。
◆《五更寒》劇照。
攝製組成立後，嚴寄洲即帶領全體演職員，由編劇史超引導前往大別山地區，進行為期一個月的體驗生活。他們專門訪問了時任河南監委會書記劉名榜和信陽地委監委會書記邱繼敏，兩人就是片中所描寫的劉書記原型。他們應邀介紹了許多親身經歷的鬥爭事蹟，當回憶如何出奇制勝打擊敵人，如何聲東擊西迷惑敵人，如何摸進據點打掉敵人爪牙時，神采中充滿著英雄的氣概和智慧，當追憶在殘酷鬥爭中壯烈犧牲的烈士和革命群眾時，又頓時陷入了深切的沉痛。邱繼敏還把他們帶到當年轉戰過的新縣灣店，走訪了許多一起與敵人鬥爭過的群眾，聽說了許多給老劉、老邱送飯送情報等事蹟，找到了片中描寫的劉書記和勞良才、王太之間那種血肉關係的生活依據。尤使他們深受觸動的是，曾隨邱繼敏爬山越嶺，尋訪一個個淹沒在野草叢中的石洞，這些地方就是當年老劉等藏身隱蔽之所，也是游擊隊的指揮部、黨的中心縣委會、大別山群眾和黨的聯絡站，有的裡面還有三塊石頭搭起的火灶，仍殘留著燒過飯的灰燼。在高凸不平的岩石上，還有曾鋪過但已黴爛了的草末，真切感受到已過去的艱苦歲月的氣息。此後他們去了當年鬥爭同樣激烈的光山縣、黃安縣，各找“模特”住到老鄉家，面對面進行觀察交流。
結束體驗生活，全體人員返回廠裡重點排戲。按照廠裡的排程計劃，《五更寒》的拍攝階段恰逢盛夏，大別山正值雨季無法拍攝。新中國成立前就在上海影業做美工師的徐潤，熟悉各處外景地，建議到蘇州天平山看看。嚴寄洲實地一看，果然很像大別山，遂決定將外景地改在天平山。
引發激烈爭議
影片於1958年3月正式公映，反響很為熱烈。《人民日報》《文藝報》《中國電影》等主要報刊相繼發表評價文章，稱讚“是一部具有深刻教育意義和激動人心的影片。它正確地表現了在解放戰爭最艱苦的年月裡，堅持在暫時被敵人侵佔，成為敵人後方的我大別山地區的黨的組織、黨所領導的游擊隊和人民，向瘋狂殘暴的敵人所進行的不屈的鬥爭；塑造了一系列英雄的形象─—共產黨員劉書記、羅文川、穆英和革命群眾勞良才、王太等。影片深深地激動了觀眾”，“許多人物都給人留下了鮮明而深刻的印象。他們，有的使你敬慕而引為榜樣，有的使你痛恨而引為鑑戒”，同時也就片中一些矛盾的構成和發展、人物性格的處理，提出了頗為尖銳的批評意見，而這主要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即同情並支援革命的地主小寡婦巧鳳，認為“巧鳳這個人物不是真實的，編劇和導演對這個人物的塑造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觀點也缺乏真實的生活基礎的”，“這個人物在影片中的行動看來是很積極的，可是她的行動，缺乏思想發展成長的因素……像根浮萍一樣”。
由於巧鳳是貫穿全片的一個特殊人物，對其批評涉及到階級性、真實性等創作原則，在電影界內外引起廣泛關注，出現不同看法和爭論，中國電影家協會主辦的《中國電影》雜誌，專門開闢“問題討論”專欄，一連數期發表多篇文章，對巧鳳這一人物的塑造及評價，進行了深入探討。歸納起來主要有否定與肯定兩種不同觀點，否定者指責巧鳳是“一個俏俊、風流、花枝招展的，沒有階級覺悟和階級情感的、農村破鞋式的人物”，“由於作者錯誤地偏愛了和歌頌了巧鳳這個人物，不僅大大的損害了這部影片的思想性和藝術價值，損害了影片的真實性，也在一定範圍內歪曲了革命歷史的真實”；肯定者則認可巧鳳這一藝術形象，理由是“在現實生活中，那些同情並支援革命的人，除了有一定階級覺悟的之外，還有很多沒有階級覺悟的人。這些沒有階級覺悟的人，所以同情並支援革命，其根源也是各種各樣的：他們有的是為了眼前利益；有的是報私仇洩私憤；有的是因為骨肉牽連——如子女或丈夫在革命陣營；也有的是為了愛情——巧鳳恰恰就是屬於這樣一種人”，“生活中既然有巧鳳這種從自私的個人情感而同情支援革命的人，藝術家為什麼不可以予以反映呢？為什麼一定要拿人為的教條去套活生生的現實呢?”
◆《五更寒》海報。
指稱片中的巧鳳“像根浮萍一樣”、“缺乏真實的生活基礎”，顯然並不符合實際。飾演巧鳳的演員曹櫻，曾撰文參加《中國電影》有關巧鳳形象塑造問題討論，提及當年赴大別山體驗生活，瞭解到巧鳳是根據當地三個不同型別的婦女概括而成，促使她加深對這個人物的認識與理解：“第一個‘巧鳳’已經死了，死得很壯烈。國民黨軍隊用刺刀押著她，要她帶路搜捕我們的游擊隊，可是她把敵人帶到山上亂轉，最後她乘敵人不備，猛然跑向山頭，跳崖死了。第二個巧鳳現在生活得很好。《五更寒》劇作者過去在大別山打游擊時曾在她家躲過。那時正像影片上描寫的那樣，誰家裡敢留游擊隊就要滿門遭殺。但她不顧一切把史超(劇作者)同志掩護在家裡，弄飯給他吃，讓他藏在閣樓上休息，最後又掩護他回到山裡。第三個巧鳳曾經不斷冒著生命危險給游擊隊送飯。可是反動派來了，她把一粒米、一兩面都藏起來不給他們。我問她：‘你為什麼那樣做？’‘為什麼？’她頓了一會兒，淚水頓時湧了出來。‘國民黨拿我當‘破鞋’，侮辱我！我活了一輩子，只有共產黨才把我當做人。’她說得那樣真誠樸實，完全出自心靈最深處的激動，我也禁不住感動得流下淚來。是啊！‘人’，這是多麼崇高的稱號。可是隻有在黨的領導下，‘人’才真正受到尊重，‘人’才真正獲得做人的權利。《五更寒》中的巧鳳正是從自己的切身遭遇，從革命者和反動派的鮮明對比，從她情感上要求‘人’的尊嚴和解放，要求自己不僅是肉體更是‘人格’的生存這一切出發，因此她同情革命，支援革命。從心裡尊敬革命者。”
◆《五更寒》巧鳳劇照。
史超亦證實巧鳳的直接生活原型，就是當年在大別山戰鬥期間曾救護過自己的那位大嫂，也就是後來重返故地又見到的大毛。他曾說：“巧鳳的模特兒，原本是個勞動婦女。人很漂亮，性格開朗，潑辣、喜歡打鬧，她既沒有嫁給過地主，也沒有死了丈夫，並且是個對愛情十分忠實的人。在革命戰爭中做了很多工作，如今仍然活著。”之所以給巧鳳安上一個地主家的小寡婦身份，則是有潛在原因的。他坦言自己始終不認同簡單、片面地僅以階級論來對待人物處理，不喜歡人物非黑即白，因為許多人的一生會有很多不同的階段，也會有不同的生活。人生是複雜的，人的性格也是複雜的，巧鳳雖然嫁給了地主兒子，但她骨子裡是善良的，是同情革命的，所以她以自己的方式幫助革命。同時，這個人物身上有他自己家親人的影子，其家庭中有多個親屬參加了革命，他自己也是在父母和親人的鼓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家庭成員包括一些女性，以各種方式支援了革命事業，儘管她們不是出身無產階級，他內心希望把她們的貢獻也寫在作品裡。基於這些因素，才會在《五更寒》所表現的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環境中，涉及各種階層人物之間的複雜微妙關係，不僅停留於階級、政治層面，而且滲透到倫理、情感層面，從而出現巧鳳這樣的人物，既揭示鬥爭的尖銳殘酷，又具有人性、人情的感染力量。
儘管當時對巧鳳這一人物的批評，已受“左”傾文藝思潮影響，以“階級分析”為本，但在比較穩定的政治氣氛和相對自由溫和的文藝政策下，無論內容和方式尚屬正常討論範圍，對影片總體評價是予以肯定的，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因江青發了話：“違背階級路線，美化巧鳳(地主小老婆、破鞋)，宣揚巧鳳在關鍵時起極重要作用，比黨員還好，寫黨員的動搖、叛變，群眾怕接近游擊隊，怕鬥爭。整個片子低沉，為自己抹黑，長了敵人志氣，充滿了人性論。巧鳳對游擊隊員一見鍾情。叛徒回家還搞團聚，夫妻還溫情。”“這是一部寫叛徒哲學的影片”，遂成徹頭徹尾的“大毒草”，遭到連篇累牘公開批判，殃及編劇、導演及主要演員，直到“文化大革命”後始被正名。
本文為《黨史博採》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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