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深圳大學、四川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等單位合作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今年3月刊上的一項研究顯示，睪酮增多會降低男性的慷慨程度。研究發現，對於不是很親近的人，睪酮誘發了更多的自私選擇，會讓男性更利己。而且，研究者首次發現了睪酮影響大腦顳頂交界處（TPJ）對慷慨程度的表徵。
該研究發表後有文章稱，小氣自私的人主要是因為激素原因所致，因此天生就小氣自私的人佔比會更大。對此，紅星新聞記者採訪了該研究的最後通訊作者、四川師範大學腦與心理科學研究院院長李紅教授。
首次發現：睪酮降低慷慨性的神經機制
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今年3月刊上的這項研究指出，對於不是很親近的人，睪酮會誘發更多自私的選擇，讓人更利己。研究還發現，睪酮降低慷慨性的神經機制——睪酮會減弱大腦顳頂交界處（TPJ）的活動及其功能性連線來降低慷慨程度。
在此次研究中，課題組招募了70名年齡在18歲到25歲之間的男性志願者。研究人員將志願者隨機分成2組。一名未知實驗內容的男性實驗助手在其中一組志願者的肩部和上手臂處塗抹含有150毫克睪酮的無色凝膠，在另一組則塗抹安慰劑凝膠。在實驗開始前，研究人員讓志願者根據自己和不同人（母親、父親、兄弟姐妹、夥伴、孩子、祖父母、家庭成員、親戚、最好的朋友、朋友圈成員、同事、鄰居、熟人和陌生人）之間的親近程度進行評分（採用20分的李克特量表：1=非常親近，以此遞增，20=不親近）。
塗上凝膠3小時後，志願者躺在磁共振儀器中進行決策任務。在每一輪決策中，志願者需要作出以下決定：面對不同親近程度的人（如母親），是選擇獨自獲得更多錢（自私的選項），還是自己獲得較少的錢並且惠及他人（慷慨的選擇）。參與者必須在6秒內作出反應。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塗了睪酮組還是安慰劑組，志願者對他們關係密切的人的慷慨程度大致相同，而且慷慨程度都會隨著親近程度的逐漸疏遠而降低。與安慰劑組相比，睪酮組對與他們不太親近的人慷慨程度的下降速度更快。而針對這種行為背後的神經學機制，該研究發現，對於所有參與者而言，大腦顳頂交界處（TPJ）活動隨著慷慨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與安慰劑組相比，睪酮組參與者的TPJ活動在慷慨程度時反而減弱了。
專家：研究基於“睪酮促進人追求更高社會地位”假說
就此研究，紅星新聞記者採訪了該研究的最後通訊作者、四川師範大學腦與心理科學研究院院長李紅教授，他詳細介紹了這一研究的相關情況。
就這個專案的亮點，李紅表示，此研究是睪酮影響社會行為機制這一專案的一部分。以往的研究關注的是動物群體中睪酮的作用，尤其更多關注了睪酮對攻擊性行為的影響，而睪酮對親社會性的影響卻研究甚少，其神經機制的研究幾乎空白。
在社會學中，有一種理論假說，即睪酮促進人追求更高的社會地位，而親社會行為和攻擊行為等都可能是提高社會地位的有效手段，因此我們考察了睪酮對親社會行為的影響，也希望透過神經影像學手段深入揭示睪酮影響親社會性的神經機制。
我們之前已經有3個研究，其結果表明睪酮在不同情境下會調節個體的利他行為。例如，對患病孤兒的捐款，相比於沒有陌生人在場時，睪酮給藥後的個體在有陌生人在場時就增加了捐款行為，表現出更高的親社會性。這次，我們透過兩個行為研究和一個磁共振成像研究，揭示了睪酮影響慷慨性的神經機制。
對於為什麼會是對不那麼親近的人才會有這樣的反應，李紅表示，以往的研究結果和“睪酮社會地位假說”都指出，睪酮會提高個體尋求更高社會地位的動力。在該研究中，我們發現睪酮主要降低了男性對不那麼親近的人的慷慨程度，選擇給自己留更多的錢（保留資源以應對後續競爭和繁衍等）。對於很親近的人而言，個體需要維持良好的社會關係，而透過慷慨待人的互惠互利行為，也能夠給自己帶來好處，比如會使自己更“有面子”、給人留下“好印象”等。畢竟人是群居的生物，在威脅來臨時，組成群體進行抗爭會更有利；而對於很疏遠的人，慷慨程度都比較低，因為那些關係疏遠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潛在的競爭對手甚至是“敵人”。
同時，李紅還表示，未來將更深層地挖掘睪酮影響社會行為的機制。
共進行三批實驗：結果一致，可靠性較高
該研究釋出後有很多報道稱，小氣自私的人主要是因為激素原因所致，因此天生就小氣自私的人佔比會更大。對此，李紅表示他不是完全認同，“我們強調的是，在正常男性身上塗抹150mg睪酮，會使人的慷慨性降低。相對於睪酮水平未增加時，給藥後個體的慷慨程度下降了，並沒有說睪酮水平高的人就比較自私，或者是個體出生時的睪酮水平就決定了個體的自私等性格特質。因為睪酮水平高的人就比較自私或者個體出生時的睪酮水平就決定了個體的自私性格的說法，明顯帶有生物決定論，甚至是先天決定論的理論假設，我們對類似這樣的生物決定論或者先天決定論假設是反對的。”
“根據我們的研究，或許可以做出這樣的推論，睪酮水平高的人，如果進一步人為提高其睪酮水平，可能會降低其慷慨程度。而對於出生時睪酮的基礎水平就比較高的個體，我們至今沒有研究過。因此完全無法判斷其成年後的性格特質，因為成年後的性格特質是受到多種因素影響的，其中也包括生物因素和社會因素。”李紅說。
李紅向紅星新聞記者進一步解釋道，“舉個例子，某人在一般情況下願意給自己的同學捐助100元，在睪酮給藥後，他可能只捐助了90元。那麼，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睪酮給藥後，個體的慷慨程度下降了。但並不能據此作出自私、小氣還是大方的價值判斷，因為捐助100元或90元實際上都是慷慨大方的。因此，我們想強調的是，睪酮影響慷慨的程度（變化量）而非慷慨的性質（絕對狀態：自私或慷慨）。”
對於這一研究，有人疑惑的表示，該專案參與實驗的人數是否過少而影響其普遍性？同時，實驗由外部提供睪酮的辦法是否表明人體自身分泌睪酮的情況也適用這樣的研究結果？
對此，李紅坦言，實驗樣本量的確是影響文章結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本文發表前，已經進行了兩個行為實驗，在兩個相隔一年的時間內收集了兩批資料（分別有60多人和120多人），本文的有效資料為68人，這三批實驗資料的結果都是一致的，且三批原始資料和分析程式碼都已經公開至開放平臺。“我們多次重複自己的研究，顯示結果具有較高的可靠性。”
“至於外部給藥和體內分泌的睪酮而言，睪酮的成分是一樣的，當然兩種情況下睪酮的體迴圈等模式是否存在差異仍不清楚；同時，在外部給藥的睪酮含量和體內分泌的睪酮含量相同的情況下，二者是否存在不同的效應也需要新的研究才能夠準確回答。”李紅補充道。
紅星新聞記者 羅天
編輯 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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