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衛邦（1907一1986），字子凡，趙禪院村人。民國12年（1923年）以前在本地小學讀書。民國12年一民國18年（1923年一1929年）在冀縣省立第六師範學校讀書。民國22年（193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外文系，後在中學執教數年。民國25年（1936年）入北京大學研究院史學部，在胡適指導下作研究生。抗戰開始後，因北大南遷，轉入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繼續作研究生。民國29年（1940年）獲碩士學位後，留校任助教、講師。1950年任華西大學中文系教授、代理系主任和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1952年改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後任四川大學圖書館館長、南亞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趙衛邦學貫中西，知識淵博，既精通英語，又有很高的中文素養。對中國傳統的史學研究、考證方法和國外先進的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方法兼收幷蓄，在民俗學、亞洲史特別是印度史、印度民族問題和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問題等方面有很高的學術造詣。趙衛邦在輔仁大學時，該校是研究民俗學學術活動的中心，他得益於陳垣、錢玄同等人的史學考證方法和德國R·RAHMANN教授的民族學研究法，發表了《扶乩的起源和發展》、《中國近代民俗學研究概況》、《秧歌——河北定縣的村戲》、《中國的算命術》等文章。這些文章在當時就受到中外學者如陳垣、直江廣治（日）等的高度評價，以後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鉅著《中國科技史》中，亦曾經常引用趙衛邦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民國37年（1948年）夏，趙衛邦受輔仁大學民族研究所派遣，以研究員身份到西康省從事對各少數民族的調查研究工作。在一年半時間內，他由西昌到德昌、會理、鹽邊、鹽源等地，徒步旅行，不畏艱驗，對西昌附近的彝族、德昌的傈僳、金沙江邊的白彝（自稱僰）、兩鹽的納西等少數民族皆做了短期調查工作，寫成《西康會理的僰人》等文。以後雖經工作重點的轉移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擾，但他始終沒有忘懷對於西南少數民族的調查研究，以至於在年逾70歲後的1980年還親赴雲南西雙版納傣族村寨進行調查研究，至攸樂山考察基諾族聚居的“大房子”，又至大理考察南詔史蹟。建國前後共發表民族學、民族史研究文章16篇，深得海內外同行讚許。在印度研究方面趙衛邦進行了前人未有過的關於印度村社制度、種姓制度、柴明達爾制度和印度多民族的研究。他臨終前還在思考印度研究問題，在他的遺囑中留下了撰寫關於印度國大黨論文的提綱。趙衛邦70歲以後患失眠症，晚間以讀《紅樓夢》自遣，從而對紅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先後寫成紅學研究文章共10篇，其研究成果引起國內外紅學家的注目。
趙衛邦治學勤謹，80年代患白內障後，右眼幾至失明，然讀書、著述未之或停。除主持四川大學圖書館日常工作及指導研究生外，還出席了30多次全國性的和四川省內的學術討論會，發表了涉及古今中外的數十篇學術論文。他自1953年起直至逝世，一直擔任四川大學圖書館館長和名譽館長，幾十年致力於藏書建設、基礎工作和人員培訓，對四川省的圖書館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趙衛邦從事教育工作50餘年，對學生循循善誘，堪稱良師。1983年，他帶領研究生，北至北京、吉林，南達昆明，收集資料，與研究生同吃同住。1984年秋，他帶病參加印度歷史討論會和他指導的3名研究生的碩士論文答辯。他不顧鼻孔流血不止，自始至終參加完了整整三天兩晚的筆試和口頭答辯，他的3名研究生論文均獲高度評價並同獲碩士學位。與會的南亞學界專家陳翰笙、陳洪進和其他學者們目睹趙衛邦的高貴精神和治學態度，深受感動，併產生由衷的敬佩，稱讚他是“功底深厚，精神可佳，指導得法”的導師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好榜樣。
趙衛邦在抗戰期間曾被日本人逮捕入獄，受盡折磨。他於50年代初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後多年擔任民盟四川大學支委、成都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常委等職務，他團結關心同志，對川大的教學、科研和圖書資料工作始終兢兢業業，不遺餘力。他生活儉樸，為人忠厚，寬容謙讓。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抄家（因此失去全部文物和字畫）、批鬥、關進“牛棚”，但即使是在身遭迫害時，他也始終堅持自己的選擇，忠誠於自己熱愛的事業，堅信祖國美好的未來。
趙衛邦於1985年4月檢查發現肝癌，雖經住院治療，終因病情嚴重，於1986年1月12日在成都空軍醫院逝世，享年79歲。趙衛邦於彌留之際立下遺囑：將畢生所蒐集珍藏的上萬冊藏書，除少數分贈學生留作紀念外，其餘全部捐贈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將私有住宅、存款等，3/4贈給南亞研究所，用以辦好《南亞研究季刊》和獎勵後學。1988年，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為其在趙禪院村立碑，以示紀念。著作有《趙衛邦文存》等。
——摘自《深縣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