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黨的隱蔽戰線史上，郭汝瑰這個名字，就意味著傳奇。
解放戰爭中，他一邊源源不斷地為解放軍提供絕密情報，一邊節節高升，從給陳誠“打雜”的辦公廳副廳長一路升至第22兵團司令兼72軍軍長，堪稱官運亨通。
更神奇的是，在此期間，除了杜聿明等人曾對他產生懷疑外，即便再高明的特務，也沒能抓住他的任何證據，直到他率部起義後，才如夢方醒、大呼上當。
一代“諜王”郭汝瑰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就在1949年初，郭汝瑰距離身份暴露，只有短短几秒鐘的時間。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一位70歲的老人奮不顧身，將郭汝瑰從懸崖邊上拉了回來。
這位為解放事業立下大功的老人，就是同盟會會員、國民黨元老王葆真。
今天，銜筆就來講講發生在72年前的這段驚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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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葆真
1949年2月的一天，在上海美琪大戲院旁的一家川菜館裡，走進了兩位衣冠楚楚的客人。
其中一位軍裝筆挺、馬靴鋥亮的中年軍官，正是國民政府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
而另一位西裝革履、一副生意人打扮的，則是川鹽銀行上海辦事處主任、郭汝瑰的“上線”任廉儒。
兩人尋了一個僻靜的雅間坐下，天南地北地閒扯了幾句後，郭汝瑰見四下無人，飛快地掏出一個小包裹，塞進任廉儒手裡，低聲說道：“關係重大，儘快送出去！”
任廉儒裝作無事人一般，將小包裹放進了皮包裡，輕輕地點了點頭。
任廉儒
揣著這份機密情報，任廉儒早已沒心思享受美食，簡單扒了幾口飯後，他便匆匆驅車，趕到了自己的助手梁佐華家裡。
梁佐華的公開身份，是工礦銀行上海分行的第一副經理，而工礦銀行的董事長，正是被蔣介石倚為左膀右臂的陳立夫。有了這層關係護身，梁佐華的家自然要安全許多。
陳立夫
在書房裡，任廉儒和梁佐華打開了小包裹，顯露出來的東西，讓兩人瞬間激動起來：這裡面不僅有國民黨構築長江防線和江南作戰的計劃，還包含了太原、武漢、西南、陝甘等地兵力配備的詳細資料。
如果這些情報能夠順利送出，在我軍面前，國民黨軍就再無秘密可言。
然而，在短暫的激動過後，兩人又不禁感到棘手——就在幾天之前，任廉儒的直接聯絡人陳家康已經前往香港，而黃佐華的另一位上級魯自誠也去了重慶，一時之間，兩人竟然無法將這些情報送出上海！
兩人苦思冥想了許久，任廉儒突然靈光一閃：“卓老（王葆真字卓山）正在上海，可以請他將情報轉交中央！”
梁佐華有些擔心：“這麼重要的情報，請他轉交，會不會違反紀律？”
任廉儒沉吟片刻，說道：“事急從權，卓老能聯絡到中央，這是目前最穩妥的辦法了。”
身為國民黨元老，王葆真是如何與共產黨建立起聯絡的？這就說來話長了——
1880年，王葆真出生在直隸定州府深澤縣（今河北石家莊市深澤縣）的一個藥行世家裡。他家開辦的“濟和堂”藥鋪，在定州府一帶頗有些名氣。
清代藥鋪
在這樣的家庭裡，王葆真自小便見到了許多窮苦百姓因為沒錢求醫問藥，不得不忍病待死的慘狀，也讓他立下了救國救民的宏大志向。
1904年，王葆真考取了公費留學生，來到日本東京，開始了為時7年的留學生涯。也正是在這裡，他親眼見到了孫中山先生——
1905年8月13日，在日本東京的富士見樓裡，白衣飄飄的孫中山登上演講臺，發表了一番振聾發瞶的講話：
“......我們生在中國，正是英雄用武之時......今天我們是最先興起的一日，從今後要用盡我們的力量，提起這件改革的事情來。我們放下精神說要中國興，中國斷斷乎沒有不興的道理！”
孫中山的講話，讓站在臺下的王葆真熱血沸騰，他當即報名加入了同盟會，成為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革命黨”。
同盟會成立時的合影
在之後的許多年裡，王葆真一直秉承著孫中山“民主共和”的理想，上下求索、奮鬥不息，而他執拗的性格，也讓他成了近代政壇上有名的“刺頭”——
袁世凱稱帝前，許他做直隸省長，他憤然拒絕；
曹錕用2000大洋買他一張選票，他拍案而起：“我不贊成的人，給1萬塊也不選他！”；
蔣介石“背刺”國共合作後，選他做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他當即辭官不做，還揚言道：“願為三民主義作殿軍，恪守孫先生遺教；不附合蔣逆叛黨，願為真理前進！”
王葆真與夫人汪芸
雖然罵得過癮，但王葆真心裡卻鬱悶得很：投身革命30多年，中國依舊是貧弱不堪、獨夫當政，夢想中的新中國，究竟在哪裡？
直到全面抗戰爆發，在苦悶中徘徊許久的王葆真，才終於見到了希望——
1938年7月，被李宗仁聘為第五戰區顧問的王葆真抵達漢口，成為了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在這裡，他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董必武等共產黨人。
從他們的口中，王葆真聽說了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堅持抗戰的故事，心裡佩服不已，開始四處奔走，宣揚統一戰線，共同抗日，還曾經陪同朱德一起到洛陽會見衛立煌，共同商討如何協同作戰的問題。
朱德（右一）與衛立煌（左一）合影
王葆真的行為，讓蔣介石惱火不已，他曾兩次派陳立夫前去警告王葆真：“別忘了，你的官是誰給的！”
面對氣勢洶洶的威脅，王葆真壓根不給面子：
“我無資格當什麼官，也不想做什麼官，我只希望大家團結起來，群策群力，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達到國家獨立自主，實現孫總理的偉大理想，此外我就無所求了。”
見威脅不管用，蔣介石又玩起了“打一巴掌給個棗”的兩面手段——他一面撤掉了王葆真的職務，收回了他為河北災民爭取到的150萬元賑災款，一面暗示王葆真，只要他公開反對共產黨，可以馬上撥給他30萬元，並且不用報賬，完全自由支配。
蔣介石這一手相當簡單粗暴：當年曹錕2000大洋買不動你，我給30萬，看看你老不老實？！
然而，王葆真的骨頭之硬，讓蔣介石始料未及——面對唾手可得的30萬鉅款，王葆真看也不看，直接跑到河南南陽，學起了諸葛亮，種田隱居去也。
南陽諸葛廬
雖然隱居山野，但王葆真卻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反倒比之前更加活躍——
抗戰勝利後，面對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的行徑，王葆真對國民政府徹底失望。1947年底，王葆真奔赴香港，參與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的組建，並被任命為民革中央常委兼華中軍事特派員，領導一批精幹成員前往上海，在國民黨內部開展分化瓦解工作，時刻準備配合解放軍南下作戰。
民革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李濟深
當時，民革中央與中共華南局之間有秘密溝通渠道，直接向周恩來彙報，因此，任廉儒選擇讓王葆真轉交情報，的確是當時最為穩妥的辦法。
然而，出乎任廉儒預料的是，當王葆真應邀前來，聽完他們的請求時，卻久久沒有說話，惹得任廉儒和梁佐華面面相覷，不知道哪句話得罪了這位耿介的老人。
兩人不知道的是，此時的王葆真，身上正擔著血海般的干係——
經過近一年的活動，在王葆真領導下，民革上海、南京等分會，已經成功策反了第一綏靖區中將副司令劉昌義、南京警察廳北區局長劉海亭、內政部警察學校校長馮子厚、上海武裝警察總隊代理隊長崔恆敏等一批軍警界的要人，凝聚起了一股巨大的地下力量。
劉昌義
1949年初，當淮海戰役勝利的訊息傳來時，王葆真等人歡欣鼓舞，認為推翻國民政府的時機已到，於是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要在南京和上海掀起一場武裝起義。
當時，代總統李宗仁、陸軍參謀長顧祝同、京滬警備司令湯恩伯等國民政府要員，都居住在南京北區，負責他們警衛工作的，正是北區警察局長劉海亭。
因此，王葆真等人仿照“西安事變”，制定了一個周密的計劃——由劉海亭扣押這些軍政要人，同時第一時間控制南京機場、碼頭和車站，接應解放軍迅速過江佔領南京。
在南京開啟行動的同時，劉昌義的第一綏靖區部隊和崔恆敏手中的8000餘武裝警察也將一同起事，作為策應。
南京大校場機場舊址 如今已經成為公園
在這個關鍵的當口，作為總負責人的王葆真，要操心的事情千頭萬緒，並不適合參與傳遞情報的任務。
然而，王葆真又深知這些情報的分量，反覆思量過後，他一拍大腿：“這件事就交給我來辦吧！”
見王葆真答應下來，任廉儒和梁佐華都鬆了一口氣。為了確保安全，兩人叮囑王葆真，如果出現危險，務必“毀件保人”，情報沒了可以再搞，但郭汝瑰的身份，卻萬萬不可暴露。
聽了兩人的話，王葆真一揮手：“你們放心，郭汝槐把命都交出來了,我這副老骨頭不要了,也要保證他的安全！”
從梁佐華家出來後，王葆真馬上將檔案藏到了民革與共產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裡，並給香港的民革中央發去了密電，要他們迅速通知中共中央，請他們速派可靠人員來取情報。
然而，這些檔案還沒來得及送出，一場巨大的變故就發生了——
1949年2月22日中午，按照計劃，組織起義行動的幾位關鍵負責人將到王葆真家裡開會。
但當時針指向12點時，身為民革上海分會常委、同時也是起義負責人之一的吳榮卻遲遲沒有現身。
這一反常的現象，讓做了大半輩子革命工作的王葆真嗅到了危險的味道，他馬上宣佈散會，並將參與起義的人員名單交給了梁佐華（此時梁佐華已受黨委託來參與起義），讓他迅速轉移隱蔽，自己則冒著天大的危險，出門去打探訊息。
民國上海街頭
經過一番打探，王葆真終於搞清了危機的來源——原來，南京民革分會里，有一位名叫吳士文的成員。他的住所是南京民革分會的一個秘密聯絡點，每天人來人往，相當熱鬧。
在南京這種大城市裡，這樣的家庭雖然不多，但也並不罕見，原本不會引起過多注意，然而，吳士文家的隔壁，偏偏住著一個要命的鄰居。
這個鄰居名叫秦範五，表面上是國民政府裡的小職員，實際上卻是南京衛戍司令部稽查處的密探。
在秦範五看來，吳士文家每天門庭若市，情況相當可疑，於是，他便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南京衛戍司令部，秘密逮捕了吳士文，民革策動起義的計劃也隨之暴露了。
得到這一訊息後，南京國民政府如臨大敵，馬上派出大量特務，在南京、上海等地同時展開搜捕，吳榮之所以沒有按時到會，原因也在於此。
南京衛戍司令部舊照
由於王葆真處於這一計劃的最高層，知道他參與此事的人寥寥無幾，他完全可以及時轉移。
然而，為了儲存這支好不容易拉起來的隊伍，這位70歲的老人不顧個人安危，在上海四處奔走，儘可能切斷了起義人員的聯絡線，保住了劉昌義等起義將領的安全。
1949年2月24日，經過2天不眠不休的忙碌，王葆真終於完成了未暴露人員的安置轉移工作，正當他準備動身離開上海時，他突然想起，那些價值千金的情報還沒有送出去，如果秘密聯絡點暴露，情報落入特務手裡，郭汝瑰將隨時面臨殺身之禍！
想到這裡，王葆真一面暗罵自己糊塗，一面急匆匆地趕往秘密聯絡點。
趕到秘密聯絡點時，王葆真已經是氣喘吁吁，但他顧不得休息，連忙找來火盆，準備將這些情報全部銷燬。
就在這些紙張慢慢變成灰燼的同時，最讓王葆真擔心的事情發生了——樓下突然傳來的紛亂的腳步聲，沒過一會兒，便有人開始使勁砸起了門。
眼看最後幾張情報已經來不及燒燬，王葆真將它們一團，全部吞進了肚裡。
短短几秒鐘之後，門便被砸開了，一群如狼似虎的特務衝了進來。然而，他們所面對的，除了面帶輕蔑笑容的王葆真之外，就只剩一堆毫無價值的紙灰了。
王葆真被捕時的新聞
王葆真被捕後，被關進了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牢房裡。自從踏進監獄的第一天起，他就已經抱定了保護同志、犧牲自己的念頭。他悄悄告訴一同被捕的民革成員：“關於軍事策反的事情，一概推到我頭上，我也會說你們不知道，因為我是一定要死的......”
王葆真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在特務的刑訊拷打中，王葆真的頭、腰、腿都嚴重受傷，一度甚至不能行走，即便如此，特務在他這裡所得到的，從頭到尾只有一句話：“上海民革的軍事問題，都由我一人負責，其他人一概不知道！”
淞滬警備司令部牢房
特務見來硬的不行，又轉而使起了“軟手段”：3月初的一天，一名滿臉堆笑、自稱法官的人來到了監獄裡，對王葆真說道：“如今國共雙方正在和談，希望你幫我們指出這些犯人裡誰是共產黨，我們才好向共產黨提條件，早日實現和平。”
特務的這一手，對付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可能還奏效，但王葆真幹了40多年革命，什麼大風大浪都見過，自然不會上當——他上下打量了來人一眼，不急不徐地說道：“共產黨是我的朋友不假，但已經多年沒有來往，你說的這些事情，我一概不知。”
見王葆真不上當，這名特務終於按捺不住，破口大罵起來：“老傢伙，我看你就是共黨！”
王葆真嘴角一撇：“鄙人恐怕沒有這個榮幸。”
“你是黨國的叛徒！”
“我是三民主義信徒，這句話，你對蔣某人說去！”
......
見王葆真始終不肯招供，特務們也是無計可施，只得一邊將他轉到提籃橋監獄單獨關押，一邊向蔣介石彙報了情況。
聽完彙報之後，蔣介石暴跳如雷，當即指示，要將王葆真就地正法。
然而，蔣介石還是低估了王葆真的分量——當王葆真被判死刑的訊息傳出後，周恩來、李濟深以及一眾國民黨元老紛紛向南京政府施壓，要求釋放王葆真。
這一來，身為南京政府代總統的李宗仁便坐了蠟——殺，就是替蔣介石背鍋；不殺，他確實策劃了起義，還要扣押自己，就這麼放了，實在咽不下這口氣。
想來想去，李宗仁還是決定，既不殺也不放，先關著再說。
李宗仁
然而，勢如破竹的解放軍，卻不會給李宗仁“再說”的機會——1949年4月20日，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國民黨的核心統治區，在短短一個多月內便全線崩潰。
直到上海解放後，王葆真才被營救出獄。幾個月的牢獄生活，讓王葆真得了嚴重的腎病，當週恩來聽說這一情況後，馬上派人將他接到北京治療，才使他恢復了健康。
雖然在監獄中迎來了解放，但王葆真所做出的貢獻，卻是不容磨滅的——在上海解放過程中，劉昌義率國民黨51軍陣前起義，而在半年之後，郭汝瑰也在四川宜賓率部起義，正是由於王葆真拼死保護了他們的安全，他們才能夠親眼目睹新中國的曙光。
在整個解放戰爭過程中，王葆真與共產黨人通力合作，先後策動國民黨軍10萬餘人起義，為中國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功勳。
歡慶解放
新中國成立之後，王葆真先後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法委員、河北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以97歲的高齡溘然而逝。
而直到王葆真去世後，年邁的郭汝瑰才從他人口中，得知了王葆真老人曾經為他做出的犧牲，他感慨地說道：“卓老為我擋住了地獄之門......未能向他當面道謝，至今心有餘痛！”
老年郭汝瑰
王葆真老人雖然一生都是國民黨員，但他卻毅然選擇了與共產黨一起，為建設一個富強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終生。孫中山先生有如此的信徒，當可含笑九泉！
在此，銜筆恭錄王葆真老人詩作一首，以向這位歷經三朝的革命元老致敬——
烈士多殉名，貪夫多殉利。名利兩都忘，人生重信義。
信義亦空華，安命在真理。吾心得所安，浩然歌正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