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胡經之，祖籍蘇州，1933年生於無錫。著名美學家、教育家，深圳大學“榮譽資深教授”。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師從著名文藝理論家楊晦先生，畢業後留校任教。1984年，應深圳大學首任校長張維院士之邀，與湯一介、樂黛雲同赴深圳大學創辦中文系，後將中文系改為國際文化系，任系主任並擔任特區文化研究所所長、深圳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主任。著有《文藝美學》《文藝美學論》《中國古典文藝學》（與李健合著）、《胡經之文叢》等，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文藝學美學方法論》等。先後被推選為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廣東省美學學會會長、深圳市作家協會主席、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等，是深圳首位廣東省優秀社會科學家。
江南岸邊草，蒼茫一書生。樂讀萬卷書，好作萬里行。
心向真善美，敬重天地人。復歸大自然，猶懷世間情。
這首自評詩，是文藝美學家胡經之美學人生的真實寫照。寥寥40字，展現了高潔的學術追求和自然品性，不由讓人心生敬意。歷經江南稚子、北大學子、嶺南遊子，最後在深圳落地生根，成為深圳赤子，胡經之雖然人生軌跡和學術道路多有變化，但是對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始終初心未改。如今，胡經之先生88歲高齡，乃“米壽”翁（“米”字拆開是八十八），德高年劭，猶言談敏銳，思維敏捷，學而不倦，實為後輩感佩。
少時啟蒙開啟審美人生
1933年，胡經之出生在蘇州、無錫之交的梅村，古稱梅里。這裡是吳文化的發源地，被譽為“江南第一古鎮”。他生長於小康之家，其父胡定一一直在太湖周邊的中小學任教。當時蔡元培在江南倡導“教育興國”，因此教師的地位很高，待遇也不錯。父親辛勤勞作，為胡經之提供了較為殷實的家庭生活，可以“讀書不為稻粱謀，覓得真知求自由”。
“我之所以會走上研究美學、文藝美學這條道路，既受那個時代教育的薰陶，又為自己的興趣所驅使。”胡經之少時接受教育的時代，正是五四新文化傳統發揚光大之時。1912年，蔡元培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時，主張“以美育代宗教”，將美育正式納入國家教育方針，到20世紀30年代，蘇、浙、滬成了審美教育最發達的地區。“美育影響了我的父輩與師輩，父輩與師輩又影響了我們這一輩。受美育的薰陶，我對審美髮生了興趣，先是自然審美，然後是藝術審美。”胡經之說。
胡經之從小受到江南水鄉吳文化的薰陶，崇信溫、良、恭、儉、讓。江南的自然風光深深吸引著他，竹林、池塘、山丘、小溪，太湖、陽澄湖、鄧尉山、蘇州園林、寒山寺等，都令他著迷，常常流連其中。胡經之回憶道，“此時，我不知不覺地接受了自然審美”。對此，同輩老鄉錢中文評價說，“他從小就受到水鄉風物，園林雅緻的薰陶：那裡湖光山色，風帆點點，稻香魚肥，漁舟唱晚……以後在名師的指點下，將生命的審美體驗匯入了他學問的追求之中”。
胡經之初小讀的是蘇州城裡的一所美國教會學校，在校期間還參加了童聲唱詩班，於是從此愛上音樂。等到上高小和中學，他先後遇到了語文老師陳友梅和何阡陌，兩位老師開啟了胡經之的文學審美體驗。“陳老師教語文，用的是開明書店葉聖陶編的教本，配上豐子愷的畫，充滿詩情畫意。”胡經之記憶中的那些課文，至今難忘。如“菜花黃，菜花香，蝴蝶飛過牆”“星期天，天氣晴，大家去踏青，過了一村又一村，到處是美景”。陳友梅擅長中國古典詩詞，講授詩詞聲情並茂，每到最動人處，禁不住嗚咽淚下。這樣的講課場景，自然深深刻在胡經之的心靈深處。何阡陌老師講解新文學作品，娓娓動聽，胡經之仍記憶猶新，“最使我傾心的是其講朱自清的《背影》，飽含深情，我從來沒有體驗到文學藝術的魅力可以達到如此神奇的境地，刻骨銘心”。
先有審美體驗，後有理論思考。胡經之最早接觸的是朱光潛的美學理論。中學時期，他先後讀了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談美》。這時，胡經之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門專門研究美的學問，叫美學。中學畢業後，胡經之在無錫縣師範學校又讀到了朱光潛的《詩論》。1949年前，他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積極參加進步學生運動。新中國成立後，17歲的胡經之擔任無錫縣學聯主席，當選無錫縣第一、二、三、四屆人民代表，蘇南首屆政協委員。逐漸豐富的社會經歷，擴大了胡經之閱讀視野。從朱光潛的美學擴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周揚翻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等，都對胡經之日後的美學人生產生了重大影響。1951年春，他買到一本蘇南新華書店翻印的周揚編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如獲珍寶。“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從而激起了去大學攻讀文藝學和美學的熱情。”他回憶道。
1952年，胡經之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那時，全國高校的院系調整剛剛結束，北大名家雲集。朱光潛、宗白華、蔡儀、馬採等美學家都在北大，但都不開美學課，只有中文系主任楊晦先生開設文學概論課，胡經之是課代表，因此有機會與楊先生深入接觸。入讀北大後，他又集中精力讀了20多部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美學著作。因為喜愛美學，胡經之經常登門拜訪朱光潛、宗白華和蔡儀等先生，請教他們關於美學方面的問題。久而久之，胡經之便有了一個明確的治學目標——研究文藝藝術的美學問題。所以胡經之常說，他的審美人生從少小就開始了，但美學生涯卻從北大開始。
1954年，蘇聯專家畢達可夫來北大舉辦“文藝學研究班”，講授文藝學引論。因參加這個班的必須是高年級即將畢業的學生和全國各高校的青年骨幹教師，當時胡經之剛上三年級，但在楊晦先生特許下，他有幸參加了研究班的學習，完整地聽了畢達可夫的課，並完成了結業論文《論文學的人民性——兼論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1956年，胡經之又跟隨楊晦先生攻讀文藝學副博士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
對於在北大的求學時光，胡經之深情地回憶道：“1952年19歲的時候離開蘇州到北大來求學，那個時候，正好趕上全國院系調整，馬寅初任校長，江隆基任書記和副校長，這兩個人令人懷念。這是北大的黃金時代，名師薈萃，由蔡元培蔡老開啟的人文傳統、美學精神，我當時在這裡能直接感受到，這是受到了人文的薰陶，在北大實現了讀萬卷書的夢想，在北大開始了文藝探索之路。”胡經之所說的“讀書破萬卷”絕非虛言，其時的同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原所長張炯先生感嘆道，“經之同志自讀書時代就積累了大量的卡片和筆記，在進入20世紀60年代之後的十多年時間，相當紮實地讀了大量的中外古今的著作，並得到當時北大名師諸位先生的教誨、指點，即使走上了教學崗位，幾十年來也總是手不釋卷，讀書非常多，真是大學者一個”。
文藝美學研究初露鋒芒
1980年，中華全國美學學會成立大會在昆明召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美學盛會。在這次大會上，胡經之提出了高校應開拓和發展文藝美學的建議，引發了與會代表的熱烈討論，得到了朱光潛、伍蠡甫、蔣孔陽等美學大家的熱忱鼓勵。
胡經之告訴記者，提出“發展文藝美學”決不是一時心血來潮，這是他求學時代就一直在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他看來，古典名作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為其中蘊含著真、善、美。“古典作品至今仍具藝術魅力，一是因為古典作品表現了真、善、美，二是這些真、善、美激起今天人們相應、一致的情感，獲得審美享受。”胡經之認為，優秀的古典作家雖然生活在古代，有階級侷限性，但在實踐生活中具有真切的感受和體會，他們的生活體驗、人生感悟，對今天仍有價值，能給我們美的享受。這也是胡經之的副博士畢業論文《為何古典作品至今還有藝術魅力》的主要觀點，是從美學的角度思考文學問題。
改革開放迎來了學術發展的春天，更使胡經之精神振奮，激發了學術研究的積極性。1978年，他讀到了中國臺灣學者王夢鷗的《文藝美學》，瞬間點燃了將文藝美學發展成為一個學科的宏大構想。“王夢鷗的‘文藝美學’只是一個書名，沒有對這個概念進行闡釋，更沒有將它發展為一個學科的想法，我感覺這個名稱很好，正可以把一向分離的文藝學、美學融為一體。”其實，“文藝美學”這個名稱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由學者李長之明確提出了。胡經之說，“李長之曾明確指出，文藝美學就是德國人所說的文藝體系學，應把文學和其他藝術放在一起作系統研究，但是他還沒來得及進一步闡發”。
在昆明會議後，文藝美學一度很熱，成為一個影響很大的學科，這是胡經之始料未及的。他提出“發展文藝美學”，是想把文學擴充套件到整個藝術領域，發展為一門交叉學科，並且付諸實踐。於是，1980年胡經之就在北大開設了“文藝美學”一課，並且立即招收文藝美學研究生。
胡經之提倡發展文藝美學，力求把文藝學與美學融合在一起，透過藝術創造、作品闡釋這一活動系統地去看人自身審美體驗和心靈超越。“文藝美學是從美學的角度研究文學藝術，深入到文學藝術的審美層面，揭示文學藝術審美創造的特性和審美創造的規律。”這是胡經之對文藝美學的理解。他表示，文藝美學關注藝術美，探討的是文學藝術自身與其他審美創造活動相區別的特殊的審美性質和美的規律。“也就是說，文藝美學的研究物件是文學藝術，著重把握的是文學藝術的審美特性，揭示藝術活動系統的奧秘，把握多層次的審美規律，發掘藝術生命的底蘊，探討文學藝術創作和批評的方法。”文藝美學對創作和批評的考察側重的是審美價值，思考怎樣才能創作出美的作品，怎樣進行文學批評和接受才能獲得審美享受。在胡經之看來，美學不只研究人的審美活動，還應研究創美活動和育美活動。由此，“文藝創造乃是一種獨特的創造，文藝美學就是美學和文藝學都關注的交叉學科”。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文藝美學發展了40多年，取得的成就不小。“文藝美學”已被教育部列入研究生培養的一個專業方向，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胡經之的學術貢獻也被納入了學術史的視野。祁志祥所著的《中國現當代美學史》、曾繁仁主編的《中國文藝美學學術史》、馮憲光等著的《全球化文化語境中的中西文藝美學比較研究》等均設有專門章節，予以評說。
同時，文藝美學學科的開創，不僅整體推進了國內美學與文藝學的相關研究，而且具有重要的國際意義。文藝理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杜書瀛曾表示，“文藝美學這一學科的提出和理論建構，是具有原創意義的……是由中國學者首先提出來的，首先命名的，首先進行理論論述的”，“對中國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學術發展有促進作用，有啟示意義的，是可以成為人類共同的學術財富的”。美學家、山東大學講席教授曾繁仁認為：“胡經之教授對我國文藝美學學科的貢獻是全方位的。正是由於他和其他許多學者的共同努力，文藝美學才成為獨具中國特色的美學學科，成為美學領域中國學者特有的聲音。”
但是，文藝美學還需要完善，要不斷地適應文學藝術發展和審美的需要。如今，一些學者正在呼喚“文藝美學再出發”，要研究新問題。對此，胡經之非常支援。當下，屬於中國人自己的文藝學、美學話語體系仍沒有有效建立，今後，能否在文藝美學的旗幟下多開拓中國自己的問題，多從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美學中汲取精華？在他看來，文藝美學要發展，還得“馬列指導，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但最終是要解決當今文藝實踐的新問題。
“跟隨胡老師求學做學問是我學術生涯中最寶貴的一筆財富，學到了太多太多。”胡先生的弟子、深圳大學美學與文藝批評研究院教授李健告訴記者，就拿研究古典文藝學為例，“胡老師告誡我，掌握紮實的古代資料並消化這些資料是進入研究的第一步，有了這個功夫還不夠，還要掌握科學的研究方法。科學的研究方法中國古代、現代雖有一些，但是不夠，還必須要從外國拿，也就是說，要了解西方文藝學、美學的發展，尤其是20世紀文藝學、美學的發展，多讀一些西方的書，借鑑它們有價值的觀點和方法，可能會推進中國古典文藝學的研究”。胡經之經常和李健談起他的北大老師楊晦、朱光潛、宗白華，在學術研究上，“他們每一個人都學貫中西，每個人都不是食古不化或食西不化，都能把古人、西人的一些好的東西轉化為自己的東西”。同時，胡經之非常明確地指出，中國當下的古代文藝理論、美學研究很大程度上是食古不化或食西不化的，這值得警惕。
探索構建美學“三部曲”
“在我美學生涯中，前期著重研究文藝美學，中間走向文化美學，後來，我又更多地投向自然美學。”胡經之表示，文藝美學、文化美學、自然美學，構成了其美學思想的“三部曲”，“研究的具體物件常有變化。但變中又有不變，那就是，我一直愛以美學的視野考量萬事萬物，從文學藝術到人文世界，一直到自然天地”。
改革開放之初，思想大解放促進了文學藝術大發展，文藝美學應時而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20世紀90年代大眾文化開始在中國盛行。胡經之聽了港臺流行歌曲後，開始產生新的審美體驗。1984—1987年，胡經之在香港電視臺上看了近百部外國影片，感覺質量參差不齊。1986年，他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學時被告知，香港的主流文化是大眾文化，高雅文化只存在大學殿堂裡。對此，胡經之非常困惑，大眾文化怎麼能成為主流呢？但隨著從港臺傳來的大眾文化對大陸的影響越來越大，大陸學界不能對此熟視無睹。美學要發展，必須面對現實，對大眾文化進行美學探索。在這種情形下，胡經之主張從文藝美學走向文化美學，這是文藝美學的自然延伸。
江南水鄉有著絕美的自然風光，胡經之從小便流連於這些自然風光之中，身心受到了陶冶，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審美享受。21世紀以來，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日益嚴重的自然生態危機凸顯在人們面前，這就讓原本就對自然情有獨鍾、嚮往返璞歸真的胡經之更加關注自然美學。他表示，作為生態美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然美學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自然是人類的生命共同體，自然生態的破壞直接影響到人的生存。人生存於人文世界之中，也生存於天地自然之中。“人的生存危機，既包括人文生態危機，也包括自然生態危機。”所以，他強調應把文藝美學、文化美學和自然美學統一起來作為整體來研究，把人文、自然、精神這些現象綜合起來考察。
文藝理論家、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姚文放曾這樣說過，“透過胡經之教授美學思想的‘三部曲’還可以發現其中潛行著一條更深的伏脈，那就是從人生美學、價值美學到體驗美學的遞進，正是這三者，支撐著他對於文藝美學、文化美學、自然美學的不懈探索”。這個評價是比較精準的。胡經之說，“我的美學，首先是人生美學，其次是價值美學，然後是體驗美學。所謂審美活動，既區別於認識活動，又不同於意向活動，而是一種體驗活動，確切地說，乃是對人生價值的體驗”，“人生、價值、體驗這三個關鍵詞，乃是我美學思索的最重要維度”。
胡經之著述頗豐，碩果累累。在文藝學教材編寫方面，胡經之比較看重的是由其主編的《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以及他和學生張首映（人民日報社原副總編輯）合編的《西方二十世紀文論史》《西方二十世紀文論選》（四卷）。前者自1986年至今，已出三版，印了近20次，1992年獲得國家教育委員會優秀教材二等獎，還被大多數高校採用。在文藝學研究方面，198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藝美學》，堪稱文藝美學研究的經典之作，影響廣泛。1999年稍作增訂後，被收入“北京大學文藝美學精品叢書”，成為我國高校文藝美學專業方向研究生的參考書。“我一直沒有忘記中國古典文藝學傳統。”胡經之與學生李健合作，先後出版了《中國古典文藝學》《中國古代文論要略》等著作，他告訴記者，這是文藝美學研究的古代延伸，希望透過對中國古代文藝學的研究，夯實文藝美學的學科建設。
“新中國成就了我這個人，培育我成為新中國第一代文學人。我個人的命運和新中國的歷史變革緊密相應，深深打上了時代烙印。”胡經之說，江南滄桑，北大風雲，深圳波瀾，時代把他引向了歷史深處，使得他深切感受到偉大的時代精神。聽從時代的召喚，胡經之的美學研究也從文藝美學擴充套件為文化美學，進而在生態文明新時代轉向自然美學，這是對新時代的積極回應。
紮根深圳做文化拓荒者
北上漂泊數十年，半生盡染書卷氣；到此放眼新視界，方知尚有新天地。
1984年，在受命建立深圳大學的清華大學副校長張維院士的邀請下，胡經之和湯一介、樂黛雲南下援建深圳大學中文系。從北大未名湖到深大文山湖，幾位學者很快就把中文系、國學研究所建立起來。根據北京大學的要求，等深圳大學中文系建成之後，北大的學者要按時返回。3年後，湯一介、樂黛雲回到北大，但胡經之卻遲遲不走。“一方面是張維校長勸我留下來，在辦好中文系外，多為人文學科的發展作貢獻；另一方面，當時我對深圳已有美好的印象，這裡洋溢著創新精神，辦事效率甚高。在北大辦不到的事，在這裡很快就能辦成。”1987年初，在與張維校長的一次長談之後，胡經之正式向北大提交了調離申請，決意留在深圳大學為發展人文學科作貢獻。從中國最古老的重點高等學府來到了當時最年輕的普通大學任教職，胡經之成為最早落戶深圳的著名學者之一，實為開風氣之先，引發當時學界一陣熱議。“改革開放的春風把我從未名湖畔吹到了南海之濱。”從此，胡經之開始了深圳大學人文學科建設的深耕之旅，擔任了三屆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主任。1993年，被國務院批准為深圳大學自行產生的第一位博士生導師。2019年，被深圳大學授予“榮譽資深教授”。
“我在北大35載，實現了讀萬卷書的夢想，但我的學術視野只停留在大、洋、古。到深大37載，進而實現了行萬里路的美夢，走出國門，考察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教育，我的學術視野擴及新、高、尖，從而走向文化美學。”胡經之說。他懷著“國際視野，深圳情懷”來關注深圳的文化藝術，寫了不少文藝評論，嘗試從美學上作評說，探索深圳的文藝之路。胡經之先後被推舉為深圳作家協會、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我在深圳的生活豐富多彩，許多人生體驗只有到了這塊改革開放的前沿才能親歷，從真的境界、善的境界到美的境界，一直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精彩紛呈。”
從“閱讀飢渴”時代走到“全民閱讀”時代，改革開放程序中的深圳出版事業承載了沉甸甸的時代發展成果和個人成長經歷。2015年10月，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了《胡經之文集》，含文藝美學、中國古典文藝學、比較文藝學、文化美學和隨筆、散論五卷。這是胡經之治學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在深圳市文學藝術家聯合會、深圳大學、北京大學中文系、中華美學學會審美文化委員會、深圳出版發行集團、海天出版社聯合舉辦的《胡經之文集》座談會上，文藝界、美學界群賢畢至，張炯、錢中文、杜書瀛、高建平、王一川、方寧、張法、王德勝、金永兵等老中青知名學者與會，暢談中國文藝學學科的演變脈絡及創新路徑。“胡經之從美學和中國古代文藝思潮開始，走向文藝學的研究，又走向中國古典文藝學和比較文藝學研究，還走向了文化美學的研究，每一個領域都寫出厚重的專著，填補了有關領域的空白，這是少有學者能及的。”張炯說。在評價胡經之關於文藝美學和文化美學學術範疇的研究時，錢中文表示，“他透過對美學、詩學之間融合的縝密的思考和研究，提出文藝美學，並系統規範其範疇，使文藝美學成為一門新學科，為我國當代學術的重大創新和開拓”。而在胡門弟子、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王一川教授看來，正是由於胡經之推動了文藝美學學科的建成，才促進一大批學者持續開展了文藝美學的多維度研究，毫無疑問，文藝美學作為重大學術創新已經寫入歷史，併成為時代顯學。所以，“前人栽樹後人乘涼，胡先生為後輩學人種下了一棵大樹”。杜書瀛則認為，“胡經之的學術創新，在弘揚中國學術傳統的基礎上發出了中國的聲音，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我們的理論自信”。
今年7月剛剛履新南方科技大學黨委書記的李鳳亮，在深圳大學當了8年副校長，在他看來，胡經之先生有三大貢獻，第一是在學術史意義上的文藝美學學科建構，第二是開創了根紅苗正的深大人文學科，第三是培育和引領了深圳的文化發展。《胡經之文集》的出版，不僅是深圳學術史上的重要事件，更是深圳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這是因為，胡經之親歷並參與了深圳文化、學術、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堪稱深圳學術和文化建設的拓荒者和見證者。直到今天，他還密切關注深圳特區文化的發展動向，熱心指導深圳文化的全面建設，持續思考真、善、美的當代進展。“胡經之教授一個重大貢獻，就是培育和引領了深圳的文化發展。”2018年11月，在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深圳圖書館主辦，《深圳商報》提供媒體支援的“40年·40本——記錄深圳”書目評選活動中，《美的追尋：胡經之文集第五卷》入選，作為“不但具有專業領域內的價值，比如文學、歷史、經濟、藝術、生態等，也為讀者更好地觸控時代，把握社會，理解人性，反思歷史，以及更好地展望未來提供了獨特的深圳文字”之一，該卷的上榜理由是：“胡經之先生是當代著名的文藝理論家，中國文藝美學的主要奠基人，深圳文藝理論的代表人物，該書是作者對自己的八十載人生做的一次完整回顧。”
文化人的生活世界總是豐富多彩的，學界耆宿的逸聞趣事則更有回味。哲學大師馮友蘭與好友邏輯學大師金嶽霖同庚，1983年，兩位老先生在做88歲“米壽”時，馮友蘭寫了兩副對聯，一副給自己：“何止於米，相期以茶；胸懷四化，意寄三松”，另一副送金嶽霖：“何止於米，相期以茶；論高白馬，道超青牛”，文人雅趣躍然紙上，意思是期望老友不能止於“米壽”，還要活到“茶壽”（108歲，“茶”字上面“艹”是指二十，下面也可拆為八十八）。如今，米壽之年的胡經之依然初心不改，筆耕不輟，探尋著審美文化和美學研究的新境界，並對宗白華的藝術意境論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告訴記者，若把意境論和馮友蘭、張世英等的人生境界說聯結起來，文藝美學將大有可為。他還撰寫了《意象經營意境生》發表在《中國文藝評論》上。“人活在這世上，一要生存，二要發展，三要完善。適者生存，善者優存，美者樂存，心有真善美的追求，才有完美的人生。”胡經之說。知者樂，仁者壽。白髮鶴顏、精神矍鑠的胡經之先生，既登“米壽”，唯願以馮友蘭大師的壽聯祝先生“茶壽”安康！
（感謝深圳大學美學與文藝批評研究院教授李健對本文的幫助）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李永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