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鎬
可能很多北京人都不知道，我們居住的這座城市究竟是怎麼來的，它的源頭在哪裡？尋根溯源，這事要從三千多年前的商末周初談起。
《禮記·樂記》載：“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此文說，周武王在剿滅了商朝之後，還沒有來得及走下自己的戰車，就忙不迭地褒封黃帝后人於薊。這是一件和中華始祖黃帝息息相關的事，也是一件與今日北京城息息相關的事，發生在商末周初的周武王之時，距今已有三千餘載。
這件事廣泛見載於《禮記·樂記》《韓詩外傳》《史記·樂書》以及許慎《說文》等先秦兩漢典籍。那麼，此事怎麼會和今日北京城息息相關呢？
從薊城到北京城
根據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的記載，周武王所封黃帝后人的“薊”，就在漢代廣陽國的薊城，即今之北京。酈道元還特別強調：“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即薊城之名始於“城內西北隅”的薊丘。《水經注》是一部經典的傳世之作，引據浩繁且論斷公允，加之酈氏乃范陽涿州人氏（今河北涿州），對近在咫尺的薊城十分了解，他的上述結論顯然持之有故。
在此基礎上，著名地理學家侯仁之教授經過反覆考核和實地踏勘，最終確定漢代廣陽國薊城就在今北京城區，具體方位即“現在白雲觀所在，差不多正處於薊城的西北隅附近”。白雲觀既然在古薊城的西北隅，那麼以此為原點，古薊城自當在白雲觀的東南方位，其範圍就在今北京市西城區的南半部。
1965年，在北京西郊八寶山發現了西晉永嘉元年（307年）幽州刺史王浚之妻華芳墓，墓中出土了《華芳墓誌銘》，言該墓“假葬於燕國薊城西廿裡”。這是北京地區歷代墓誌銘中關於薊城方位的最早記載，提供了該墓葬和燕國薊城的相對位置。按照墓中所出晉代骨尺，每尺約合24.2釐米，晉代每裡為1800尺，晉的二十里約等於今天的8712米。而由墓地向東8.7公里許，恰好直抵白雲觀西的會城門，與侯仁之教授對薊城位置的推斷若合符節。
在先秦薊城故址上一步步發展起來的，有秦漢的廣陽城、三國的燕郡郡治、晉至隋的幽州治所、唐的幽州城、遼的南京城、金的中都城、元的大都城和明清兩朝的京城，直至今天的北京城。數千年來，歷代建築層層疊疊，早已把先秦薊城深深掩埋在地下，無法窺其原貌。所幸自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櫛風沐雨，堅持不懈，不斷在地面和地下尋找著它的蹤跡，終於發現了一些被黃沙掩埋的印記。
小陶片裡有大文章
早在1957年，人們就在考古調查中發現了一處位於廣安門南的先秦遺址，出土了先秦時期的陶器及饕餮紋半瓦當。此遺址地處廣安門橋南約700米，位於遼南京城和金中都城的中心位置，疊壓在附近居民取土時挖出的一個深約2米的土坑之下。透過現場清理，可知這個埋在深處的文化堆積厚達1米以上，而且仍未見底。這個堆積包含了豐富的先秦遺物，有粗繩紋陶片、碎繩紋磚、陶鬲腿、陶豆和饕餮紋半瓦當等。經過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鑑定，這些遺物統屬先秦時期，其中年代最早的甚至可以早到西周時期。
這裡不能不特別提到的是，蘇秉琦先生是中國考古界神一般的存在，他的最神之處不在於學科理論上如何高屋建瓴，也不在於其作為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首位掌門人曾培養出多少考古大咖，最神的是，他對中國陶器文化的認知簡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曾有笑話說，他的大弟子故意把不同灰坑的陶片混在一起，放到他面前謊稱說這都出自同一個考古單元。沒用多大工夫，穩坐在小馬紮上的蘇先生就不聲不響地把這些不同灰坑、不同時代的陶片清清楚楚地區分開。
這次清理還發現了饕餮紋半瓦當，而這是先秦時期高等級建築的構件，是列國宮殿建築的標誌性遺物。綜合這些發現，現場的考古工作者說：“我們推想瓦當和古陶的出土地點，是一個很重要的古代遺址——‘燕上都’和它的前身所在地。”即以其為先秦薊城的所在。無獨有偶，1972年，在和平門外又發現了饕餮紋半瓦當，同時出土了戰國時期的燕明刀貨幣和細繩紋陶片，也證明了同一個事實。
古井密處即市井
上世紀50年代以來，陸續在宣武門、和平門、白雲觀、琉璃廠、新華街、象來街、北線閣、廣內大街、校場口、牛街、陶然亭、姚家井、白紙坊乃至西單大木倉等地，發現了成片的古陶井，數量多達數百口。其中尤以白雲觀以西至宣武門豁口一帶最為集中，僅一次探查就發現了130口，最密處在6平方米內就有4口。這些古陶井的製作相當考究，是用陶井圈一節一節迭砌而成的，井底還殘留著汲水用的水罐。根據地層疊壓關係及出土物的型別學分析，考古工作者認為這些水井的年代統屬“東周到西漢初期”。這也證實了古薊城的所在，從先秦時期的薊城到西漢時期的薊城，本來就是一脈相承的。
按照《水經注》的記載，薊城一帶水路縱橫，並不缺乏灌溉用水，何以要開鑿如此之多的人工水井呢？說明這裡是人口稠密的城市居住區。有一個大家熟悉的詞彙，叫“市井”，形象說明了有井就有市、有市就有井的道理。至於這些水井的用途，或者是為了滿足居民就近飲用清潔水的需要，或者是為了解決手工業作坊區的供水需求，或者是為了方便大型建築工地的取水用水，總之都說明了這裡是城區所在。
至於為何一些地段的水井竟然密集到了6平方米內就有4口，則應該和古代社會的“改水”習俗有關。按照古代民俗，每當舊井被汙染，禽鳥不食其水時，古人就會捨棄這座容易傳染疾病的水井而另開新井，稱為“改水”，於是便有了這一口緊挨一口的水井。
在上述陶水井密集區以南，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南站、陶然亭、天壇、蒲黃榆、寶華里一帶，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數量眾多的戰國至漢代墓葬。特別是1973年在法源寺附近，以及1974年在白紙坊以北的地圖出版社院內，接連發現了兩處戰國墓群，也為先秦薊城的定位提供了可靠證據。此外，1977年在西單白廟衚衕路南商業部後院發現了一個西漢墓群，同樣為薊城的所在提供了線索。
綜合上述考古發現，考古工作者得出結論：“看來薊城的位置當在發現瓦井最密集的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從法源寺發現有戰國墓群來看，可能薊城南牆在法源寺以北，而北城牆在西長安街以南。”
為什麼說“從法源寺發現有戰國墓群來看，可能薊城南牆在法源寺以北”呢？中國古人向來以死者為大，以先祖為大，故而很早就有了視生死兩界為一體的傳統。如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中，墓葬區就集中在中期小城的西北部，未出城邑的範圍。河南偃師二里頭城址，大多數墓葬與城市生活區混在一起，其中最大的一座墓甚至緊傍大型宮殿基址。再就列國都城而言，河南新鄭的鄭韓故城墓葬既有在城垣外的，也有在城垣內的，其中的貴族墓就多在城垣內。燕下都的墓葬區甚至位於東西並列的兩座城址的中心，其中的虛糧冢墓地即貴族墓葬區。大名鼎鼎的周公旦所封的曲阜魯故城，從西周到東周，八百多年的墓葬基本都在城址內。我們無意說先秦時期的墓葬一概在城址內，因為琉璃河古燕都的墓葬就在城址外。同屬燕國都城，琉璃河古燕都的墓葬在城址外，燕下都的墓葬在城址內，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情況。就先秦兩漢的古薊邑而言，其墓葬也很有可能在城址內。
薊丘與薊邑
《水經注》已經明確指出，“薊邑”之稱來源於“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在此基礎上侯仁之先生又勘定：“現在白雲觀以西的高丘，有可能即是古代薊丘的遺址。”那麼，這個“薊丘”又能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考古線索呢？
根據1956年的考古勘查，今白雲觀以西確實有一處大遺址，也有一座大土丘。經過初步試掘，可知這裡分佈著相當密集的陶井，已發現戰國陶井36座、漢代陶井115座。在大土丘的地面上，當時散佈著很多先秦陶片，幾乎俯拾即是，但隨著土丘被剷平卻蕩然無存。1972年，考古工作者對“薊丘”再次進行了局部發掘，果然發現了一道古城牆。這道城牆的牆基下壓著三座東漢時期的墓葬，而按照考古地層學的基本原理，該城牆的建造年代不會早於東漢。於是考古工作者得出結論，判定此處“不可能是薊城的所在”。此論影響非常大，以致後來但凡言及薊邑，多數學者均認為：“由後期薊城留下的遺蹟，經考古發掘證明為東漢以後所築”。
雖然白雲觀以西的古城牆下壓著東漢墓葬，但在進行較大範圍的發掘之前，不能說此處的東漢墓下一定沒有疊壓著更早的城垣和城址，更不能說白雲觀一帶就一定不是古薊城的所在。
1962年北大考古系鄒衡教授帶隊去琉璃河古城發掘時，起初在城牆夯土裡找到了一些遼代陶片，一度判定城邑是遼代的。當鄒衡教授1972年再次率領更龐大的考古隊到琉璃河古城發掘時，接連挖掘了許多探方和探溝，仍然一無所獲，所有人都認為那裡絕不可能是燕國都城所在。如果不是琉璃河鎮黃土坡村的“老施家”在挖菜窖時挖出了兩個“銅疙瘩”，上面還鐫有銘文，說不定召公奭所封的燕國到現在都還杳無蹤影呢！考古工作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切考古發現只能證其有，不能證其無。
1956年，對白雲觀以西的大土丘進行試掘時，曾在一座戰國陶井中出土了一件汲水用的陶罐，罐的肩部有一則陶文，當時未被釋出。後經學者辨識，認出這個古陶文恰是“薊城”的“魝”字，並提出：“這足以證明戰國燕國的上都薊城，以至於上溯到西周、商代的薊城，就在白雲觀以西的‘薊丘’附近。”在陶罐、陶缶、陶甕上模印產地的名字，是戰國時期的一個普遍現象，而白雲觀陶罐這個事例告訴我們，此地顯然是先秦薊城的所在。
先秦薊城終究已被層層疊疊的晚期城邑所覆蓋，不會像琉璃河古城那樣一直痴痴等待著人們去發現。但綜合起來，各種跡象表明，今北京西城區的南半部，應就是“黃帝后人”古薊城的所在，也就是北京城的源頭所在。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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