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對一個國家來說至關重要，對於國家治理來說將會產生巨大的作用。縱觀中國古代王朝，在擇都之上往往是十分謹慎的，除了考慮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之外，還需要考慮地理位置已經古人所信仰的風水觀念，歷史之中的王朝常常會有遷都之舉，儘可能的保證其統治穩定性。在明朝時期，永樂皇帝將國都自南京遷到了北京，形成了“天子守國門”的景象，對於明朝穩固北部邊防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確實，國都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意義非凡，它常常會有諸多象徵意義，受到了全國人民的關注，尤其是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會讓人們對它時刻關注著，即使人們不知道除自己生活之外的地區，但一定也會聽過首都的名字，畢竟在耳濡目染的影響下，已經對它有所瞭解。或許很多人一生都沒有去過首都，但它對於他們來說仍然是一種嚮往，能夠去一趟首都也是他們一生的追求。

在中國歷史之上，有許多著名的都城，如北平、南京、西安、洛陽、開封、杭州等等，它們都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甚至於其中一些還數次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國都，西安曾作為十四個王朝選擇的國都，南京也曾是六朝古都，翻開歷史的畫卷，會看到這些城市有著深厚的歷史價值。

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始了一段新的征程，當然也要面臨定都的問題，而當時擺在領導人面前的有11個選擇，為何最終會選在了北京了呢？

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建都之爭

早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中國學人和政治家們曾展開過一場激烈的建都之爭。當時的孫中山先生主張建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他認為當時的北方局勢未定，情勢也不明晰，北方並不適合建都。

面對孫中山先生的選擇，學人們對此曾做過一些辯論。章太炎在1912年初致信南京參議會，列述金陵建都的五害。他主張建都北京，若遷都金陵，廣大的北方失去了文化和政治經濟中心的影響和統治力，政府“威力必不能及長城以外”，尤其是北京作為舊有王朝的首都，有著極大的政治影響力，如果就此遷都，原本的積累也將化為烏有，這是一害。文化的影響力不及，“是將北民化為蒙古”，是二害。若袁氏被迫南遷，日俄會乘機侵及東北，中原失重，國體將土崩瓦解，是三害。政府南來，蒙古諸王相擁戴，使南北分裂，是四害。若政府和使館南遷，耗資極大，民窮財盡，是五害。

但章太炎所述，當時的南京政府並未在意，但最終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章太炎先生的考慮是極為正確的。此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關於建都的問題一直是人們討論的重點，各家各持己見，希望能夠引起統治者的重視。

1942年錢穆撰寫了《戰後新首都問題》一文，從歷史依據、邏輯分析、未來展望等不同的角度，系統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應該走逆勢，不可走順勢。正如個人般，應努力向上，不該順勢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國知識分子、經濟力量都集中向東南，西北本已荒廢，再加東南引誘力一拉，將更沒有辦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後必然會全體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領導，知識分子、經濟力量，便可拉向那一邊，逐漸移回一部分，好讓兩邊逐漸得平衡。漢、唐立國，便是如此般由東向西倒拖的，此刻則當由南向北地逆轉。”

他提到“偌大一箇中國，總不該專門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杭州、福州、廣州那些專供外國人吸血的新都市。應該同樣注意到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帶廣漠區域。不該對這些大敵視若無睹，認為無足輕重”。

確實，從整個國家層面上來看，西北地區的政治環境同樣重要，尤其是近代以來，國家偏重於東部地區的治理，使得對於西部地區多有疏忽，但西部地區同樣也有眾多可以關注的地方，尤其是近代列強曾對我國的西部地區已經東北地區多有蠶食，需要受到統治者的考慮。因此當時的錢穆主張建都西安，它不僅僅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也能對西部地區進行一定的管理，同時西安地理位置有著一定的優勢性，地處腹地，也能減少戰亂的影響。

但當時的國民政府並未對錢穆的主張有所重視，依然認為南京是最為合適的建都地點，但歷史的事實確實也向我們證明了南京這座城市有著無形的詛咒力，歷史之中定都南京的王朝好像都十分短命。

在漫長的近代時期，建都之爭一直在激烈地討論著，各家所論也確實能夠為新中國成立之後的選擇提供一定的智慧經驗。

新中國成立之後定都北京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定都問題上，曾把北平、哈爾濱、延安、西安、洛陽、開封、成都、重慶、南京、廣州和上海這幾個城市都考慮在內。上述幾個城市可能都有其定都的優勢，但仔細權衡下來，毛主席還是決定將首都選在了北京。

當時王稼祥認為，西安太過於偏僻，而且當時的西北也是非常地貧窮落後，不太適合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代表；洛陽、開封都在河南，儘管在中國歷史上都做過首都，但如果選擇這兩個城市，無疑是頭頂上頂了個“水盆子”，歷史上黃河的數次決堤都證明這個地方有著一定的缺陷性。而且在近代也是殘破不堪，經濟也比較落後。河南地區雖然地處中原，但在近代時期的沒落，也使得其並不具備建立國都的條件。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抗日戰爭時期以及解放戰爭時期，河南地區受到戰火的影響，受到了極大的破壞，尤其是歷經數次大的自然災害，使得河南的政治、經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在建國初期它並不具備成為新首都的條件。

而關於建都南京的問題，很多人表示這是當時國民黨統治的根基所在，在很大程度上還有著一些舊有的模式，但是共產黨人的群眾基礎主要是在北方地區，而且為了表示與舊政權區分開來，很多人並不樂意去南京。因此南京便很快被排除了出去，雖然南京地區有著十分深厚的經濟基礎，但是考慮到諸多政治因素，確實沒有將南京再考慮在內。

延安雖然是革命老區，但延安和西安都位居陝西，地處內陸地區，不利於國際貿易的發展。同時，延安地處內陸，環境差，水資源匱乏等，再加上延安地區的地理環境已經生存狀況，並不適合作為首都，尤其是一個新生的首都還需要相應的經濟基礎以及物質基礎，這都是延安所不具備的。

重慶是1949年11月31日解放的，當時蔣乘飛機撤走後，我軍進入重慶，重慶得到了解放。同年12月，12月30日賀龍元帥透過和平談判，也順利解放了成都。但是我們選國家首都城市時，重慶和成都還沒有解放，但是當時我國的優勢非常明顯，解放重慶和成都也只是時間的問題，因此在定都問題時也將它考慮在內。成都、重慶地處盆地地區，易守難攻，雖然說有很好的地理環境保障安全，但同時眾多的大山也影響了對外的交通，對於一座輻射全國的首都來說，這是極為不利的。

至於哈爾濱則是當時最有可能成為首都的一座城市，在1948年上半年，我軍所掌控的真正意義上的大城市，也只有哈爾濱這一座，而且哈爾濱地區在日俄時期曾得到一定的發展，有著良好的工業基礎，這對於一座城市來說至關重要，而且哈爾濱距離蘇聯較近，在中蘇關係的影響下，它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後來隨著全國解放程序的加快，哈爾濱作為首都的優勢便不再明顯，雖然距離蘇聯較近，但同時也會存在一定的隱患，同時哈爾濱地區位於東北，通達性較差，並不能滿足首都的政治需求，而且哈爾濱常年氣溫較低，到了冬天時更是零下二十幾度，這並不適合作為一座首都城市。

至於當時的上海、廣州兩城市，雖然有著極為深厚的經濟基礎，但同時地理位置也是它們一個很重要的缺陷，因為地處臨海，所以很容易受到威脅，而首都作為全國的象徵，安全性也是它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尤其是如果真的發生戰爭，這將是對其產生重要影響，因此並沒有將兩個城市定為首都。

最後便只剩下了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北京三面環山，一面迎海，背山面海的環境在古人的風水觀念中有著很好的寓意，而且即使靠海，也並非是直面大海，而是有著一定的緩衝地帶。再加上當時的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所以城內的基礎設施以及政治機構並未受到多大的破壞，具有良好的辦公條件，這一點是當時全國大多數城市難以比擬的，而且北京距離蘇聯也較近，能夠很好和其交流，具有一定的優勢；再加上北京地區本身就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作為明清兩代的國都，它能夠形成很好的輿論效應，得到眾多人的認可。同時北京處於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上，北可出山海關，南可達華北平原，有豐富的糧草、水源供應和關鍵的地理位置，是軍事上的戰略要衝，兵家必爭之地。

最終，在諸多考慮之下，新中國的首都選在了北平，這座歷史悠久的故都又開始煥發新的生機。

結語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舉行。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平，北平改名為北京。這座曾經風雨飄搖的城市開始了新的歷史征程。如今的成績也似乎證明了當初的選擇是極為正確的，這是值得肯定和後人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