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陳忠海
中國有5000年使用貨幣的歷史，在春秋戰國時期，貨幣發展還屬於較為初級的階段，各諸侯國幣制十分混亂，影響到商品交易和經濟往來。秦國統一天下前就已適時推出了領先各諸侯國的貨幣“半兩錢”，秦幣的脫穎而出為秦國的進一步崛起做出了重要貢獻。
貝幣時代
貨幣是一種固化的物質文明符號，是所有者之間關於交換權的契約。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社會分工的出現，一個人所生產的東西越來越無法滿足自身需求，需要將勞動產物的剩餘部分拿去與人交換，最初的形式是以物易物，但這樣做比較困難，因為許多物品之間難以確定合理的交換標準，不得不尋找一種能夠為交換雙方接受的物品作為媒介，於是一般等價物出現了。
一般等價物的出現標誌著原始貨幣的誕生，它承擔著商品交換過程中的支付職能，是以物易物的“升級版”。充當過早期一般等價物的物品有很多，大到牛、羊等牲畜，小到貝殼、珍稀鳥類羽毛，以及糧食、鹽、布帛等生活物資，甚至寶石、沙金、看起來比較稀奇的石頭等，都擔負過這樣的職能，《鹽鐵論》說：“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
在這個階段，貝殼曾長期作為一般等價物的首選，不僅在中國，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也都如此。歐洲人最早從西非購買奴隸使用的就是貝幣，亞洲、澳洲、美洲等很多地方也都使用過。西方殖民者當年剛進入美洲時，已被歐洲人視為珍寶的金銀在印第安人的眼裡一文不值，為獲得珍貴的皮毛，西方殖民者不得不把貝殼串起來與印地安人做交易。
貝幣也是中國最早的貨幣，至少商朝中期以後人們在流通中已廣泛使用貝幣了。當時的人們把擁有貝幣作為追求財富的目標，《尚書·盤庚》記載“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尚書·孔傳》記載“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這一階段也是漢字發展成形的時期，所以誕生於這一時期的漢字，凡與商品交易支付有關的差不多都帶有“貝”字偏旁。
貝殼雖然具有天生易分割的自然狀態，且堅固耐久、便於攜帶，但它作為貨幣也有缺陷，那就是來源不穩定，對於上古時代的中國來說這一點相當致命。由於天然貝殼有限，而商品交易日趨增多，所以人們又用其他材料製作一些仿造的貝殼充當貨幣，玉貝、銅貝、木貝、石貝、陶貝、骨貝、蚌貝等大量出現，其中由青銅鑄造的貝幣成為最早的金屬鑄幣。
幣制紛亂
馬克思說：“貨幣天生不是金銀，但金銀天生就是貨幣。”隨著冶煉技術的不斷成熟，金屬在人們日常生活和商品交易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與貝殼以及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其他各類物品相比，金屬作為貨幣優勢更加明顯，它更容易儲存，也方便分割，同時具有實用價值，又無法從自然界直接大量獲取，製造它需要人工，金、銀、銅等金屬由於冶煉困難而顯得稀有珍貴，這些都符合成為貨幣應具備的條件。
青銅等金屬應用於商品交換和支付，開始是以稱重的形式出現的，與糧食、布帛一樣屬於一般等價物，如《史記·平準書》中所說“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龜貝”，其中的“黃”指黃金，“赤”指紅銅，“白”指白銀。由於較為珍貴，它們一開始多用於賞賜或懲罰，後來隨著青銅冶金技術的不斷提高，青銅的應用領域越來越多，用青銅仿鑄貝幣後，銅幣的時代正式開啟了。
青銅可以仿鑄貝殼，也可以鑄造任何東西，人們慢慢地不再仿鑄貝殼，而鑄造一些更常用、更具地方代表性的東西，比如一些農具、生活中常用到的工具等。東周以後，統一的王權被諸侯割據所取代，各諸侯國都擁有鑄幣權，他們紛紛鑄造了各種青銅幣，有的仿鑄工具的刀，稱為“刀幣”；有的仿鑄農具，其中仿鑄最多的是“錢”，“錢”字的本意是鏟一類的農具，這類銅幣所流行的地區之前多以布帛作為交換媒介，所以習慣地稱這種“錢幣”為“布幣”；有的仿鑄車輪等圓形物，鑄造出“圓錢”；有的繼續仿鑄貝殼，但在上面添加了一些表意的筆畫，看起來像一隻螞蟻，還有兩個鼻孔﹐被形象地稱為“蟻鼻錢”。
從春秋到戰國，各諸侯國最通用的銅幣主要是以上四種，它們各有特定的流通區域，其中“刀幣”主要流行於燕國、齊國、中山國等地，“布幣”主要流行於韓國、趙國、魏國等地，“圓錢”主要流行於周王室、秦國等地，“蟻鼻錢”主要流行於楚國。這些貨幣都沒有統一的計量位，分不清官鑄、私鑄還是盜鑄，鑄造的標準不一，結果造成了種類的千差萬別，如“刀幣”就有齊刀、齊明刀、尖首刀、明刀、直刀、針首刀、圓首刀等，“布幣”也有首穴布、平首布、釿布、銳角布、方足布、尖足布、圓足布、三孔布等，加上各諸侯國的計量單位也不一樣，有朱、兩、甾、刀、鎰、傎等，造成這一時期貨幣形態的五花八門。
秦國革新
貨幣是支付工具，幣制的混亂制約著商品交換和流通，也加大了交易成本。春秋戰國時期，不僅“四大貨幣區”之間的商品流通因幣制問題受到極大限制，而且同一貨幣區內也因不同形制的貨幣同時在流通，增加了交易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支付工具的貨幣需要進行一次大的革新。
在各諸侯國中秦國不具備先發優勢，但它的創新精神最強，尤其到了戰國中後期，秦國適應經濟社會的轉型，成功地進行了商鞅變法，“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同時“初行為市”，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又建立起稅收制度，將“錢”作為稅收的重要標準之一。《後漢書·南蠻傳》記載，秦孝公十四年“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錢”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發揮的作用已經十分廣泛。
這裡“錢”就是秦國當時常用的銅幣，是一種“圓錢”，這種銅幣並非首創於秦國，它的形制也比較多，一般是圓形、中間有圓孔，與流行於其他諸侯國的“布幣”“刀幣”相比它並沒有特別優勢，這種狀況到秦惠文王時發生了改變。
秦惠文王嬴駟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諸侯王，他掌權後實施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比如，在此之前秦國的國君都稱“公”，秦惠文王的父親就是秦孝公，從秦惠文王開始自稱為“王”。秦惠文王當政期間北掃義渠、西平巴蜀、東出函谷、南下商於，使秦國的地盤不斷擴大，為秦統一中國打下堅實基礎，同時他又繼續推進商鞅變法中的一些做法，繼續改革創新，他推出的新貨幣“半兩錢”迅速成為一種先進的支付工具。
“半兩錢”的名字來自於它的重量，《漢書·食貨志》記載：“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也就是說，這種錢不僅重量是統一的，都是半兩重，而且在上方面鑄有“半兩”兩個字，此前的各種銅幣上也多鑄有文字，但基本上是地名，是鑄造地的標識，將重量鑄造在錢幣上，無疑極大地方便了使用。
“半兩錢”還有一項重要創新，它將中間的圓孔變成了方孔，不要小看這個小小的變化，它帶來的結果是革命性的，“圓錢”中間通常有孔，為的是用繩索或木條串連方便，圓孔的缺點是串起來的銅錢更容易活動，“錢串”不容易固定，在攜帶途中銅錢之間更容易產生摩擦，青銅不停地摩擦容易減重。同時，與圓形圓孔相比，圓形方孔也更符合審美情趣，方孔兩邊又各鑄一個字，顯得更為勻稱，加上“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的觀念在當時也深入人心，“半兩錢”的設計更符合“天圓地方”的理念時尚。
在推出這種新貨幣的同時，秦國還加強了對貨幣管理，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由國家收回鑄幣權，規定任何人不得私鑄。在出土的秦簡中，《金布律》《封診式》《法律問答》等都涉及這方面內容，《封診式》中還記錄了一個案例，有人私鑄“半兩錢”，被鄰居扭送到了官府。國家壟斷鑄幣權是貨幣制度成熟的另一項標誌，不僅有利於規範金融秩序，也有利於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
秦幣出征
在亟需一種方便、快捷和通用支付工具的情況下，標準統一、設計美觀、理念先進的秦國“半兩錢”沒有理由不脫穎而出。正在崛起的經濟大國和軍事大國秦國，手中如今更有了一個銳利的貨幣武器，如同戰無不勝的秦軍一樣，秦幣也開始了它的遠征。
從考古發現情況看，秦戰國時期推出的這種“半兩錢”不僅在關中本土的秦人都邑舊址附近大量出土，而且也出現在其他六國的舊地。山西晉城的高平有秦趙長平之戰舊址，在其附近一個叫靖居村的地方曾出土秦國“半兩錢”兩萬枚，在山西臨汾的安澤也出土了大量秦國“半兩錢”。在山西河津曾發現秦國“半兩錢”2000枚，這幾個地方戰國時期屬於趙國和魏國，以前流行的貨幣主要是“布幣”。考古還發現，河南潁陰、南陽，湖北宜城等地也有大量的秦國“半兩錢”，說明秦國“半兩錢”在楚國經濟區也廣泛使用。遼寧鐵嶺曾出土過兩隻燕國陶罐，裡面全是戰國時期的貨幣，有“刀幣”“布幣”等，其中也有130枚秦國“半兩錢”。
除了這些傳統經濟區，秦國的“半兩錢”還以極快的速度佔領著一些經濟相對落後、此前貨幣流通較少的地方，如西南的巴蜀地區和西北的義渠地區，四川、甘肅、重慶、內蒙古等地都發現了大量秦國“半兩錢”，在這裡的許多地方，秦國“半兩錢”是所在區域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金屬貨幣，也就是說，秦國“半兩錢”推出後，在迅速擠壓傳統的“刀幣”“布幣”“蟻鼻幣”市場的同時，也在開闢著新的流通領域。
有人把這種現象理解為秦國軍事力量強大所帶來的產物，認為隨著秦國佔領地區不斷增多，秦幣使用範圍也在不斷擴大，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不過反過來說，秦幣優勢地位的確立其實也是促成秦國綜合實力提升進而強化秦軍戰力的一個重要方面，由支付工具創新帶來的這場“金融革命”所獲得的收益無法估量，所提升的既有硬實力也有軟實力，秦國最終掃滅六國，誰能說其中沒有秦幣的突出貢獻呢？
作者簡介：陳忠海，本刊專欄作家、文史學者，長期從事金融工作，近年來專注經濟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歷史人物傳記8部,《套牢中國：大清國亡於經濟戰》《解套中國：民國金融戰》等歷史隨筆集6部，發表各類專欄文章數百篇。
本文刊於《中國發展觀察》雜誌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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