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593年，50歲的陳振龍頗為艱辛地把“朱薯”藤條帶入家鄉福建時，他一定不知道，小小一根藤條將會在塑造“老大帝國”的過程中，充當至關重要的角色。
萬曆六年（1578年），當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畝、登記戶籍、推行一條鞭法時，來自這個南方省份的訊息讓他“驚詫莫名”、“悲意頓生”：洪武二十六年全國性人口普查時，福建已有81萬5千餘戶、391萬6千餘口；近二百年“生齒漸繁”之後，這個省份的在冊臣民，僅僅剩餘了51萬5千餘戶、173萬8 千餘口。短短几代人時間，戶口銳減了接近六成。
戶口的急劇萎縮，固然出於民間的隱匿瞞報，也折射了這個省份的尷尬境況。令人驚訝的是，又二百餘年後，清道光十四年（西元1834年），福建依舊災荒不斷、瀕臨破產，它的在冊人口卻達到空前的1500餘萬，增長九倍以上。與此同時，全國性戶口也激增七倍左右，達到了驚人的4億900萬。
如此巨大的起伏，遠遠超出了前代經驗。普遍認為，人口激增是那個麻木矇昧、無力自拔的“老大帝國”時代的主要成因之一；而在這一人口曲線的背後，隱藏著許多外來農作物的身影。其中包括番薯。
引種
番薯的引入中國，源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這一年春天，在呂宋島，當一種叫“朱薯”的農作物進入陳振龍的視野時，他定然會回望四千裡水路之外，家鄉福建那漫山遍野的紅土地。
這一年，陳振龍50歲。他出生於福州府長樂縣的一箇中產家庭，年輕時考取過秀才功名。然而，在他生長的年月，一方面是科舉艱難、“仕途壅塞”，另一方面，經商風潮瀰漫於東南諸省，“中產子弟，什五遊食在外”。不知道什麼時候，陳振龍也開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往來於閩省、呂宋之間”。
大批閩商前往呂宋，和西班牙人密切相關。在此之前，呂宋僅有華僑“約百五十人”。1571年西班牙船隊征服菲律賓群島後，大量採購生絲、棉布、陶瓷等中國商品。短短二十餘年之內，“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明史-呂宋列傳》）。
西班牙人帶來的，不僅有滾滾銀幣，還有原產美洲的一些農作物。史料記載，朱薯進入呂宋，約在1565年。征服諸島後，“紅夷常患糧米不足”，於是大規模推廣種植。到1593年，這種開著淡紫色小花的藤本作物，在呂宋已“被山蔓野”。陳振龍看到，當地土著“隨地掘取”、“以佐穀食”（《金薯傳習錄》）。
朱薯價格極賤，並且極易引種，尺許薯藤便可“隨栽隨活”。然而，將薯藤帶出呂宋，頗費了陳振龍一番周折。《金薯傳習錄》記載：西班牙人“珍其種，不與中國人 ”，他們還在海關層層盤查。賄賂當地土著、“得其藤數尺”後，陳振龍將薯藤絞入汲水繩（另一說“編入藤籃”），混過關卡後，經七晝夜航行返回福州。航船抵達福州的日子，是農曆五月二十一日。幾天後，陳振龍之子陳經綸草擬了一份稟貼，遊說福建巡撫金學曾“行知各屬”、“效法栽種”；與此同時，由於擔心“土性不合”，在紗帽池衚衕住宅一帶，陳氏父子尋“舍傍隙地”，開始“依法栽植”。
四個月以後，朱薯引種成功。經“啟土開掘”，陳氏父子發現，朱薯“子母相連，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大喜過望之餘，他們給福建巡撫衙門呈上又一份稟貼，宣稱金學曾倘若肯推廣朱薯，將“恩同山海”、“永垂不朽”。對此，金學曾同樣振奮不已，在旌表陳氏父子此行“事屬義舉”之後，他認為朱薯的引種，“ 雖曰人事，實獲天恩”（《金薯傳習錄》）。
當年冬天，來自呂宋的朱薯，被命名為“番薯”。
紅土
對福建農民來說，番薯的成功引種，可謂恰在其時。引種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記載：“野草無青，禾無收，餓民遍野”。金學曾當機立斷，曉諭閩南各縣廣為栽植。短短几個月之後，番薯大獲豐收，饑民“足果其腹、災不為荒”。
對這個依山傍海的貧瘠省份來說，番薯的種種特性，似乎專為它而生，專為它的禁海時代跨洋而來。
宋元時代，福建曾以通商、貿易、手工業、土特產而富甲天下。然而，進入明代以後，八面來風、萬桅雲集的景象，已經僅僅存在於先人的記憶和傳說，一去不再復返了；自從“禁海令”頒行以來，災荒、饑饉、“產米不敷”、民生蕭條……種種苦難充斥民間，不絕史冊。它丘陵縱橫、紅土處處，只有小片平原和盆地可以種植稻米；它不僅“田狹民稠”，並且土地貧瘠、零碎，“秋收甚薄”。以惠安縣為例，僅隆慶五年（1561年），這個區區萬餘戶口的蕞爾小縣，“須輸入米糧約七萬石”（《惠安縣誌》）。
此外，颱風、暴雨、乾旱、水利不興……所有這一切，註定了這個省份在禁海年月的赤貧破產。而引進番薯後，饑饉漸漸淡出了福建。
它粗生賤養，即使“地屬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說丘陵地、紅土帶了；它淺埋土中，風雨不能侵蝕，“兼抗乾旱”；它產量極高，“上地一畝約收萬餘斤，中地約收七八千斤，下地約收五六千斤”……無怪乎，在漳州之後，它迅速蔓延開來，並且成為這個省份此後五百年的民生象徵。
在福建，番薯“初種於漳州，漸及泉州，漸及莆（田）”。它藤蔓延伸，覆蓋了整個閩南紅土帶。時人的一份筆記記載：“遍地皆種，物多價廉，三餐當飯而食，小民賴之”。隨即，它的觸角又延伸進閩東、澎湖和臺灣。當鄭成功船隊為颱風所困、下令在澎湖籌糧時，糧官楊英告訴他，當地“唯有番薯”（楊英，《先王實錄》）。臺灣的種植也異常普遍。此後，康熙初年，浙江溫州、廣東潮汕種植番薯的記載，也開始漸漸出現。不過兩代人的時間，它已經成為東南紅土帶“民生賴以食”、“旱潦兇歉賴以生”的主要食物了。
在江南的推廣，卻一波三折。
山居
在陳振龍呂宋引種前後，幾個浙江籍遠洋商人也從日本帶回了薯藤。然而，僅僅出於新鮮，普陀山的幾個和尚才在寺前廟後種植了幾株，它從未傳播開去。而康熙初年，當陳家的第四代人、陳經綸之孫陳以柱攜薯種前往鄞縣（今寧波），試圖讓番薯在浙江生根發芽時，他同樣鎩羽而歸。
陳以柱常年在鄞縣經商。剛剛抵達江南時，他擔心番薯“與土宜不協”；幾個月後，番薯“經秋成卵，大逾閩地”，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效。然而，喜出望外之餘，任憑陳以柱如何反覆宣示，“教其土人如法布種”，也沒有幾家農戶肯接受他的薯種。
在江南的失敗推廣，彷彿是番薯命運的一個隱喻、一種象徵：它是至窮至賤之物。不論它的生長，還是它的主人，均如此。如果說，在福建之外的溫州、潮汕、臺灣，它也得以大規模種植的話，那麼，必須認識到，這些地方的貧困、災難、地貌特徵乃至語言風俗，和福建都差相彷彿。它們都屬於紅土地的一角。而對魚米豐美、異常富庶的江南來說，這種非果非糧的食物，幾乎是多餘的。
或許，也正因此，它的又一輪傳播，只能跟隨幾百萬貧賤流民的蒼涼腳步。
也是康熙初年，為斷絕東南諸省對臺灣的供應，清政府下達“遷海令”。船隻、房屋、稻禾一概焚燬之外，沿海居民全部向內地山區遷移，“違者立斬不赦”。在持續二十餘年的遷海中，千萬難民如同牲畜，眼神灰濛濛地走向深山，“死亡載道者以數十萬計”。僥倖活下來的人兒，在貧瘠的坡地上開始了新的春播秋收，他們在窪地種下了稻穀、麥子，在丘陵種下了番薯以及另一種外來的農作物玉米……閩西、江西、廣西乃至安徽，從此處處可見象徵苦難的淡紫色番薯花。
如果說，在遷海時期，“哭聲震天”、溝壑以死的景象比比皆是的話，那麼，不久後另一次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的西遷，則似乎包含了微茫的希冀。康熙三十三年，清聖祖下《招民填川詔書》，啟動了“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在幾十萬湖廣貧民之外，江西、廣東、陝西……多達十餘個省份的僱農佃農、無業遊民，也紛紛加入了西遷的行列。這次遷徙，涉及幾百萬人，跨度近百年，而在浩蕩的人流中，包含了上百萬的客家人。正是他們將番薯帶進了遙遠的四川。
還不僅於此。大移民帶來的連鎖反應出現了，“湖廣填四川”之外，是江西填湖廣、客家填江西……幾尺薯藤，從此在長江流域處處紮根。它並沿著一個個集鎮，以扇面形狀不斷擴散開來：先期到達的湖廣移民，或以腳步丈量，或以芭茅杆插佔，圈盡了四川的良田沃土；後來的外省移民特別是客家人，只能進入邊遠的粘土帶、丘陵區，乃至緊挨貴州、雲南的大山深處。在這些地方，他們丟棄了稻種、麥種，並以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年復一年地種植下番薯和玉米。
乾隆年間，大移民風潮漸漸落幕了，然而，番薯的故事沒有結束，儘管它已遍佈了長江以南的任何一個角落。
它開始了向黃河流域的進發。
四海
將薯種帶到黃河流域的，是陳振龍的又一個後裔，五世孫陳世元。
作為一個籍籍無名的小人物，史料只是勾勒了一個簡單的陳世元形象：和陳振龍一樣，他亦儒亦商，年輕時曾是監生；此時，他已步入中年，並生育了三個兒子。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他又一次以商人身份來到山東膠州（今青島）古鎮口時，他發現往昔富庶的膠州天災橫行、饑饉四野。他後來寫到：“時東省旱澇蝗蝻，三年為災。”
他的血液裡，流淌著這個家族關於番薯的情結。而他頗有擔當、略具古風的性格，使他從一開始，就以浩大的手筆、長久的努力，以及周密的思慮，在黃河流域推廣著百餘年前他的先祖從呂宋帶來的薯種。
在古鎮口，他同樣進行試種。不過，風險和榮耀，此時超出了一家一姓的範圍，他邀約他的兩個朋友，餘瑞元和劉曦加入這個事業。次年，他們集資購買了農具、招募了幾名有豐富經驗的壯年農夫，墊付路費工錢前往膠州。一開始，古鎮口的試種失敗了，“（因）地早寒，人不知藏種至春萌生，（成活者）十僅二三”。
乾隆十六年，他們再次集資，“僱人回閩趕運補其缺乏”。這一年，試種大獲成功，“秋間挖掘，子母勾連，如拳如臂”。古鎮口居民先是“乃各駭異”，繼而“鹹樂受種”。
古鎮口推廣成功後，他們又把目光投向了膠州、山東全省乃至整個黃河流域。這一期間，不僅陳世元的三個兒子，陳雲、陳燮和陳樹先後參與，並且，一本薄薄的《金薯種植法》也開始風行於黃河沿岸。番薯的傳播，得到了各省地方官員的大力扶持。
乾隆十八年，陳雲攜帶薯種前往膠州州治，知州周於智當即出示佈告，宣示番薯的“六利八大益”，而當地舉人紀在譜也“各莊傳種、受法適收”。次年，番薯傳入濰坊，舉人王某召集親鄰，“競來傳習，處處埋掘”。而不久後，山東布政使李渭更讓人以快板的方式，在全省範圍內推行番薯。
山東之後，是河南、直隸。乾隆二十二年，陳雲及其幼弟陳樹以朱仙鎮為中心，開始了河南全省的推行；與此同時，陳世元的兩個朋友，餘瑞元和劉曦也結夥前往北京通州，不僅試種成功，並使番薯風行於長城內外。而此時，年邁體衰的陳世元，已經在自己福州的寓所裡整理《金薯傳習錄》一書了。
膠州、濰坊、朱仙鎮、通州…… 這些四通八達的地名，不久後讓番薯傳習北方各省，傳習四海。餓殍遍野的景象，似乎漸漸淡出生民的視野了。幾十年以後，在福州烏山，祭祀金學曾、陳振龍二人的“金公祠”出現了；而不知道什麼時候起，陳振龍漸漸成為福州民眾心中的城隍神，人們封他為“水部尚書”。直到今天，走進福州的許多街巷，依舊可以看到他的寺廟，他的名字。
只有在歷史的深處，還殘留著一些更重大的事實與真相。
餘音
番薯傳入中國，正值“一條鞭法”推行全國之際。它的主要內容，是將徭役的編徵由人口轉向財產；它對歷史的長久影響，則是編徵的許可權從裡甲上收到州縣。如果說，編徵權保留在裡甲的時期，人情、名聲、自發監督、資訊透明度……所有這些，都還殘留著民間自治的痕跡，從而讓編徵還尚顯公正的話，那麼，當編徵權被上收到遙遠的州縣時，官府與民間的對抗就不可避免地顯著、尖銳了。當代學者吳思的《血酬定律》，描述的大多是這一背景下的官民對抗。
不僅如此。徭役的以財產為基準，在制度上醞釀了人口的過度繁衍。以福建為例，萬曆初期，人口被大量瞞報，這是戶口急劇萎縮的最大原因；而“一條鞭法”推行之後，人口繁衍成本大大降低，與此同時，對社會公正的毫無信心，迫使人們轉向人口投機。此後，中產家庭開始了這樣一種生活：一個孩子務農，以繼承家業；一個孩子經商或當手藝人，以尋求額外回報；最後，是一個最聰明的孩子讀書、科舉，為家庭尋求社會地位，併為前二者提供基本保障。
番薯的傳入，正在這一時期。無怪乎，它能夠瀰漫赤貧的紅土地帶。
清承明制。於是，早在康熙五十年，在一份詔書裡，清聖祖就憂心忡忡地談到，“戶口漸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給之虞”。然而，他們是少數部族，他們統領著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這不可避免地帶來他們的狹隘視野。清聖祖當年下詔，“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增收錢糧”。
十一年以後，清世宗即以此為依據，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攤丁入畝”政策。
所謂“攤丁入畝”，即取消人頭稅、以土地為唯一稅基。在農業中國的視野裡，它似乎是抑制兼併、杜絕貧富懸殊的善政；然而，在人丁過剩、土地嚴重不足的年月，它開啟的卻是人口過度繁衍的最後一道閘門。乾隆十四年，正是陳世元目睹膠州災荒的年份，又一次全國性人口普查進行著。不久後，各部、各省、各地官吏紛紛上表，祝賀全國人丁達到1億7千7百萬有餘，並認為它是盛世的象徵。而在雪花般飛舞的上疏背後，則是一幅暮氣沉沉的社會景象。
“平餘”、“重戥”、浮收、折扣，種種陋規層出不窮。在人多地少、官吏腐敗的前提下，小農經濟被不斷被細化、強化。為了填飽肚子，農戶最大可能地排斥商品消費；幾乎家家織布，用於商品生產的32錠紡車消失了；曾經盛極一時的手工業投資，也被高利貸和土地投資普遍取代……西方觀察家所稱的“低水平均衡網”出現了。
更重要的是，在兩次重大財稅改革、人口繁衍成本不斷降低的條件下，在公正缺失、人口投機成為必要的背景下，唯一可能的平民出路，在於生育。無論“多子多福” 的迷信，還是“人多力量大”的鄉間生計，都驗證了這一點。然而，作為投機行為，失敗必定多於成功。於是，番薯、玉米、馬鈴薯和高粱，漸漸成為了芸芸眾生的主要食物。
雜糧流傳越廣，林地越是稀疏，旱澇蝗災越是頻繁，而黃河也越來越難以馴服……人口、雜糧和災害的惡性迴圈，就這樣不斷加劇著。所有這一切，最終勾勒了一個毫無希望的老大帝國。
而番薯，也因此夾雜在晚期帝國的餘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