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上午8時16分，原子彈“小男孩”在廣島病院上空600米處爆炸，當時正值上班高峰，在那一瞬間7萬多人被活活“氣化”，核爆引發的衝擊波席捲整座城市，20多萬人相繼死亡，這是世人第一次見證原子彈的威力。

毛澤東怒批報社負責人

1945年8月8日夜，毛澤東忙於部署對日的反攻計劃，在工作之餘，他坐下來順手讀起了當天的《解放日報》，結果毛澤東看完之後勃然大怒，將報紙摔到了桌上。

原因是報紙頭版上關於美國使用原子彈轟炸日本的訊息。

按理來說這樣的報道很正常，尤其是戰時日本作為敵對國家遭遇重創，我們更應該大力報道才是，不僅能鼓舞民眾，更能大振士氣。

但壞就壞在，這篇報道寫得太誇大了，以致於近乎喪失了政治考量。它起的反作用遠大於它的正面影響，更為要緊的是在這篇報道後面暗藏的是世界上兩大意識形態的鬥爭。

於是毛澤東的電話直接打到了報社總部。

當時負責這篇報道的是博古同志，他正和辦公室的同志沉浸在日本被轟炸的喜悅當中，直到毛澤東一通電話打來。

接過話筒，博古很明顯地感覺到毛澤東的語氣和平時不太一樣，一通電話下來博古的興奮蕩然無存，因為在電話中毛澤東嚴厲的說道：“這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原則錯誤”！

第二天，博古帶著《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余光生和新華社編輯科長陳克寒奉命來到毛澤東的辦公地。他們站在原地被痛批了一個多小時，這時候他們才瞭解那篇報道的錯誤有多麼重大。

日本的投降絕不是因為原子彈

這篇報道錯誤的第一點，就是嚴重的淡化了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十餘年的抗戰成果和世界廣大反法西斯戰士們的抗戰成果，將功勞極度誇大和不切實際的安置在了兩放原子彈和其背後的美國頭上。

即便是現在，依然有人認為日本是因為懼怕威力強大的原子彈才會選擇無條件投降，忽視了其它諸多要素，只簡單粗暴的把原子彈的巨大威力和日軍投降聯絡在一起，得出一個片面、粗淺、不正確的認知結果。

這還是新時代接受過多年教育的當代人的認知，更遑論當年國內飽受戰亂，受過教育的人少之又少。

這篇文章一出的確振奮民心，但也讓廣大人民群眾被轉移了視線，民間逐漸形成了美國是“救世功臣”的言論。

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即使沒有美國的那枚原子彈，日本的敗亡也是必然的事。

那時在世界範圍內的戰爭格局已經完全改變。

同盟國集團大範圍圍剿軸心國集團，法西斯主義瀕臨崩潰，義大利和德國相繼投降，只徒留日本在負隅頑抗，在國際環境的大格局下日本得不到援助和支援，註定敗亡。

在軍事上，日本的大部分兵力深陷中國戰爭泥沼，十幾年的時間裡投入了大量的人財力物力卻仍無法攻佔中國，損耗巨大。並且在東南亞的戰場上也接連失利，被中國遠征軍和英緬軍聯手遏制住了侵略步伐。

而且美國撕碎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絕對國防圈”，兵臨沖繩群島，下一步就要攻進日本本土；蘇聯也出兵20萬南下，擊潰五十萬日本關東軍並俘虜二十萬，當戰爭進行到最後時刻，日本關東軍被聯俘虜人數竟高達六十萬之多。

除卻外部的巨大壓力，日本國內也瀕臨崩潰，首先是以首相鈴木太郎為代表的內閣提議無條件投降，與陸軍大臣阿南惟已代表的軍方發生嚴重爭執，而以裕仁天皇代表的日本皇室雖猶豫不絕，但也有投降之意。

其次是常年深陷戰爭沼澤，日本國內民生凋敝，社會動盪，各方勢力思想魚龍混雜。

在1945年2月14日近衛文麿向天皇上奏文，稱自戰局告急以來，國內愈亂，便有人在背後煽動，以使國內混亂達成革命目的，近衛文麿將其視為共產分子。

最後，日本是一個島國，戰略資源貧瘠。

當處於被圍剿之時它就已無法從外界獲得物資，之前日本還可以靠著掠奪資源維持各戰場穩定，但到1944年之後就連本土運往戰場的物資每次都要損失二分之一，這種情況下，日本實在無力支援。

就礦業生產而言，1944年一般礦業產值僅有1941年的一半，已經低於1937年的水平；農業上，1945年的稻米產量為5855萬石，比1940年減產了1000萬石；1944年1月，東京市中心的城市居民家庭每天每戶只有不到100克的蔬菜配給，魚類配給每天每戶只有不到25克。

以上原因都足以表明，原子彈只是日本投降的加速劑，即使沒有它日本也只是秋後的螞蚱——蹦達不了幾天，它不是日本投降的直接原因，也不是關鍵原因，更不是根本原因。

日本投降是依靠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不懈鬥爭取得的，絕對不能被混淆視聽，更不能張冠禮戴、冒領功勞。

1945年世界格局背景

1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的首腦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在蘇聯雅爾塔召開戰時會議，簽訂了著名的《雅爾塔協定》，這場會議雖然三個國家參與其中，但真正的主角卻是蘇聯和美國，這次協定就是這兩個超級大國對戰後利益的分配協議。

1945年處於二戰末期，法西斯主義軍國搖搖欲墜。西歐列強經過戰爭摧殘後已經全面衰落，即使是昔日的大英帝國，如今也不過是外強中乾。

於是，有能力爭奪世界話語權的國家，便只有蘇聯和美國，並由此形成了世界兩極。

美國在二戰以前就已經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在一戰期間，光是靠倒賣軍火一項就掙得盆滿缽滿，並藉由這筆錢大力發展軍事，到二戰時期，美國的軍事實力已經躋身世界頂尖水平。

在二戰期間，各國又大量採購美國生產的優質武器，美國所賺取的軍火費用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而且由於美國地理位置特殊，被兩大洋保護在中間遠離戰場，所以美國本土完全沒有受到戰火波及，反而藉著二戰東風大發戰爭財，一時間，美國國內的經濟、政治、軍事實力飛速發展。

在以世界第一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做後盾的情況下，美國又在二戰後期參與戰爭併發揮了積極作用，站在了道德主義的燈塔之下，確立了自己資本主義世界霸主的地位，國際影響力無與倫比。

而蘇聯雖然處於戰爭地帶，本土遭遇打擊，但其軍事實力依然恐怖，在1945年，蘇軍總兵力達到驚人的1200萬人，光是部署在歐洲戰場的陸軍就有670萬裝備，各式火炮10.7萬門，坦克1.2萬輛飛機，1.5萬架，蘇聯的陸軍實力就連美國也自愧不如。

承擔這樣龐大的軍費開銷，蘇聯的經濟實力雖不如美國，但也遠超西歐諸國，在二戰時期，也是蘇聯粉碎了德國戰無不勝的神話，將德國死死地困在歐洲戰場中，掐滅了的軸心國集團意圖匯合的妄想。

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做出巨大貢獻，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舉足輕重，成為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第一強國。

當時的國際背景就是如此，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戰爭馬上就要結束，而對於世界而言，誰當家做主已經成為了最關鍵的問題。

這不僅僅是兩個超級大國爭誰是老大的問題，而是決定這個世界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是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的致命問題。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天生的對頭，雙方矛盾尖銳，差距極大，爭端不可避免。

資本主義能夠極大程度上刺激個人能動性，擴大市場發展生產力，但是這種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導致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和高度懸殊的貧富差距。

而且資本主義越發展，壟斷現象也就越嚴重，之後就會拉大階級差距，封死階級躍遷通道，導致無法避免的巨大的階級矛盾，而且壟斷行為嚴重剝削廣大人民群眾，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

而社會主義的目的則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將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應用於社會實踐，杜絕壟斷和剝削。兩種主義的差異，註定他們要彼此爭鬥。

這兩種主義形成的兩種意識形態，在蘇聯和美國落地生根。世界上其他國家都是二者選其一，在戰時無人理會一個國家的制度如何，但是在戰後必須要劃山頭、分陣營了。

毛澤東之所以為領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不會計較眼前的得失，而是事事從未來和全域性考慮，《解放時報》作為當時黨的官方報紙，一言一行都要仔細斟酌，如此這般大肆宣傳美國原子彈的威力，實則是在動搖民心，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而且當時國內國共兩黨依舊存在分歧，戰後中國誰當家作主還是未知數，若讓民眾心裡都感覺國民黨有美國撐腰而懼怕的話，那就真是把共產黨置入險境，會事事被美國卡脖子。

在1946年8月10日，61歲的美國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來到了延安，會見毛澤東，進行了一次談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紙老虎的概念。

在面對斯特朗提出的關於中國如何應對核武器這一問題上，毛澤東泰然處之地回答說：

“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其實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那件新式武器。”

毛澤東對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論述，後來廣為流傳，同列寧當年把帝國主義說成是“泥足巨人”一樣，都是看到了問題的本質，都成為了世界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