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生命時報
清華大學附屬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副院長 王 勁
我的父母都是醫生，父親(注：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忠誠)從事的是神經外科工作，母親是小兒科醫生，我兩個姐姐也是醫生，所以我走上醫學道路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受父親的影響，我也選擇了神經外科領域。
1978年，我進入北京醫學院學習，1983年又考了首都醫科大學神經外科研究生。當時的條件下，我國神經外科專業還很落後，無論診斷還是治療，儀器裝置還是理念，都比國外落後不少。當時，父親也希望我出去學習一些技術，於是畢業後，我就赴美留學了。
從留學到工作，我在美國待了30年。我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在美國透過神經外科協會認證，成為臨床神經外科醫生的中國醫學生。上世紀90年代，我一度想過回國，但考慮到如果當時回國，可能難以發揮所學及特長。我學的是神經外科，國內當時的手術裝置、器械、耗材等各方面與國外的差距還很大。實際上不光神經外科，整個醫療領域和歐美國家都有差距。比如說一些複雜的顱底腫瘤，甚至一些需要搭橋的腦血管病，在國內做的都比較少，但當時在歐美這些手術都已經很普及了。
我在海外行醫，每年我都會回國探親。國內蓬勃的經濟發展我是歷歷在目，我也一直關注著國內醫療領域的進展。2008年，北京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從那以後，在北京、上海等國內一線城市的大醫院裡，各種硬體設施、醫療裝置都在不斷更新換代。我發現，很多醫院的手術室都是全新的，裡面的硬體設施和歐美相比已經差不多了，有時甚至要更好一些。就拿治療帕金森病、麻痺震顫的神經調控手術來說，在2000年以前，由於耗材的限制，這項手術在國內基本很少開展;2008年以後國內的高科技公司開發了相應產品，這項手術在國內更多地開展起來了。
2008年就像一個開關一樣，自那以後，國內的醫療領域進入一個高速發展期。這與國內的經濟發展幾乎是同步的，正是因為國家富裕了，所以包括各省市的大醫院在內，新樓不斷拔地而起，裝備、裝置也越來越好。我在2014年應邀回國，參與籌建了清華大學附屬北京清華長庚醫院，開始投身於國內的神經外科事業。那時我們所採購的裝置，和我之前在美國西雅圖所用的裝置是一樣的，甚至更好。目前我們科室每年的手術量是900~1000臺，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從外院轉過來的高難度手術。在髓內腫瘤手術方面，我們科已經成為國內手術量最大的中心之一。
在美國行醫多年，回國也有七八年了，對比國內外的醫療行業，我有幾點體會。首先，在均衡性方面，我們可能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儘管國內大城市的大醫院與國外的差距已經縮小，有些領域甚至超過，但發展不平衡，即使是省一級的醫院，和北京上海的大醫院還是有不小的差距。在美國，各地區的醫院之間是沒有太大差距的。
還有一些細節問題。比如，在病人出院時，醫院會打出賬單，我發現，其中的醫事服務費都太低了，還不到美國的1/10，有的時候甚至僅為1/20。我認為這是對醫生和醫務工作者價值的嚴重低估。在醫學培訓方面，與國外的醫生培養模式相比，目前國內的住院醫師培養模式流動性相對較低。
中美醫療領域之間的不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不得不提。在我國是以公立醫院為主導，而在美國絕大部分醫院是私立醫院，但其中定位為非營利性醫院的比營利性醫院要多得多。這裡面不光是稅收方面的政策不一樣，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醫療行業有別於其他行業，它首要追求的是挽救病人的生命、提升病人的生活質量，而不是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如果你跟病人說某某醫院賺的錢最多，可能病患不一定會首選這家醫院。希望政府能繼續加大對醫療行業的投入，使我們的公立醫院不以追求經濟效益為首要任務，這樣才能讓醫務人員將更多精力放在提升醫療質量上，並讓醫療服務惠及更多的大眾。
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健康都是人們永恆的話題。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們一定要把健康當成自己的主業去抓，要做自己健康的主人，而不是去依賴任何其他人，包括那些大專家們。這其中我們能做的有很多，比如多運動、定期體檢，發現問題早就診、早治療等，都是對自己的負責。(本報記者董長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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