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3日，家住廣州市海珠區的梁煥，被《羊城晚報》的頭版新聞吸引了。這則新聞題為《苦尋八天找到當年小英雄》，78歲的老人看完新聞，雙手激動地顫抖著，留著眼淚自言自語道：“難道我嚴守47年的秘密公開了？如果真是這樣，那我的身份也終於可以公開了！”
報紙上說的“小英雄”，名叫張戎機。1954年國慶前夕，正在上小學二年級的他，在上學路上意外發現一個奇怪的“煙盒”，並及時交給了警察。經鑑定，這是特務放置的一枚烈性炸彈，廣州市公安局順藤摸瓜，成功破獲了這起“解放初期第一大案”，一口氣抓了25名特務。
而這枚炸彈，正是梁煥帶到廣州的（總共帶了6枚）。那麼，他看到報紙為何如此激動，嚴守47年的秘密又是什麼呢？如果您感興趣，請繼續往下看。
一
梁煥的故事，還得從1949年說起。
廣州解放初期，特務的活動仍然十分猖獗，每年到了國慶前夕他們就蠢蠢欲動，企圖執行所謂的“華南行動”，妄圖在人民歡慶的日子裡搞破壞。根據廣州市公安局的資料顯示：1954至1964年間，僅廣州就抓獲363名美蔣特務，繳獲定時炸彈72枚、縱火器85件以及大量破壞器材等。
當時的深圳，還只是一個人口不足5千的小漁村，卻因與香港一江之隔，成為敵人向廣州滲透的主要通道。兩地之間，有一座不足百米的羅湖橋，連線著羅湖火車站和新界火車站，一批工人長年累月在橋上從事過境貨物的搬運工作，梁煥就是其中之一。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解放，駐守深圳邊防的是解放軍公安10師30團。當時，30團有一位叫徐展的偵察參謀，負責深圳河兩岸的敵情偵查。他在執行任務時，很看重當地人提供的情報，並有意在農民、漁民和搬運工人中發展“特情”（臥底）。很快，梁煥就進入了他的視線。
梁煥當年才二十多歲，是寶安縣深圳鎮搬運公司的一名工人。解放前，他因為家窮沒少受欺負，因生活所迫，弟弟也賣給了人家。解放後，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新中國的溫暖，內心也積極地向黨靠攏。
透過暗中摸底考察和多次接觸，徐展認為梁煥忠誠可靠、機智勇敢，而且應變能力超強，很適合發展為“特情”人員。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試用後，梁煥正式成為30團偵察股的“特情”人員，主要任務是在深港兩地搬運作業時，對可疑物件進行調查，伺機打入敵人內部。
二
1953年，一個叫張福智的人引起了梁煥的注意，此人在賭場工作，平日總是神出鬼沒，行動詭異。梁煥的直覺告訴他，此人很可能是國民黨的潛伏特務，便將這一情況上報給了徐展。徐展透過掌握的各種情報，確認此人系香港特務站站長。於是，他給梁煥下了任務，尋找機會接觸張福智，爭取信任並打入敵人內部。
可是，該如何接近對方，又不引起對方的懷疑呢？說來也巧，張福智也在物色“特工”，梁煥遂以走私相機為由與他接觸。梁煥的應變能力，令張福智印象深刻，也贏得了他的初步信任。
不過，為了保險起見，張福智又將他帶到香港，讓美國CIA情報人員進一步考察。美國人得出的結論是：梁煥忠誠、能幹。就這樣，梁煥在經過多方考驗之後，順利打入敵特組織，成為張福智的交通聯絡員，主要負責他與廣州特務陳二妹（女）之間的情報傳遞。
據梁老回憶，他當年與國民黨特務聯絡時，在文德路有一處秘密接頭地點，如果牆上擺著一塊磚，說明“有情報”；如果“同意見面”，就在旁邊再擺上一塊磚。他每次拿到情報之後，總是想方設法聯絡徐展，將情報送到30團檢查並得到指示後，再做下一步處置。
三
張福智等國民黨特務，一直妄想在廣州製造一起“驚天大爆炸”，當時廣州最繁華的地點——廣州火車站、文化宮、公安局、新華戲院、發電廠、白雲機場等，都是他們的目標。梁煥得知敵人這一特大陰謀後，立即將情報遞給了30團，30團又上報給中南公安司令部。由此，一張圍捕特務的天羅地網展開了。
1954年國慶前夕，張福智決定動手，讓梁煥利用過境搬運作掩護，將美製TNT烈性炸藥和燃燒彈六枚，分兩次，每次三枚，秘密運過境。敵特為了掩人耳目，竟喪心病狂地讓梁煥帶著妻子和未滿週歲的兒子護送炸彈入境。
炸彈偷入境之後，梁煥按照事前約定，在羅湖橋附近的一處廁所裡，將6枚炸彈轉交給30團偵察參謀劉衍昌，隨後交由廣州市公安局進行技術處理。經過處理，6枚炸彈排除了爆炸、燃燒功能，在公安人員的嚴密監控下，梁煥前往廣州與敵特分子匯合。
梁煥到了廣州，在特務陳二妹的安排下，住進了一家賓館。沒多久，潛伏在廣州的特務紛紛現身，前來賓館領取炸彈，結果被公安人員悉數抓獲。緊接著，警方順藤摸瓜，最終將這個25人的敵特團伙一網打盡。
四
這起大案被破獲後，葉劍英親自到慶功大會祝賀，徐展也因立功被中南軍區授予“二級偵察模範”。然而，功勞最大的梁煥沒能成為英雄，卻背上了“反革命”的罪名，名字出現在廣州市中院的判決書中。
很多人看到這裡，肯定要為梁煥鳴不平，人家冒著生命危險蒐集情報，為保護廣州立下了大功，到頭來無功也就罷了，怎麼還讓人背黑鍋呢！其實，這也是無奈之舉。由於當時敵我鬥爭尖銳複雜，為了保護梁煥及其家人的安危，避免他們被敵人報復性暗殺，有關部門不得不採取這樣的措施。
不久，梁煥一家在有關部門的安排下，從深圳秘密遷往廣州定居，他本人被安排進廣州市二運公司工作。他的原名“梁初”，也就是在這時改為“梁煥”的。
當然，除了安全方面的考慮外，有關部門還有另一層考慮。由於特務頭子張福智還逍遙法外，此案可能仍有漏網之魚，所以公開宣佈梁煥為“反革命”、“特務”，是希望一旦有需要的時候，再次讓他作“誘餌”。
五
起初，梁煥感到萬分委屈，“反革命”這頂帽子他堅決不肯接受。領導只好給他做工作，說這是黨和人民的需要，也是“國家秘密”。於是，生性淳樸善良、懷著對黨和人民無比深厚感情的梁煥，坦然接受了自己的“罪名”。
此時的梁煥，公開身份是二運公司的員工，但他的檔案關係卻在廣州市公安局，仍是一名“特情”人員。身邊的同事若知道眼前這位貌不驚人的漢子，居然是一位特工，不知該作何感想！
在此期間，梁煥一名同事的叔叔突然從香港回來，警方根據掌握的情況判斷，認為此人極有可能是特務。於是，梁煥再次出馬，先是與這位同事搞好關係，然後再接近他的叔叔。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這個“叔叔”果然露出了狐狸尾巴——確實是特務。
憑藉著“反革命特務”的身份，梁煥很快取得了此人的信任，經常替他接頭、傳遞情報。就在這個特務蒐集大量情報，準備逃之夭夭的時候，公安機關神兵天降，一舉將他及其團伙抓獲。
1956年夏，梁煥再次打入特務內部，並取得敵人的信任。有一天，梁煥跟敵人一起去碼頭接新來的特務，沒想到路上碰到兩個老鄉，毫不知情的老鄉一張嘴就喊出了梁煥的原名，他因此暴露。從此之後，梁煥就再也沒有做過特情工作。
六
我們上文說過，梁煥的公開身份是二運公司的員工，他每天需要按時上班。可因為要執行“特情”任務，他常常無法正常工作，面對領導的誤解，他為了保密只能忍氣吞聲。因為他是上級安排進來的，領導沒辦法開除梁煥，卻想著辦法懲罰他，不僅給他安排最苦最累的活，還把他調到南石頭（位於廣州海珠區）工作。
當時，南石頭的位置比較偏僻，公共汽車尚未開通，梁煥每天上班至少要走一個半小時。後來沒辦法，他只好主動辭了工作，四處給人當搬運工，這一干就是21年。
廣州市公安局的陳凡（女），一直負責與梁煥的單線聯絡，她對這位“特情”人員的處境非常揪心。於是在她的幫助下，梁煥被安排進東山鑄造廠工作，直至退休。
多年來，徐展也一直關心著梁煥，兩人始終保持著聯絡。每當梁煥遇到難處，徐展總是儘自己最大的能力幫忙。在徐展看來，當年的保密處理對梁煥確實不公平，也覺得自己搶了他的功，心裡一直過意不去。
1980年，國家開始平反冤假錯案，徐展找到梁煥，說：“這麼多年了，你該站出來為自己的不公正待遇說話了，我願為你作證！”然而，梁煥卻拒絕了，他說：“沒等到上級的指示，我寧願把這個秘密帶進棺材”。
其實，並非上級忘了他，而是與他單線聯絡的陳凡，因年邁多病喪失了語言能力和記憶力。再加上過去了這麼多年，人事更迭，機構變更，他的“特情”關係不知被轉到了哪裡，才導致他的案件始終難以改正過來。
七
一轉眼，19年過去了，直到梁煥在報紙上看到那篇報道。他仔細閱讀了全文，肯定了一點：張戎機找到的那枚炸彈，就是自己從深圳帶過去的。事實上，那枚炸彈就算找不到也沒事，因為早已經過了處理，是不會爆炸的。
看完報道，梁煥腦海中冒出一個念頭，“難道我嚴守的秘密已經解密了？”同樣，報道也觸動了當年的“見證人”，徐展、劉衍昌以及廣州市公安局的同志們找到梁煥，勸道：“是時候了，我們都願為你作證！”
這時，梁煥才終於下定決心申訴。梁煥讓兒子替他寫申訴書，第一次講述了當年不平凡的經歷，兒子瞪著大眼半晌都不相信，因為幾十年來從未聽父親說過此事。在他眼裡，父親就是一個普通的瘦老頭，怎麼可能跟英雄掛上鉤呢。在確認父親說的不是胡話之後，兒子禁不住流下了眼淚。
整整47年，梁煥頂著“反革命”、“特務”的帽子過了47年，常人難以想象他為此付出了什麼代價。這些年來，梁煥的工作換了好幾個，但無論在哪個崗位，乾的都是搬運工。微薄的收入供養6個子女已屬艱難，根本沒有餘錢讓他喝點小酒，買房子更是奢望。
經濟上的窘迫尚能忍受，政治上的不公平卻讓老人時常垂淚。由於他的身份問題，只有大兒子在早些年入了黨，其餘幾個孩子在入黨、參軍、工作等問題上，全都受了影響。所幸的是，他的申訴引起了廣州市相關領導的重視，市中院也對該案進行了仔細複查。
2002年3月，經過2年多的調查，廣州市中院最終確定：梁煥的申訴屬實，撤銷1955年對其的判決，恢復老人的名譽。公正和清白，在遲到47年之後，終於還給了這位立下卓越功勳的老英雄。（文末提一下，1957年拍攝的經典諜戰片《羊城暗哨》，電影主角的原型就是梁煥，由於老人過於保密，網路上查不到照片，故文中均採用劇照，還請各位讀者諒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