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讀特
徐繼畬具有開明的思想、開放的眼光，他能“正眼”看世界，而不是簡單的“睜眼”。
風起於青萍之末，浪成於微瀾之間，晚清轉型期的外交和教育，都有這個特點。2022年是中英《南京條約》簽訂180年。今人可能不知道，1842年簽約時，中英文版本都是英方提供的，結果鬧出了歷史笑話。中文版當時由英方翻譯官馬儒翰翻譯，他是著名傳教士馬禮遜的長子，中國通。而那些昏聵的清朝官員，沒有一個懂英文啊！條約一共13條，第2條中文版本說的是“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大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云云，“大皇帝恩准”的措辭，在表面上倒是給足了大清皇帝面子。可是，道光帝萬萬沒想到，英文版的《南京條約》，與中文版本存在重大差異。
大時代的小細節，往往才是真相：兩個版本中，不僅僅5個開放城市順序不一（英文版廈門在福州前面），關鍵是：中文版規定英國人民只能住“港口”，只有英國的官員方可住“城邑”；而英文版中，與“港口”對應的是“Cities and Towns”，應譯為“城鎮”；與“城邑”對應的是“Cities or Towns”，應譯為“城市或城鎮”。結果卻是，將前者的“城鎮”譯成中文時變成了“港口”——只是侷限於居住口岸港區，這明顯屬於誤譯。這個“誤譯”很大可能是故意為之，因為封閉腐朽的清廷害怕“華洋雜處”，所以一直不許外國人進城居住，這個條約的中文版本就迎合上意，給足“面子”。“天朝上國”向來如此，“裡子”似乎不要緊，永遠是“面子”第一。於是，一個條約，兩種版本，不同規定，鬧了天大的笑話，也給後面留下了衝突的隱患。
在外交領域，國與國之間所簽訂的條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與洋人打交道的大清帝國官員沒人識得ABC，吃這個虧，也不是一天兩天。痛定要思痛，沒外語人才，那得培養；要培養人才，那得辦教育；要辦教育，還真是離不開有識之士。“1862年，文祥與恭親王取得朝廷首肯，在北京設立了一所專事翻譯的學校。該校規模不大，主要選拔年齡在十四歲左右的八旗子弟學習英文、法文，並向他們發放津貼。”2021年12月26日辭世的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先生，在他的教科書《追尋現代中國》裡如是有云。這所學校，就是同文館，亦稱京師同文館，屬於近代新式學堂。它能延聘外教，而且支付高薪，在當時殊為不易。
2022年恰是同文館建立160週年。從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到1862年同治元年創立同文館，過了20年之久，速度形同蝸牛。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簽了《北京條約》，規定今後各國遞交來的公文，只使用人家本國的文字，不再像《南京條約》還翻譯了一個有差異的中文版給你，沒有外語人才真是不行，甚至是不幸。
文祥和恭親王奕訢，都是開明的晚清名臣。奕公式後來力薦徐繼畬，上折要求飭派他為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讓徐繼畬出掌同文館，實乃明智之舉。一方面，徐繼畬學術能力一流，他的《瀛環志略》就是同文館的教科書；另一方面，他熱心教學教育，致仕之後，回到山西平遙辦了超山書院；還有更重要的是，徐繼畬具有開明的思想、開放的眼光，他能“正眼”看世界，而不是簡單的“睜眼”，徐繼畬成為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的主要開創者。
（作者系文化學者）
（原標題《從條約翻譯到同文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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