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1期
內容提要
民兵是一種特殊的非正規武裝力量，廣泛存在於動盪國家或轉型國家，在國內和地區安全環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伊拉克戰後初期，國家處於政治低效和軍事軟弱狀態。什葉派民兵組織乘機躋身國家政治體系，透過維護安全秩序、分擔治理責任和助力社會重建，彌補國家政治和軍事職能的缺失，獲得了強大的民意基礎和社會動員力量。什葉派民兵合法性權力的擴充套件威脅到巴格達的政治和軍事最高權威，影響了戰後國家—社會關係和地區安全形勢，迫使政府著手調整與之關係。未來，伊拉克在推動什葉派民兵解除武裝、復員和重返社會時，既要協調權力集中與社會穩定的關係，也要維繫美伊（朗）博弈與國家主權的平衡，以服務國家治理和戰後重建。
關鍵詞
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合法性權力；權力整合；國家治理
作者簡介
張娟娟，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2019級博士研究生
正文
圖片來源：Middle East Eye
21世紀以降，以伊朗為核心的“什葉派新月”勢力不斷鞏固，什葉派民兵逐步上升為影響中東教派衝突、美伊（朗）博弈和地區安全形勢的新因素。其中，伊拉克什葉派民兵位於中東什葉派和遜尼派陣營對抗的“中間地帶”，是伊拉克國內和地區政治的重要變數之一。2003年薩達姆政權倒臺後，國家權力衰微，部落力量和教派勢力重新崛起。什葉派民兵迅速滲入政治和社會領域，在國家重建和反恐行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武裝力量的上升和地區權力的擴散不可避免地給伊拉克的內政外交增添了隱患。為整合國家權威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巴格達歷屆政府將解除武裝（disarmament）、復員（demobilization）和重返社會（reintegration）列為施政重點之一。
2014年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反恐行動打斷了伊拉克國家主導的民兵復員程序。反恐行動勝利後，“人民動員部隊”（al-Hashd al-Sha’abi或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拒絕卸下武裝，個別親伊朗的激進什葉派武裝民兵煽動社會抗議、製造暴力衝突、參與跨國軍事行動，對伊拉克國家和地區安全持續構成威脅。總體來看，什葉派民兵重返社會計劃多次陷入停滯表明，新政府的軍事力量尚不足以保障國家安全或完全取代民兵力量。2020年5月，無黨派人士、伊拉克國家情報局前局長穆斯塔法·卡迪米（Mustafa al-Kadhimi）接任總理，著力於集中國家的合法性權力和加強國家的治理能力。卡迪米在其就職宣告中表示將“恢復巴格達中央政府持有武器和使用武力的專屬權（壟斷暴力使用權），消除目前伊拉克多個權力機構的‘幫派狀態’”。
有鑑於此，本文借用“合法性權力”這一概念，透過追溯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合法性權力的變遷過程、什葉派民兵與國家的互動關係，探討戰後伊拉克整合什葉派民兵的合法性權力、重塑國家—社會關係、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促進社會穩定與地區和平的相關努力和現實困境。
一、研究物件與研究議題
在當代中東，什葉派民兵特指信仰什葉派伊斯蘭教、以什葉派政治勢力或宗教團體為基礎建立的非政府武裝力量。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的特殊性在於其擁有強大的民眾合法性、追求廣泛的社會和政治議程、積極參與國家正式機構，並且在多個層面獲得了合法性權力，因而超越了傳統民兵的範疇。溯其根源，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的崛起不僅受到地區什葉派伊斯蘭革命的助力，更順應了伊拉克國家政局變動的主流趨勢。因此，從單一層面解釋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的合法性權力及其與國家的互動關係都是不充分的。
（一）什葉派民兵相關概念及其內涵
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屬於什葉派中的十二伊瑪目派，追隨特定的什葉派宗教領導人，或以個別什葉派大家族為基礎形成宗教政治網路。與世俗民兵相比，什葉派民兵多出一層宗教屬性，時刻彰顯其教派特徵。這一信仰屬性助力什葉派民兵順利進入戰後國家政治體系，並獲得了什葉派民眾的信任和支援。
第一，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的基本類別及差異。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的成員階層和經歷各異，因而在宗教傾向、政治理念和社會行動上表現略有不同。本文選取最具代表性的“本土派”“薩德爾運動”（Sadr Movement）附屬的“馬赫迪軍”（Jaysh al-Mahdi）和“流亡派”“伊拉克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fo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以下簡稱“伊革委”）附屬的“巴德爾組織”（Badr Organization）。前者秉持民族主義，代表中下層民眾的利益，排斥“伊斯蘭達瓦黨”（Hizb al-Dawa’ al-Islamiyya）和伊革委等從國外返回的政治組織，主張由“本土派”掌權。後者代表中上層階級的利益，積極與美國佔領當局合作，希望國家儘快恢復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儘管各民兵組織間分歧嚴重、齟齬不斷，但都對什葉派掌握國家領導權充滿熱情。大部分什葉派民兵與伊朗關係密切，其中“流亡派”長期受德黑蘭的政治扶持、經濟資助和軍事訓練，部分領導人認同伊朗的法基赫體制，視霍梅尼和哈梅內伊為“效仿源泉”。
第二，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的合法性權力。從本質上講，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是一種社會力量的表現形式，填補了國家勢力尚未觸及的領域，扮演了國家難以扮演的角色，從而獲得了政治、社會和宗教三個層面的合法性權力。在政治層面，什葉派在2005年議會選舉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巴德爾組織和馬赫迪軍分別憑藉其政治團體伊革委和薩德爾運動進入“臨時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臨管會”），相繼成為伊拉克團結聯盟（United Iraqi Alliance）的成員。在社會層面，戰後伊拉克國家的社會控制能力弱化，什葉派民兵則憑藉自身優勢主動參與社會治理，贏得了廣泛的民意基礎。在宗教層面，伊拉克各什葉派民兵為更好融入政治程序，刻意淡化各自的伊朗背景，轉向納傑夫。伊革委和薩德爾運動積極搭建社會和宗教服務網路，並以明確的政治綱領促進伊斯蘭主義的復興，獲得了西斯塔尼等宗教精英的認可和支援。
第三，伊拉克什葉派民兵與國家關係。戰後初期，整個伊拉克尚處混亂之中。聯軍和伊拉克新政府賦予什葉派民兵組織持有武器裝備、保衛地方安全及管理社群的合法權力，但卻侵蝕了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最高權威，導致國家直接控制和動員社會的難度上升。什葉派民兵與國家二者間的關係並非絕對“零和”或是“爭奪代理權的鬥爭”，而是處於互有競爭、相互賦權的動態博弈過程。首先，民兵是國家治理的補充力量，而民兵勢力的崛起勢必威脅到國家權力的集中，尤其在國家安全機構力量式微之際，民兵儼然挑戰了國家“壟斷暴力”的權威。其次，在美國和伊朗勢力長期存在和博弈的情況下，什葉派民兵則成為伊拉克政府平衡地區秩序、施展外交技藝的“合作伙伴”，幫助政府在美伊（朗）博弈的夾縫中尋求政治外交的平衡。最後，在“伊斯蘭國”等恐怖勢力蔓延之時，伊拉克什葉派民兵以其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擔綱了國家的“保護”角色，緩解了政府的治安和政治壓力，同時國家也不得不受民兵及其背後勢力的掣肘。概言之，這一對矛盾關係反映出伊拉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複雜性。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的提出
儘管什葉派民兵是伊拉克戰後的一個關鍵角色，但也是研究相對貧乏、定義最為模糊的武裝型別之一。近年來，學界常以“國家中心主義”視角審視戰後伊拉克的政治社會治理、教派衝突、軍隊建設與戰後重建問題。論及什葉派民兵，常作為伊拉克戰後政黨的輔助力量，或被直接歸入“親伊朗派”和“伊朗代理人”行列。相對而言，西方學者對什葉派民兵合法性及其與國家關係的研究大體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政治社會學角度定義什葉派民兵及其合法性權力。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是一種特殊的、有組織的暴力形式，透過塑造自己的“防禦者”和“守護者”形象，在社會暴力風險持續走高和國家無政府狀態之時積極融入政治，成為獨立於中央的一股社會力量。同時，它們類似於一種特殊的“社會政治運動”（sociopolitical movements），享有廣泛的合法性權力，深度介入社會和政治領域，從而獲得了“借來的合法性”（borrowed legitimacy）。事實上，什葉派民兵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社會運動或社會政治運動，它們是在既有的什葉派家族或宗教政治團體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伊斯蘭社會運動，本身具備社會動員能力和政治組織基礎。而20世紀中期以來什葉派政治運動和教派主義的長足發展，也為什葉派民兵獲得合法性權力奠定了基礎。
第二，關注什葉派民兵與伊拉克國家間的關係。戰後，什葉派民兵透過承擔部分社群安全和社會服務責任，填補了中央政府社會職能的缺失。國家長期依賴民兵的同時又受其掣肘，導致國家合法壟斷暴力和控制社會的基礎性權力虛弱。在戰後國家機構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宗教和地方組織透過提供“非國家福利”構築其政治支援網路。長此以往，國家勢必要重新整合合法性權威，修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需要明確的是：什葉派民兵與國家的關係並非一直處於線性發展和穩步上升的態勢，而是一個依賴與競爭同在的矛盾過程。
第三，重視什葉派民兵復員和融入社會的前景。有學者認為，後“伊斯蘭國”時代的伊拉克“人民動員部隊”繼續持有武器，並在意識形態和軍事行動上緊隨伊朗。這一論述忽略了什葉派民兵已基本完成“溫和派”和“激進派”分化的事實。主流什葉派民兵如巴德爾組織和馬赫迪軍已然步入政治軌道，而部分激進什葉派民兵繼續輾轉於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地區，發起暴力活動，牽動著伊拉克政府的外交定位和中東地區安全形勢。概言之，整合什葉派民兵的合法性權力對伊拉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有針對性地解除武裝、復員和重返社會卻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過程。
二、馴服民意：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合法性權力的獲取路徑
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正式發跡於反薩達姆的政治鬥爭，或參加國內伊斯蘭運動，或受伊朗支援，成功實現了組織化和政治化運作。伊拉克戰後初期，什葉派民兵廣泛參與社會重建，贏得什葉派民眾和宗教精英支援，從而獲得了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和民眾向心力，成為與中央政府共存的社會政治力量。
（一）反薩達姆鬥爭與伊朗支援
伊拉克什葉派長期處於國家政治體系的邊緣。20世紀中後期，伊朗什葉派烏萊瑪階層挺進政治，激發了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的政治熱情。薩達姆政府深感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威脅，著手推進“去伊朗化”政策。1971年，復興黨政府血腥鎮壓什葉派宗教和社會運動、驅逐伊朗僑民以及有伊朗血統的伊拉克居民，大量什葉派政治組織和民兵團體隨之湧現。
“薩德爾運動”作為“本土派”什葉派民兵的主要代表，其理論奠基人穆罕默德·巴基爾·薩德爾（Muhammed Baqir al-Sadr）在政治上擁護霍梅尼的“教法學家治國”思想，鼓勵什葉派穆斯林參與伊斯蘭革命。1980年6月，薩達姆處決巴基爾·薩德爾激起了什葉派穆斯林的武裝反抗。穆罕默德·薩迪克·薩德爾（Muhammed Sadiq al-Sadr）繼承其兄巴基爾的政治遺產，藉助什葉派民眾的憤怒情緒吸引追隨者、抨擊復興黨，號召在伊拉克打造類似於伊朗的伊斯蘭政權。薩迪克要求追隨者嚴格按照伊斯蘭教法生活，其思想迎合了底層什葉派民眾的心理，吸引了大量處於經濟困境的農民和城市貧民。爾後，“薩德爾運動”在1991年的什葉派起義中發揮了領導作用，迅速成長為伊拉克國內極具影響力的伊斯蘭運動。1999年2月19日，“薩德爾運動”遭到嚴厲打壓。薩迪克及其兩子遭復興黨暗殺，三子穆克塔達·薩德爾（Muqtada Al-Sadr）長期被軟禁。薩德爾黨人被迫轉入地下運營，直到2003年薩達姆政權倒臺後才重新崛起。
1982年11月17日，“流亡派”代表人穆罕默德·巴基爾·哈基姆（Mohammed Baqir al-Hakim）在伊朗的支援下建立了伊拉克境外最大的反薩達姆組織“伊拉克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次年，伊革委聚集流亡者建立民兵組織“巴德爾旅”（Badr Brigade）負責伊革委的情報和軍事事務，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提供軍事訓練和經濟資助。據伊革委報道，1986年軍團戰士有1萬至1.5萬人，但外界認為其規模不超過3,000至4,000人。隨著巴基爾·哈基姆壟斷權力，伊革委實際上成為哈基姆家族的政治組織。1991年起義期間，哈基姆曾派巴德爾軍團潛入伊拉克南部地區發動“伊斯蘭革命”。這一行動不僅違背了絕大多數群眾的意願，而且招來了薩達姆的疑懼和血腥鎮壓，致使伊拉克什葉派伊斯蘭運動幾乎陷入停滯。
總體來看，“本土派”和“流亡派”什葉派民兵組織均以家族和宗教追隨網路為依託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政治組織。儘管各派政治思想傾向不同，發展道路各異，且互有競爭，但都在反薩達姆的政治鬥爭中實現了蛻變，成為推動伊拉克什葉派伊斯蘭運動組織化和政治化的主力軍。
（二）參與國家重建兌換合法性
什葉派民兵透過融入政治程序、調整定位、參與社會安全重建和團結納傑夫什葉派宗教精英等方式，參與戰後伊拉克國家重建，爭取自身合法性。
首先，融入新的政治程序。2003年，以美國為首的聯軍推翻了薩達姆和復興黨的統治。4月16日，伊革委等“流亡派”政黨和民兵組織紛紛回國。7月，伊革委藉助什葉派宗教精英和美國的扶持，進入臨管會並獲得了1個席位。在2005年12月的議會選舉中，伊革委與巴德爾組織共獲得36個席位，據有內政部和財政部部長之職，控制了多個省份的政治和安全機構。為儘快融入戰後政治體系，伊革委於2007年6月轉向務實主義（機會主義），強調其與伊拉克民族主義的關係，去掉“革命”一詞，更名為“伊拉克伊斯蘭最高理事會”（以下簡稱“伊委會”），以表明《伊拉克憲法》已經取代“革命”的需要。
薩德爾運動則另闢蹊徑，反對美國佔領、拒絕與當局合作，固守民族主義路線以贏得政治與社會合法性。美國懷疑薩德爾黨人的宗教傾向，宣佈馬赫迪軍是“應該被遏制或消滅的軍閥”和刺殺阿亞圖拉·胡伊（Sayyid Abul-Qassim al-Khoei）、哈基姆的兇手，並將其排除在聯盟臨時權力機構之外。2004年3月，布雷默以“煽動暴力”為由查封薩德爾運動的宣傳刊物《侯扎報》（Al-Hawza），引發了兩輪大規模軍事衝突。直至10月，美軍未能如願拔除薩德爾勢力及其馬赫迪軍隊，被迫承認薩德爾運動的政治地位，允諾以政治參與權換取停火。薩德爾派候選人在2005年1月的議會選舉中贏得23個席位，12月增至32席，繼而進入伊拉克團結聯盟和國民議會，控制了衛生部和交通部。
其次，調整定位並爭取合法性。戰後，聯軍協助重整伊拉克的軍事力量，禁止國家武裝力量之外的其他組織擁有重型武器，禁止個人在公共場所攜帶小型武器（不包括處於聯軍監督下的武裝組織）。終因聯軍無法維持戰後的社會秩序，新軍隊尚未組建完善，遂又改變態度。2004年，布雷默正式授予民兵組織在承擔地方安全責任時擁有與聯軍同等的權力。12月，聯軍臨時權力機構允許民兵組織葆有武裝，並繼續在民間發揮作用。2005年10月15日，《伊拉克憲法》允許各地區在國家重建初期保留那些建立在政治勢力或種族派別基礎上的民兵武裝。2005年至2006年，巴德爾旅接受整編，部分戰士被招募進警察局、政府武裝或國家安全部隊。2007年，親伊朗的巴德爾旅在美國的壓力下更名為“巴德爾組織”，宣佈放棄重型武器，保留1萬名武裝人員，將目標設定為“維護人道主義、恢復安全和建設新的伊拉克”。同樣，穆克塔達為了更好地延續其政治合法性，將反美策略由“武裝抵抗”改為“政治抵抗”。
再次，參與社會安全重建。由於美國推行的全面“去復興黨化”政策缺乏組織化的解除武裝和復員規劃。2003年5月23日，聯軍正式解散伊拉克軍隊，導致大量受過正規軍事訓練和攜帶武器的前復興黨軍人流入社會，形成潛在的暴力威脅，本土安全部隊難以有效控制社會勢力。伊拉克陷入失序、暴力、公開犯罪和有組織的叛亂。僅在2004年9月，伊拉克境內就發生了35起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事件。混亂中，什葉派民眾高度依賴什葉派民兵組織，將其視為安全和經濟援助的唯一來源，這一“社會忠誠”在後續的宗派對抗中不斷強化。阿里清真寺爆炸案發生後，什葉派民兵組織向社會提供醫療和教育等公共服務，抵抗遜尼派的暴力活動並保障民眾安全。2006年11月23日，薩德爾市的爆炸襲擊造成約200人死亡，馬赫迪民兵積極平息動亂、參與救援、提供醫療救助，“承擔事實上的政府角色”。
最後，團結納傑夫什葉派宗教精英。西斯塔尼等宗教權威人士倡導將什葉派的政治原則與美國在伊拉克建立的民主計劃相協調，這與什葉派民兵倡導的保守伊斯蘭主義不謀而合。伊革委歷來重視與伊拉克什葉派宗教界修好，巴德爾組織在戰亂期間向宗教聖城提供安全保護，成為西斯塔尼的盟友。儘管薩德爾運動與西斯塔尼在對待美國等問題上意見相左，但西斯塔尼仍然將薩德爾運動與馬赫迪軍視為抗衡“遜尼派叛亂分子和外來‘聖戰’組織”的重要合作伙伴，多次庇護遭美國和過渡政府打壓的薩德爾黨人。
總體來看，什葉派民兵合法性權力的獲取不僅歸因於伊拉克國家政治形勢劇變所造就的一系列歷史機遇，也得益於什葉派伊斯蘭運動的長期淬鍊。然而，國家與民兵之間的權力博弈是現代民族國家權力過渡的必然過程，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的合法性權力也難逃其歷史宿命。
三、合法性權力博弈：國家與什葉派民兵的互動關係
從威權政府過渡到民主重建，伊拉克什葉派政黨的治理能力明顯不足。部落力量、教派民兵和社會組織蜂擁而起。新政府缺乏在其領土範圍內壟斷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威，不得不依賴民兵維持社會秩序。而當國家政權初步實現制度化之後，民兵則成為妨礙國家最高合法性權威的存在。因此，轉移什葉派民兵的社會和政治合法性是伊拉克重建戰後社會秩序、強化國家權力、重塑政府角色並修正國家—社會關係的基礎。
（一）什葉派民兵的權力擴張與政府的整合行動
戰後初期，伊拉克什葉派政黨初掌權柄，國家機構尚未建設完善，政府的社會影響力有限。什葉派民兵則遊走於政府和民眾之間，充當國家與人民的“聯絡人”。2005年1月，伊拉克官方宣佈議會選舉結果。遜尼派不滿什葉派佔據絕對多數席位而發動騷亂，教派暴力事件頻發。次年7月，宗派衝突升級，小布什與馬利基政府制定的新安全計劃遭遇失敗。為限制暴亂，聯軍授予什葉派民兵維持地方治安的合法性權力。
起初，什葉派民兵在各自控制區內的治理卓有成效，社會安全形勢見好。但隨著民兵權力的擴大，腐敗橫生。掌控內政部的伊革委利用職權呼叫安全部隊保衛什葉派社群，無視遜尼派民眾的危險處境，引發諸多不滿，迫使遜尼派組建自己的民兵武裝保護社群安全。同時，什葉派民兵重點壓制宗派主義活動，加劇了種族間的暴力程度。激進什葉派民兵甚至不惜製造宗派間暴力來刺激什葉派民眾的依附心理以收取“保護費”。巴德爾組織的幾個精英突擊隊突襲遜尼派住宅區，騷擾平民，動用酷刑和非法暗殺，犯下人道主義罪行。2006年2月，阿里·哈迪清真寺爆炸事件後，馬赫迪軍隊以打擊恐怖勢力為名佔領社群，暴力威脅、恐嚇並驅逐遜尼派民眾，乘機偷盜和搶劫財物。考克伯恩評價其“用一種警察無法做到的方式來保證民眾安全”。
爾後，什葉派民兵組織之間因內鬥頻繁，迫使國家不得不採取措施整合之。2007年9月，馬赫迪軍與伊委會在卡爾巴拉激烈交火，傷及多名朝覲人員。混亂無序和無政府狀態之下，部分什葉派民兵組織乘機對伊拉克安全部隊和美國軍隊發動暴力襲擊，打破了國家與民兵之間長期以來的依賴關係。政黨化的什葉派民兵進一步挑戰馬利基政府的權威，迫使後者將解除民兵武裝列為優先事項。2008年，伊拉克安全域性勢改善，平民傷亡率大幅下降，馬利基乘機整治薩德爾運動以提高政府的威望。馬利基政府軍在美軍的協助下擊退馬赫迪軍，並在巴士拉等地區扶持親政府的部落委員會、發放救援物資、提供食品藥品和就業崗位，贏得南部廣大什葉派民眾的支援。2009年1月31日，在伊拉克14個省的地方選舉中，馬利基政府收穫多數南方省份的選票，不僅力壓薩德爾運動，也削弱了伊委會的政治勢力。
簡言之，戰後重建時期的伊拉克，從依賴民兵到規劃民兵復員、限制民兵社會影響力的發揮，體現了國家與民兵互動關係的悖論性。同樣，在什葉派民眾看來，當民兵是提供安全和社會服務的唯一選擇時，民眾願意暫時賦予其社會“合法性”，但當國家的綜合治理能力提升後，這種合法性權力隨即失效。
（二）國家推動復員程序以統合什葉派民兵力量
什葉派民兵權力的擴充套件進一步推動什葉派普通民眾的部落和教派認同感加強，加劇“伊拉克國家主義”意識的退化。戰後初期，新政府和聯軍主張解除民兵武裝，推動其復員和融入社會，將什葉派民兵等社會力量納入國家軌道。
2004年，臨管會推行的民兵復員方案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以個人身份將民兵編入安全部隊，把其對民兵組織的服從轉化為對國家的“忠誠”；二是政府鼓勵民兵退役，並由政府提供與正規軍人等額的養老津貼；三是政府為民兵規劃教育和職業方案。在實踐中，原本規劃的5年（至2009年完成）復員期限被大大壓縮。聯軍要求民兵必須在當年6月底完成權力移交才可享受重返社會的福利，完全超出實際進度。6月1日，僅有9個組織簽署備忘錄。7日，聯軍臨時當局釋出《第號法令》（91 CPA Order Number 91），設立“過渡和重返社會執行委員會”（Transition and Reintegration Committee）,明確指出伊拉克當時唯一合法的武裝部隊是伊拉克部隊和聯軍，已簽署過渡和重返社會協議的民兵屬於“殘餘分子”，須在2005年底前履行復員方案。這顯然不符合伊拉克的社會現實。
首先，該復員計劃缺乏嚴格的制度保障，伊拉克也不具備支援職業化和教育計劃實施的經濟條件。其次，國防部將民兵視為“伊斯蘭主義者”，拒絕將後者編入安全部隊。再次，大多數民兵不能提供可以領取退休金的資質證明，更不信任政府和聯軍的承諾，拒絕提供復員名單或上繳武器。上述一系列原因導致這項計劃最終擱淺。目前只有“庫爾德自由戰士”（Peshmerga）被成功整編至庫爾德斯坦地區政府的安全部隊。什葉派民兵的整編和復員問題遺留至今，依舊保持著較高的獨立性和社會合法性。
可見，解除武裝、復員和重返社會是一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需要制定長期規劃以及各個民兵組織可以接受的復員條款，使其自願重返社會。當然，如若各方互不信任，則需要一箇中間仲裁者來監督執行。
（三）“人民動員部隊”參與重建與什葉派民兵復興
2014年，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大肆擴張打亂了什葉派民兵的整編計劃，威脅伊拉克國家的主權與安全。在大阿亞圖拉西斯塔尼和伊朗的支援下，伊拉克境內的什葉派民兵及其他武裝團體共同組成“人民動員部隊”。在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Al-Quds Force）的幫助下，“人民動員部隊”迅速壯大，接管並填補了伊拉克軍方的勢力空缺。但是，在大範圍消滅“伊斯蘭國”組織後，“人民動員部隊”缺乏明確的角色定位。
從政治合法性來看，“人民動員部隊”建立之初即得到各方支援，由中央政府支付薪金、危險津貼和食品津貼。阿巴迪政府也曾試圖拉攏、依靠什葉派民兵力量組建伊拉克國民衛隊。2017年11月26日，巴格達透過法案正式將“人民動員部隊”列為國家武裝部隊的一部分，否認其為伊朗代理人。2018年3月8日，什葉派民兵組織被正式編入國家安全部隊，享受與正式軍隊同等的權利和薪水。
從外交作用而言，“人民動員部隊”背靠伊朗，成為最主要的親伊朗什葉派團體，將伊朗的利益和影響力最大化延展。2019年美伊衝突急劇升級後，“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堅持反美、反以立場，煽動群眾抗議，將美國視為阻礙伊拉克社會安全與國家統一的隱患，要求其撤出伊拉克，儼然成為伊朗干涉伊拉克事務、對抗美國的“代理人”。儘管“人民動員部隊”屬下部分什葉派民兵組織在國家機構之外運作，無視政府權威，致使巴格達外交處境尷尬。但反過來說，親伊朗的什葉派民兵卻不失為巴格達政府實現外交平衡的“翹板”。2017年10月，為平衡各方力量，伊拉克政府拒絕了美國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提出的“解散伊朗支援的準軍事部隊”的有關建議，給予“人民動員部隊”與正規部隊同等的權利。
從軍事正當性考察，打擊“伊斯蘭國”的反恐行動開展後，大部分什葉派民兵拒絕卸下武器，一度脫離中央政府的統一指揮和軍事轄制。激進派“真主黨旅”繼續接受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的支援和培訓，遊走於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之間，涉足敘利亞內戰、葉門衝突等地區問題，廣泛參與“聖城旅”的海外行動，不受伊拉克安全部隊的管控。該組織的副指揮穆罕迪斯（Abu Mahdi al-Muhandis）與“聖城旅”首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保持著密切的私人關係。2019年，特朗普政府將伊拉克“真主黨旅”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一同列為“恐怖組織”，重點打擊伊朗及其海外非常規軍事力量。12月下旬，美軍空襲位於安巴爾省的一處“真主黨旅”營地，雙方爆發正面衝突。親伊朗的什葉派反美分子襲擊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頻頻引發衝突，造成人員傷亡。誠然，“人民動員部隊”影響力的長期存在挑戰了中央政府權威，但激進什葉派民兵卻是牽動伊拉克當前局勢的一個不可控因素。
四、合法性權力整合：國家與什葉派民兵的互動前景
在伊朗海外戰略的推動下，伊拉克什葉派民兵、黎巴嫩真主黨和敘利亞阿拉維派等各方勢力迅速崛起，中東什葉派政治、軍事力量實現了地區範圍內的聯動。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的復員問題與“去伊朗化”相互交織，而什葉派民兵又是反對美國過度干涉伊拉克的正面角色。因此，對巴格達政府而言，整合什葉派民兵與平衡美伊博弈力量同等重要。實現什葉派民兵的“國家化”和“制度化”管理，首要是推動什葉派民兵融入國家正規軍事編制，納入國家統一領導；其次是準確評估什葉派民兵的具體情況，引導已然融入國家體系的民兵進一步政治化，有針對性地整合激進化的社會武裝和親伊朗的什葉派民兵；最後是在實現合法性權力轉移的同時，逐步淡化什葉派民兵的教派底色，防止什葉派民兵問題擴大為國家間（兩伊）矛盾。換言之，伊拉克政府要確保社會穩定以及在美國和伊朗間博弈力量平衡，以防陷入區域性動亂或代理人戰爭。
（一）什葉派政黨與民兵分離有助於整合
長期以來，伊拉克什葉派政黨與民兵關係密切、利益勾連。什葉派民兵甚至可以透過政黨控制政府部門，轉而成為政府官員和國家安全部門的成員，國家武裝和政黨武裝時常難以區分。薩德爾運動和伊委會掌權之初在黨政軍關鍵部門安插親族、培養親信和蓄養民兵，“以黨帶兵”接管政府部門。長期來看，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在軍政“兩界通吃”的模式嚴重阻礙了國家的整合程序。
然而，隨著什葉派執政聯盟的多樣化發展，什葉派政黨與其民兵間的關係逐漸鬆動並走向分裂。2009年8月，伊委會領導人阿卜杜拉·阿齊茲·哈基姆病逝，其子阿馬爾·哈基姆（Ammar al-Hakim）繼任伊委會領導人。阿馬爾不僅政治威望遠不及其父，他提出的“權力下放”政策更是觸發了溫和派與強硬派累積已久的矛盾。溫和派隨即轉向民族主義陣營，巴德爾組織也倒向伊朗、脫離哈基姆家族的掌控，並於2012年正式獨立。此外，薩德爾運動與強硬派馬赫迪軍隊分道揚鑣。2008年，薩德爾運動因馬赫迪軍隊的暴力活動形象受損，遭到馬利基政府打擊。薩德爾被迫將馬赫迪軍改組為一支獨立的武裝力量，清除了許多以馬赫迪軍名義活動的犯罪團伙和激進分子。2017年，薩德爾為打造伊拉克民族主義政治路線，解散了馬赫迪軍。
分裂後的什葉派政黨與民兵各自重組政治聯盟。2010年3月的國民議會選舉中，什葉派團結聯盟內部發生分裂。哈基姆率領的“民族智慧運動”（National Wisdom Movement）和薩德爾運動聯合其他主要什葉派力量組建的“伊拉克民族聯盟”（Iraqi National Alliance），與馬利基領導的“法治國家聯盟”（State of Law Coalition）展開競爭。以哈迪·阿米里（Hadi Amiri）為核心的巴德爾組織繼續接受伊朗支援，與多個什葉派民兵聯合組建獨立政黨“法塔赫聯盟”（Fatah Alliance），成為伊拉克第二大政治力量。2018年5 月的議會選舉中，薩德爾運動與左翼力量伊拉克共產黨等組成的“沙戎聯盟”（Sairoon Coalition）贏得329個席位中的54 席，遠超其他競選聯盟，制衡“法塔赫聯盟”。無黨派人士卡迪米接任總理後與溫和什葉派民兵組建競選聯盟，不僅意味者伊拉克朝著制度化政黨體系邁進一步，也突出了什葉派民兵融入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的趨勢。
此外，激進什葉派民兵近年來也有所轉變。其一，溫和轉向。2006年7月，薩迪克·薩德爾的學生卡伊斯·哈扎利（Qais al-Khazali）正式組建“正義聯盟”（Asaib Ahl al-Haq），成為伊拉克暴力反美的主力。2011年12月美軍撤出後，正義聯盟宣佈停止武裝抵抗，開始融入伊拉克政治程序。其二，激進轉向。“真主黨旅”歷來是親伊朗的激進武裝。2003年10月開始與美軍暴力對抗，於2009年6月被美國列為“恐怖主義組織”。後“伊斯蘭國”時代，“真主黨旅”進一步倒向德黑蘭，協助伊朗對抗美國地區勢力。該組織雖然人數少，但對伊拉克的國家安全和地區形勢構成長期威脅，是整合與改造的重點物件。
（二）合法性權力集中與社會穩定相協調
什葉派政黨及其民兵建立的前提是以什葉派伊斯蘭運動為基礎，但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階層，擁有不同的群眾基礎。加之國家缺乏制度化的政黨政治基礎，整合過程緩慢。因此，政府在整合什葉派民兵合法性權力時不得不面臨權力集中和有效治理的雙重挑戰。
其一，國家調整什葉派民兵的合法性權力，但防止矯枉過正。什葉派民兵在參與十多年的教派政治鬥爭中融入國家政治議程，基本與國家利益相協調。從2013年起，薩德爾重返社會，不再按照宗派路線展開政治運動。他不僅堅定反美立場，還批評政治腐敗、督促政府全面改革，與遜尼派接觸。2014年，薩德爾為證明自己的政治決心，將馬赫迪軍更名為“和平旅”，並派遣約2萬名什葉派武裝人員打擊“伊斯蘭國”，尋求成為巴格達的核心政治力量之一。2016年4月30日，巴格達“綠區”的大規模示威抗議活動以薩德爾的支持者為主，他們要求政府施行全面改革、嚴懲腐敗分子。但是，過度的政治抗議也造成了不良影響。2019年12月初，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遊行迫使總理馬赫迪在任內辭職，政府“停擺”一年有餘。
其二，政府推動什葉派民兵融入社會，同時須扮演好替代性角色。什葉派民兵服務於民間社會，長期受什葉派民眾支援，從中吸納新成員，雙方保持長久的相互依賴關係。因此，國家整合民兵的社會合法性只能透過提供更為優質的社會服務和安全保障以取代民兵。屆時，做好民兵重返社會的長期規劃，提高就業安置率、響應公共需求、擴大民主空間、減少腐敗以緩解民眾的不滿情緒。總之，兼顧權力集中與社會穩定需要政府制定更為穩妥的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激進什葉派民兵勢力仍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如果沒有美國的財政和武力支援，整合成功的前景並不樂觀。
（三）什葉派民兵整合與外交再平衡
伊拉克戰爭以來，什葉派佔據政治主導地位，為伊朗主導下的“什葉派新月”補充了最為牢靠的一環。伊拉克什葉派民兵長期受德黑蘭的宗教宣傳、財力資助、軍事指導、武裝訓練以及資訊系統共享等支援。截至目前，絕大多數伊拉克什葉派民兵仍與伊朗保持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伊委會的領導層經常往返於德黑蘭和巴格達之間，巴德爾組織的許多行動帶有明顯的伊朗烙印。例如，同時供職於巴德爾組織和“聖城旅”的阿布·穆斯塔法·希巴尼（Abu Mustaf al-Sheibani）經營的一個走私網路負責向伊委會輸送先進武器。儘管薩德爾運動與伊朗之間敵意濃厚，但薩德爾黨人也需要充足的資金以擴大影響力，他們時常繞過領導層獲取伊朗的現代化武器和資金。目前，在美國和沙特主導的地區安全機制與伊朗對伊拉克的爭奪勢頭下，伊拉克政府推進什葉派民兵合法性的整合勢必要平衡教派和國家利益。
第一，繼續發揮伊拉克國家民族主義的凝聚力，抑制伊朗什葉派伊斯蘭主義的滲透。伊拉克什葉派民兵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在民族上屬於阿拉伯人，政治上認同伊拉克民族國家。1991年，伊拉克什葉派大起義遭到薩達姆政府的瘋狂鎮壓，伊朗表現出漠視態度促使伊拉克什葉派阿拉伯人放棄追隨伊朗及其伊斯蘭革命，更加認同其阿拉伯民族屬性。伊拉克戰爭後，伊革委和巴德爾組織在政治上與伊朗“劃清界限”。曾受“聖城旅”培訓、武器和資金支援的薩德爾運動及馬赫迪軍以伊拉克的主權和獨立為目標，表示將與伊朗保持距離。現在，儘管巴德爾組織和薩德爾運動的部分軍隊仍受伊朗資助，但輿論壓力迫使其審慎對待這一關係，努力維繫政治形象。
第二，伊拉克政府藉助美伊博弈力量的平衡，緩解外交壓力。伊朗基本的戰略是維持伊拉克的政治穩定、拓展地區活動空間，同時消耗美國的軍事力量，減輕伊朗外交壓力。美國在伊拉克的首要任務是維持穩定、改善治理和降低伊朗的影響力。2019年，特朗普政府開始有計劃地敲打伊朗海外軍事活動。美國將“真主黨旅”與伊斯蘭革命衛隊一同列為“恐怖組織”，並制裁重要的民兵頭目和軍事官員，直接刺激了親伊朗的什葉派民兵的暴力反擊，雙方在海外的非正規武裝力量博弈力度加大。2020年初，美國“定點清楚”蘇萊曼尼和穆罕迪斯意在限制伊朗海外軍事力量的投射和影響網路。目前來看，美方對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的打擊主要是回應親伊朗派民兵對美國使館的衝擊，但後續的軍事投入和打擊決心還是高度存疑的。
第三，合理利用激進什葉派民兵的行動建構政治話語，拓展外交空間。隨著“人民動員部隊”組建，以伊朗為代表的外來勢力進一步介入伊拉克。大量受伊朗“遙控”的什葉派民兵和激進武裝力量參與什葉派地區行動，甚至脫離巴格達政府的轄制，成為事實上的“法外之民”。在後“伊斯蘭國”時代，什葉派政黨一方面嚴厲批評伊朗干涉伊拉克的行為，另一方面恢復沙伊外交關係。2017年7月，巴格達領導人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會面，尋求經貿合作和重建資金支援。此外，在2019年至2020年的示威活動中，伊拉克民眾反伊朗、反美情緒日益高漲，給卡迪米政府運營外交關係創造了輿論條件。
2020年5月，卡迪米作為調和伊拉克國內各派和美伊關係較為理想的人選，借勢提出將整頓激進組織、遏制和削弱破壞穩定的民兵勢力作為施政重心，表示將重整國家權力和政府治理能力，實現“所有部隊歸國家”，解散或者收編各支民兵即為首要任務。軍事上依賴安全部隊，希望藉助美國的力量整編國內的什葉派民兵武裝團體，承諾加強邊境管控和打擊跨國恐怖活動；政治上靠近美國，關鍵問題上考慮美國的戰略利益；經濟上依賴伊朗，與伊朗代理人搞好關係。同時，新政府領導的國家情報部門與伊朗、美國均有深度合作，體現了現階段伊拉克政治外交的多面特性。
五、結論
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問題至今懸而未決，並時常為教派主義政治話語所裹挾。西方也曾嘗試將什葉派民兵及其領導人排除在伊拉克政治體制之外，但現實往往南轅北轍。
首先，“處於現代化政治體系中的政黨在提供合法性與穩定性方面有著重要意義。”中東威權政府的統治往往依託強有力的政黨。克里斯瑪型領袖薩達姆及其復興黨在短期內崩塌後，什葉派縱然政黨組織林立，但都缺乏組織化、制度化的政黨來銜接西方植入的“民主”，而且什葉派政黨內部分歧嚴重，凝聚力不足。戰後初期，伊拉克新政府調和部落團體、宗教派系和域內外大國利益的能力有限。而巴德爾組織和馬赫迪軍等什葉派民兵的出現“填補”國家劇烈轉型時期的政治真空，為什葉派政黨體系的完善贏得了時間和空間。但當什葉派政府發展到一定的政黨化和制度化階段，什葉派民兵與政府的關係則由“相互賦權”轉為合法性權力競爭。
其次，經過復興社會黨三十多年的運作，伊拉克已然形成了體系化的威權政治和嚴密的軍政系統。戰後，聯軍解散伊拉克國家軍隊，實施全面的“去復興黨化”政策加劇了社會的動盪。新政府的軍隊和安全部門在應對國內暴力衝突和恐怖襲擊時有效性欠缺。“伊斯蘭國”組織興起後對伊拉克領土攻城略地，以“人民動員部隊”為首的民兵組織表現出了更加優秀的作戰能力，至今在維護國家安全和對外交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質而言之，目前伊拉克國家軍隊建設尚待完善、軍隊制度化程度較低，而且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國扶持。因此，倚重、收編什葉派民兵力量，一方面加速安全重建，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伊拉克政府有效統一國內武裝力量、抵禦內亂外敵的現實選擇。
再次，儘管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可以自由運作，擁有廣泛的民眾支援和動員能力。但其自身發展過程暴露了中東民兵組織一個根本性弱點：即使它們可以獲取強大的民意基礎，但頻繁的暴力行為和極端傾向暴露了其合法性的致命缺陷。伊委會和薩德爾運動不僅招攬什葉派戰士對抗遜尼派，而且從宗派暴力中牟利，這些損害民眾和國家利益的行為使得什葉派民兵組織的社會合法性大打折扣。什葉派民兵推行嚴格的什葉派伊斯蘭教義，引發了諸多不滿。上述缺陷恰恰是國家整合什葉派民兵的有效突破口。
總而言之，伊拉克什葉派民兵長期所依賴的“合法性”僅僅適合於社會動盪和政治脆弱時期。當國家重建步入穩定階段後，長期分攤國家最高權威的民兵組織勢必成為整合的物件。換言之，民眾最終認可的不是個別民兵組織或者威權領導人，而是擁有強大安全保障能力和社會治理能力的國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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