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是日寇精銳部隊號稱“皇軍之花”的關東軍進攻我東北抗日聯軍最瘋狂的一年。他們調遣了大批兵力和漢奸武裝，對我抗日聯軍發動了空前未有的大規模的進攻。
當時，我抗日聯軍第五軍教導團，在依蘭縣苗家菜營一帶活動，我在教導團二連任連長。
一天，團政治部的劉主任將我、劉德勝、李有、韓順等四名同志叫到一起，我們跟在劉主任身後，走進了白樺林子，劉主任沉著、幹練，是個和藹可親的出色的政治工作人員，他那紫銅色的臉上總是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
他要大家在倒木上坐好後，嚴肅地說：“同志們，咱們開個會，人雖然只有咱們這幾名，但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同時也是個絕對機密的會議……”
然後他說：“根據省委和軍部的指示，在襲擊之前，為策應我軍的軍事行動，要對敵人的大工業、軍事設施進行破壞，這裡面尤其是破壞敵人的發電設施，這不僅使敵人陷於黑暗，便於我軍順利夜襲，同時也迫使敵人的軍火生產、軍事建築趨於停頓或減產，這些都有利於我們的抗日遊擊戰爭。”
我們將各自的工作向連隊交代完後，第二天黎明，劉主任又把我們四個人召集到一起，讓我們都換上了便衣，給我們寫黨的關係介紹，介紹信是寫在兩寸見方的軟紙上，接關係的地點是寧安山東會館內“44號”，找有我軍暗號的李同志和褚同志。所謂“44號”系當時的中共寧安縣委臨時秘密辦公室。
接著便開始談具體工作：第一，炸燬鏡泊湖水火兩用發電廠，使鏡泊輸電幹線上的日寇陷入黑暗，為我軍的夜襲創造有利條件，迫使牡丹江周圍的敵偽下礦停工；第二，炸燬湖南營火力發電站；第三，破壞敵人較大的軍事建築，並進一步蒐集敵人情報，查明大漢奸、大走狗的罪行，以待東北光復後，給予他們以應得的懲處。劉主任最後說：“學忠同志，這樣艱鉅的任務就由你負責了。”
我便根據每個同志的特長作了細緻的分工：我和劉德勝一組，我擔任組長；李有、韓順一組，李有擔任副組長。我們這一組是擔任鏡泊的爆破。
我們一行四人，于山道向勃利進發，大家幾年來都是在這些山上生活和戰鬥，這裡的一草一木，對我們來說都感到非常親切和溫暖，今天要離開這生活和戰鬥了幾年的依蘭土地，誰都有些依依難捨，我們邊走邊望著早已熟悉的第二故鄉。
在岔路的地方和李有、韓順分手後，我和老劉又走了兩天兩夜，走到離勃利城二十餘里的小五站住下，這時我們預感到今後吃飯將是個大問題。
下山時組織上只給了四元偽幣，這對山上部隊來說是個不小的數目，但到山下和物價一對比，加之在日寇統治下物價日漲，買在少得可憐，只夠我們兩三天的生活費用。我們以日後的生活，是以“自食其力”為原則，上級指示吃飯、穿衣要依靠自己勞動。
幸好屯子里正忙著秋收，因農民被抓了勞工勞力很缺，因而雖然沒有勞動票(敵偽發的勞動證，無此就視為浮浪者，即壞人)，在無勞力的情況下，也對付著找到了活幹，這不儀解決了吃、住問題，主要是可以摸摸山下敵人的底，為去鏡泊做準備。
東滿的九月天寒意已深，我們的穿戴也真頂不住了，老劉和我商量進城去，買點破舊衣服，於是第二天便進了城。
勃利原是東滿一個不小的城鎮，現在卻被一種窒息的氣氛所籠罩，大街七死氣沉沉，空空蕩蕩。大部分市民都已被抓了勞工，最活躍的要算是偽警察了一一他們賊眼亂轉，東瞧西望，其神氣有如面對著奴隸的奴隸主。
這種不習慣的景象，使我有些神經質，但靜下心一想，我腦門子上又沒有貼著“共產黨員”的貼，用不著緊張。
衣服買妥，天已黑下來，夜行恐招致什麼麻煩，於是我倆便走進一家旅館——東頭旅館。
客店簿的先生向我要勞動票，我們一看就知道這傢伙是個資格很老的大煙鬼，臉黃得像蠟，我回答沒有勞動票，他哼了一聲，就把我倆寫上了店簿。
夜深時，我被急促地打門聲驚醒，但我仍佯裝熟睡。開門之後，進來幾個挎洋刀的偽警和便衣，他們用手扒拉著每個躺著的店客，聲色俱厲地要大家起來，我立刻用眼色暗示坐在對面炕上穿衣服的劉德勝，於是我倆一邊穿衣服，一邊燃著裝介紹信的菸捲，含在嘴上吸起來，黨的介紹信就這樣被銷燬了，連我倆一共帶走五六個人。到偽警察署後，也沒問青紅皂白，就被拉到黑屋子。
我坐在地上分析情況和打著應付敵人的“腹稿”，黨的介紹信已銷燬，問題就不至於過於嚴重，不過毀了介紹信，也確實感到痛心。
第二天我被帶進一間審訊的屋子，全身被搜查之後，一個滿臉橫肉的偽警厲聲地問我：“你為什麼沒有勞動票?”
我一聽是問勞動票，問題很顯然是輕得多了，於是回答說：“勞動票是和錢在依蘭一道叫人給偷去了。”
偽警說：“你怎麼這麼倒黴呢?”
我回答說：“不信你們就去調查。”
偽警一聽要他去調查，立刻就冒火了，用手拍著桌子罵道：“混蛋！好幾百裡地，你他媽花多少路費止我去給你調查?丟了怨你倒黴。”
接著又問劉德勝，他回答得更妙，他說：“勞動票在過江的時候，船翻了連衣服都給衝沒了。”
這些話令偽警無可奈何，只好把我們又送回了黑屋子。
過了幾天，又單把老劉和我提到偽警察廳過堂，審問的人比前幾次那個偽警更厲害些，這小子開口就問：“你們是不是反滿抗日的共產匪?”
我想他要是真有什麼把柄的話，決不會如此恐嚇，便裝糊塗說：“我不懂什麼是匪。”
他一聽，便拍桌子說：“別他媽的裝蒜，你小子不是好東西，你的眼睛是怎麼壞的?”
這種問法雖然使我有些吃驚，但就算他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我回答說：“小時候使壞的。”
他聽我如此回答，就不再問，幾個人把我架到另一間屋子進行刑訊，打完一頓板子，就開始灌涼水。
說實在的，當時肉體上的確很痛苦，但我想這是對一個共產黨員的考驗。
我大聲地嚷道：“你們還講不講理?對工人這樣無中生有，屈打成招!”
這一嚷，把那個很胖的狗警官給嚷來了，他說：“我們怎麼不講理?”
我說：“既然講理，為什麼要用刑逼供，說我是共產匪，你有什麼憑據?我在哪當的共產匪?我共過誰的產?我又搶過誰?你給我指出來!”
他一聽便急著說：“那你為什麼沒有勞動票?”
我說：“我早就說了，不信就去調查，沒有勞動票的工人很多，都是反滿抗日的共產匪嗎?”
敵人無以對答。
沒有口供，又無憑據，自然就不能判什麼罪，但是也無釋放的可能，因為敵人即使真的錯抓了，也不放人，會給扣上“莫須有”的罪名，送往礦山做勞工。
牢里人多，屋子小，臭氣熏天，尤其是在晚間，簡直使人透不出氣來，我為了尋找逃跑的機會，就藉著大小便的機會，來鼓動大家，常常要求放風。
一天看守又答應放風，和平時一樣，難友們習慣地向廁所走去，廁所門口也是老陣勢，站著一個偽警監視著大家，這本是他們的老“規矩”，我沒有更多注意，可是我後來發覺站在廁所旁的那個偽警，總是狠勁地用眼盯我，我以為是不是又要過堂?
越走離他越近，我偷著一細看，這傢伙原來是我幼時的同學雷壽鵬。
還記得是一九三二年在依蘭高中召開的長東抗日救國會秘密的動員學生抗日的大會上，我和他是一起報名參加的，因為這個緣故，他對我參加抗日鬥爭是清楚的，如今他做了漢奸，這將是我的“對嘴子”。有了這小子作證，形勢一定惡化，我這麼一想心裡很緊張，生怕沒有出去完成任務的希望了。
當時我心裡甚至暗暗地怨老劉，進城的動議是違背了劉主任的再三囑告，如果真這樣犧牲，我們可太不合算了。
我和他離得更近時，他用眼盯得也更狠了，事情幾乎可以肯定了。
一個革命者的死，這倒無所謂，哪一個參加革命抗日鬥爭的同志，也都沒打算長生不老，古往今來誰都有死，我對這個“死”是毫無恐懼的，早已置之度外；但我總覺得一個革命者應當死的值得，這任務還沒有完成就死了，是個大遺憾。
當我走到他跟前的時候，他突然問我一句：“你姓啥?”
真使我有些生氣，我冷笑著說：“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過去姓什麼，現在還姓什麼。”
他又問我叫什麼，我回答：“過去叫什麼，現在還叫什麼!?”
他啊了一聲說：“我想起來了，我明白了，老同學，你還認識我嗎?”
我便說：“在頭八年前我就認識你，不但認識你連你的小名我都知道。”
我這麼一答，他顯示出一種忐忑不安的神情，使我猛然產生了一個念頭，就是他也曾在長東抗日救國會報過名，既然這樣，也許可以藉此拿他一把，或許還有希望。
於是我非常高傲地說：“你明白，我也不糊塗，如果說咱們是同學，那我不能高攀。”說完就轉身走了。
回到裡屋一面準備迎接死亡，一面悔恨任務沒能完成，但對拿他一把也抱有期望。
當晚八時，一個看守拿著二十幾個包子給我說：是你一個朋友送來的。我想在這裡除了姓雷的之外，誰也不認識，我哪來的朋友暱?
於是緊問他，朋友是誰?看守一邊往外走，一邊說：“你自己猜吧!”
我心裡忐忑不安，如果真有哪個同志到此，豈不是“自取其禍”，這不是太冒險了嗎?又想，既然送到了，不管怎樣先吃了再說。
因為終日飢餓，拿起來便吃，當吃到第四個的時候，發現包子有皮無餡，裡邊有一紙團，我悄悄地開啟一看，上面寫道：“翟同學彆著急，我一定設法讓你過得去，莫急。”紙條左下角有一個“雷”字。
閱畢，我大吃一驚，啊！這是怎麼回事?親日的走狗也有此良心?復而一想，也可能是敵人的花招。
我左思右想，最後恍然大悟，啊！他之所以要放我是因為怕我，之所以怕我，是因為有把柄在我手裡。
好！不管怎樣，又有出去完成任務的一線希望了，心裡立刻痛快了許多。
我又吃了一個包子，把餘下的分給了難友，因為誰的肚裡都飢餓難忍。
一天夜裡，正是雷壽鵬值班，在“放風”的時候，他悄悄給我打開了手銬上的鎖，我隨即告訴他還有一個叫劉德勝的夥伴，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也給打開了。
他要我隔天再走，因他怕“沾包”，我便答應了，於是我們各自帶著已開鎖的手銬在牢裡呆了兩天。
第二天晚上，七點鐘左右，我便鼓動大家要求放風，看守無可奈何地答應以後，我們便向外走，早在幾天前，我就看好了地勢，廁所那面的一段鐵絲網被壓得低了很多，而恰巧當晚又有一塊缺角的木板，搭在鐵絲網上(據我想可能是雷壽鵬搭的)，是個好“門徑”，要再不走，還等何時。
在大家便完往回走時，我暗示了劉德勝之後，就奔往那個“門徑”，老劉也機靈地隨後趕到，於是我倆拋下手上的銬子，一躍就跳出了這個人間大地獄中的小地獄。
跑了有五六分鐘的光景，四外警笛聲、槍聲、喊叫聲亂作一團。
越獄被發覺了，再往前跑一定會出問題，於是我便和老劉從一個水泥“馬葫蘆”鑽到一段地下水道里，不一會兒腳步聲便在頭頂的水溝板上來來往往響個不停，一聲接一聲地打著詐語，這個說在這呢，那個說在那呢，這個說抓住了，那個說跑不了他們。
又乒乓地打了一陣槍，結果把他們自己人打死了四個，打傷了三個，在水道里還聽到抬過的傷員哼哼聲，喊叫聲。有的說可別再追了，這小子有槍，如果再追，不一定還打死多少，實際是他們自己打自己，我們並沒有槍。
劉德勝在我旁邊噗嗤一笑，我踹了他一腳說：“老劉，這是什麼時候了你還開玩笑!”
敵人如此鬧騰了很久，才漸漸地平靜下來。
又呆了一會兒，確實平靜了，我便伸出頭來，觀察了一陣，隨即和老劉爬出下水道，往山上跑去。
初跑起來困難得很，因為在溝裡呆久了，手腳腰沒有一處不麻木。我們一口氣跑到了天橋嶺，在一戶農民處幹了二十來天的活，估計敵人的搜尋也過勁了，我們決定速赴寧安。
臨走老頭是無錢可給，只收了他兩件補丁落補丁的破棉服，這回一打扮就更像農民了，便起身奔往寧安。我們連夜翻山走了好幾宿才走到寧安。
在城北離車站不遠找到了山東會館，原來是一座廟，有了上次的教訓，這次就謹慎得多了，我們圍著廟走了一會兒，看看裡面很靜，北面和東面是墳地，我們便假裝閒逛的樣子走進了院子，在一座磚房的門框上釘著一塊木片寫著“44”，暗想：啊!這就是黨的寧安縣委秘密辦公所在地，心裡很高興。
此時從另一間屋裡走出兩個和尚，我向他們打聽姓李的和姓褚的，他們回答說：“阿彌陀佛，已經走了二十來天了，他們不在這常住，我們這也不收閒散雜人。”
這個意外的情況，使我很吃驚。我又問他們是幾個人走的，和尚不太耐煩地用手摸了兩下念珠說：“可能是四個。”
這兒不能久留，我悵惘地走了出來。老劉向我說：“羽佳(我的姓“翟”，拆開了是“羽”“佳”)，咱不必再來這尋找了，你沒看見左邊的玻璃上用粉筆劃了一個‘×’嗎?咱就是找到，承認不承認還是個問題呢?因為咱們黨的介紹信已經毀了。”
我一想，這也對。難道找不到關係我們就究不成任務了嗎?不，我們只要有能力，有智慧，有敢幹敢為的精神，什麼樣的艱鉅任務都可以完成。
晚間我們露宿在郊外野地裡，這時天氣早已由涼變冷，也是凍得實在扛不住，我們投宿到寧家店。
投宿的當夜約十二點左右，全城進行了戒嚴，各店皆被包圍，一部分居民和住店的全部旅客都被抓了勞工，說是準備去修新興的軍事要塞。
進寧家店的幾個偽警氣勢洶洶地把大家趕到一個屋裡，連大小便也不準，天剛拂曉，偽警便趕著一群群的老百姓去車站。
往車站走的時候，母親拉著兒子，妻子扯著丈夫，哭天喊地，鬼子和偽警為了鎮壓這種情況，在一群群婦女中揮棒亂打，六七十歲的老大娘被踢倒在地，青年婦女被踢小產，哭喊聲更加悽慘，那種情景慘不忍睹，眼看著這幫該死的暴徒如此慘無人性，真有些壓抑不住內心的怒火，想起來收拾他們，但現在不行啊!
在行列裡，我靠著老劉走，趁偽警離得稍遠些，便小聲地對他說：“見機行事，有機會就跑，千萬機動沉著!”
到車站大家都被趕進了車廂，我上車的時候，先看看車廂上的號碼是152號，為了跑起來方便，我和老劉走在後邊，因而便坐在靠門旁的座位上，隨之，我給劉德勝使了一個眼色，他便機靈的靠那個鬼子附近的邊座坐下。
當人上完，這個車廂的兩頭就被兩個勞工隊長給卡住了，靠劉德勝那頭是個帶槍的鬼子，我這頭是個漢奸勞工隊長。他穿著一身不倫不類的所謂偽和服，腦袋上扣一頂鬼子戰鬥帽，手裡還拿著有雞蛋粗細的一根洋鎬把。
列車剛剛開動，這小子就站起來神氣十足尖聲賊氣地嚷道：“注意，大家聽我的命令：第一，大小便要原地不動地先向我請示；第二，決不允許亂事，如果誰敢不聽……”說著把鎬把一舉“我就拿這傢伙打死他!”說完這小子就一屁股坐下了。
我的眼珠子都要氣冒了，我暗想，這哪還是中國人?這連一點中國人味都沒有了!
不多時一個四十多歲的農民舉起一隻手要求去大便，那勞工隊長一聽，“呼”的就蹦了過去，破著喉嚨罵道：“混蛋！車剛開你就搗亂，他媽的你有幾個腦袋，有屎往褲子里拉！你早幹什麼來的?”說著掄棒就要打，嚇得農民連忙把手縮了回去。我怎能目睹同胞受此欺凌！再看那個鬼子，也在那邊持槍威脅大家，一口一個“八嘎”。
這時我心情更加沉重，像壓上了千斤大石一樣，我真恨不得衝過去揍死那兩個傢伙，轉而一想，你現在沒有這個權利，因為有更重要的任務在等著。
於是我緊咬著牙，心裡默默背誦著劉主任的話：“一個共產黨員在遠離組織的情況下，也應完滿地去完成黨所交付的任務。”
我反覆地想逃跑的策略，考慮到只要一進新興，定被送進電網層層的“軍事用地”，那時將會插翅難飛，再想逃跑的機會就沒有了，黨的任務也完不成了，到那時悔之晚矣!
我決定或跑或死，一定要在車上或車下。
我反覆地觀察著車廂裡的整個情況，認為最好先從那個鬼子下手，因為只要把他的槍奪下，危險性就要小得多。
但鬼子在車那頭，又不能貼近，我給那頭的劉德勝遞了個眼色，劉德勝向我睜開大眼又咳嗽了一聲，暗示他知道了。
我轉而又研究這個漢奸隊長，我琢磨他：第一，身體不強，臂力一定不大；第二，他的武器只有那一根洋鎬把；第三，他的警惕性要小於那個鬼子。我確定這個漢奸就是我下手的物件，一待時機到來就行動。
黑夜已降臨，但車裡睡著的人並不多，誰都有一大堆心事：老婆孩子的生活呀，個人今後的生死呀，這些痛苦折磨著每個勞工。兩個勞工隊長則例外，他們的眼上早已罩上了一層睡意。
車仍然飛奔著，我準備開始行動，就先試探一下，說：“隊長，我要小便。”
他睡意濃重地抬起狗頭說：“沒到地方，到了再小便!”說完腦袋又慢慢地耷拉下去了。
我心想只要這小子打盹睡過去，只是時間的問題了，耐心地等吧，並趁此先給老劉遞神色，果然，不久那個漢奸就拄著洋鎬把打起呼嚕來了。
機會到了，我用眼看了一下老劉和整個車廂，猛地撲向漢奸隊長，奪過他手中的洋鎬把，使出全身力氣掄起來，直向他的狗頭打去!
“咔嚓”一聲，他裝滿“日滿協和一德一心”的狗頭已被打碎，我立刻大聲說道：“劉德勝還不趕快動手，到了新興那邊一個也跑不了。”
這時鬼子掏出手槍，劉德勝一把卡住他的手腕子，鬼子哇哇叫了起來，“啪啪”兩槍，打在我頭頂的門框上。
劉德勝的另一隻手卡住鬼子的咽喉，一個老鄉上去就把鬼子的腳撤倒，劉德勝使出全身的力量，用力把鬼子的頭往凳子角上磕了兩下，鬼子“啊”了一聲結果了狗命，劉德勝隨手奪過來手槍，又用槍柄照鬼子頭上狠狠地打了幾下，鬼子頓時已斃命。
“快走啊!”人無頭不走！我這麼一喊，大家立刻都動起來，我一馬當先地往車下跳，當我轉身的時候，見全車老鄉都打破窗子和門，跳了下去，劉德勝也隨我之後落下了地。
列車還在飛快地向前賓士，估計敵人發現後一定會回來採取直線窮追的辦法來搜查。我們立刻用洋鎬把撬彎了道釘，將鋼軌活動了，脫離了道方子。為了不使敵人發現，又將鋼軌抬回原處放好。
這時我們就向山頂上流星似的跑去，跑出三四里路之後，順著山邊向後轉，往原方向跑了一段，又向東跑去。
鬼子載滿勞工的列車到達新興後，突然發現一節車廂的勞工全都跑光，剩下的只是兩具效忠於天皇陛下的鬼子兵和勞工隊長的屍體。
於是連忙派三十多名鬼子警備隊和五十多名偽警護團，一輛機車，十五節軍車往回飛快地追來，到了事件發生的現場——鋼軌活動處，火車便“轟隆”一聲巨響，衝到六尺多深的路基下面，機車的汽鍋也漏了，刺刺地冒著白氣，每節車廂都被撞得粉碎。
路基的斜坡上沾滿了鬼子的汙血，還有折斷的手臂和軋斷的腿腳，這一轟動偽滿的“新興事件”，共死傷鬼子三十七人，偽警護團四十來人。
已是深秋的時候，青紗帳已變成一片平川，我們跑了一夜，第二天在一個偏僻小屯子裡看到一個老大爺和幾個婦女在割穀子，我們就湊了過去，在這裡瞭解到鹿道在修建大工程，活好找，工程需要很多人，所以勞工票較為好辦，因此，我們就選擇先奔往鹿道。
去鹿道有兩個目的：一是混張勞動票有利於今後活動；二是該處在修築軍事要塞，以便偵察和見機行事給予破壞。
鹿道是地圖線上一個有戰略意義的軍事重鎮，周圍群山環繞，敵人在此駐有大量兵力，正進行的工程是修築山地暗堡。
到鹿道之後，我們先是住在小店裡賣些零工，漸漸地和一些工人混熟了，有的工人看到我身強力壯，問我為什麼不混個大櫃頭多掙幾個錢?我乘機說：“哥們，誰不想能多掙幾個呢?可我一不小心把勞動票丟了，大櫃的活幹不上了，我想求哥們給弄一張勞動票。”
大家一聽都熱情地說：“這個事找三浦事務所的杜把頭，一頓酒保險成功。”
杜某是日本櫃頭三浦事務所的小把頭，長著一口黃牙，兩隻帶紅絲的血色眼，一看就知是個好酒之徒。通過幾位工友幫忙，我，老劉和幾位幫忙的工友，在一家包子鋪和杜把頭會齊了。
一進門杜把頭就虛張聲勢地客套一番，我也隨便恭維了他一通，要了幾個菜就喝起來，我看杜把頭酒夠勁了的時候，便把求他起勞動票的事說了一下，並把老劉也提出來，他聽完驕傲地說：“咱雖然沒見過面，咱哥們不是外人，咳咳!你咋不早說呢，這還不是小事一樁嗎?我回去和三浦掌櫃一說就行。”
我和劉德勝說：“謝謝哥們兒。”
十幾天後，我和老劉的勞動票果然都下來了，就是這麼一張紙，為我們完成任務起了橋樑的作用。
我們混進了大櫃，住到水泥庫旁邊的一個工棚子裡，從此我便留意觀察所有的物資和周圍的地勢情況。
工地上堆著很多臭油和水泥，是修山堡和軍用電影院用的，如果用它把山堡修成，對我軍的游擊戰肯定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所以我決定燒燬它。
當時手邊連一點爆炸物也沒有，於是我倆便根據庫內外的具體情況研究方法，經過幾次秘密研究和試驗，認為夾餡菸捲效力大，就是把一支香菸掏空，然後一層煙一個火柴頭，逐層把它灌滿，這樣就保證紙菸能一直燃燒著，再在煙的尾部放上火柴，在煙的四周放上汽油紙，油紙外放上乾草。
這樣當煙燃到尾部時，就能把火柴燃著，火柴又能把油紙燃著，油紙又能燃著乾草，乾草就能燒著附近油類和庫房，我們決定利用這個新的發明開始進行火攻。
一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見掌，這是行動的好機會到了，收拾停當，我便找老劉奔往倉庫，他放火，我放哨，約定聽我咳嗽為警戒訊號，過了不大一會兒，他便爬出來，告訴我已把煙和油紙安放在水泥袋子的縫裡，也緊靠著汽油桶，於是我們返回工棚，全身脫光了躺在床上，約二十分鐘的光景，火起來了，照亮了工棚的窗戶，同時也蔓延到大批臭油及其他油類，頓時汽笛、口哨聲大作……
與此同時，敵人憲兵、警察包圍了工棚，進來一看，便把幾個沒脫衣服睡下的把頭和拉桿的給捆走了，隨後命令大家趕快去救火。
我首先搶佔了井臺，偽裝積極打水，每桶只打一半水，眼看著火借風勢越著越大，心裡有著難以形容的暢快，鬼子的七千多噸水泥和大量油料被焚燬。加之水龍一澆，水泥全部變成大塊石頭，工程被迫停工，這是下山後給鬼子的第一炮打擊。
工程停頓走起來就有了藉口，於是我們決定立刻動身去執行劉主任交代我們的任務。
但湖南營的工作仍無半點訊息，於是我決定單獨去鏡泊，決定老劉去湖南營增援。
經過我倆研究，老劉也同意去執行湖南營增援這一任務，據以後劉德勝在彙報中說：是在劉德勝沒去之前韓順他們就完成了這個任務。
劉德勝去後是住在一家小店裡，每天到發電站附近做一些抬爐灰等小雜工的工作，經過和群眾在一起談話，瞭解到了韓順他們行動的經過。韓順混進火力發電站當了清掃工人，以後又做了燒暖氣的徒工，李有也在該站抬煤、卸煤。
有一天韓順和他的師傅去給守備隊收拾暖氣包，在一間空屋子裡發現半箱子軍用四十八瓣的手榴彈，他把這手榴彈盜去兩個之後，和李有反覆研究怎樣進行爆炸，經過幾次研究，爆破是沒有問題，但爆破後無論怎樣都無脫身的餘地。
李有說：“要是炸燬這個爐的話，跑也得被捕，不跑也得被捕。”
他倆絞盡腦汁，深思苦想，還是沒有想出妥善的辦法，在這種情況下，李有和韓順的決心是：“任務必須完成，不管付出什麼代價，哪怕犧牲自己的生命!”
韓順說：“我們犧牲只是兩個人的犧牲，將來我們把鍋爐炸燬，電燈一熄，我們的襲擊大軍不定打死多少鬼子，就算我們倆犧牲了，也是合算的。”
李有說：“在這個任務上，我們就沒有任何疑問了，決定下來吧。”
九月末的一個深夜，他們把兩個手榴彈綁在一起，由韓順下手，把兩顆手榴彈扔進火光滾滾的鍋爐膛裡，扔完之後，他倆就撤離原地向山上跑去，才跑出不足一百步，便聽轟隆轟隆兩聲巨響，湖南營火力發電站的鍋爐被炸得粉碎。
守備隊出來二三十人搜捕，韓順在前邊跑，李有緊跑在後，在鬼子的搜捕中韓順被槍擊中，為祖國壯烈地犧牲了。五六個鬼子包圍了李有，李有就這樣被捕了，此後沒聽到李有死活的訊息，估計李有同志也一定是為祖國的解放事業光榮、壯烈地犧牲了。
鏡泊湖位於黑龍江省的南部，湖深水寬水量充足，並有國內外聞名的大瀑布。
日寇借天然的水利資源，建築了大型水火兩用發電廠作為軍火生產、車輛製造業一切所需的動力，對我東北抗戰頗為不利。
到鏡泊湖後，該發電廠正處於緊張的施工階段，我憑勞動票輕易地混進了“勞工隊”。觀察了場外，便感覺到這種大型工程，絕非一兩把火可以銷燬，只有最後一招：爆破它的主要命脈。
但我手中連一點爆破器材也沒有，於是便在這個問題上找“門道”，後來發現打石頭組用炸藥崩石頭，於是便想從那裡搞出炸藥。
我首先和石頭工組的工友交了朋友，而後靠近了工頭，建立起所謂的“感情”後，我便向工頭說：“哥兒，我年齡不大，想學打石頭，教教我吧?”
孫把頭笑著說：“老弟，你怎麼想幹這個?你沒聽說過嗎，打眼放炮一個錢不落。哈哈!你要同意的話就來吧。”說完又哈哈一笑。
我說：“我看總比挑土籃子強得多，因為我一生最好聽響。”當時變個工種本來不算什麼，於是他答應了。
我花費了半個月的時間就掌握了打眼放炮的操作過程。
在工作中我一見空子就一點一點地往外帶爆破器材，先是一丈多長的導火線，隨後是雷管和炸藥，這樣漸漸地湊足了十二斤多黃色炸藥。器材已全，目前最難的問題是如何能進廠的問題了。
這樣重要的大廠，鬼子的防守自然嚴密，不僅有重兵防守，火電網晝夜都放著電，有些野狗和狼相距三米遠，就被電網抽中打死，除了由正門出入外，別無他路可通。
當時能進廠的只有少數的技工、安裝工和少數的小工，他們都是每天在廠門口經過嚴格檢查之後憑證入場，我當時無此條件，便在入廠幹活上反覆打主意。
經過很長時間，瞭解到廠內二號爐的安裝技工工頭是個姓樸的朝鮮人，另一個小工是中國人。當時由於大櫃、二櫃的層層剝削，月月扣壓工資，到他們手中的工資寥寥無幾，少得可憐，這不僅使技工工頭老樸到每月開支的時候，和大二櫃的日本人口角爭執吵仗，產生了惡劣的矛盾，就是小工也因此在施工建築上不斷地消極怠工和磨洋工，我看準了他們這一敵對矛盾，分析了他們思想，便確定由此人手。
由於老樸常和日本人口角，精神非常苦悶，他愛喝酒，我便藉此請他喝酒，說些同情他的話，首先使他對我產生了好感。
久之，在一次飲酒中，他便說出心裡話：掙的少，和大二櫃合不來，幹活不順心等，我向他說：“錢算啥，我可以幫你，朋友要緊。”
他聽了非常高興。一天，老樸由二櫃拿來了二十七號輕鐵片做的入場證，經他介紹實現了爆破的第二步計劃——進廠幹活。
因為廠子相當大，同時由於時刻必須檢查，摸底就用去了半個月。
這中間我注意到進出廠的人身檢查嚴格到極點，紙菸、火柴一律不準帶，只有對工人裝飯用的飯盒子檢查鬆一些，每天只打開蓋一看了事，於是便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往廠內運炸藥、雷管和導火線。
我首先帶了幾次裝滿飯的飯盒，先試探一下，發現對飯盒的檢查確實不太嚴，但對其他的全身檢查卻是嚴到極點，這才開始設法利用飯盒往裡帶爆破器材。
第一次把四根火柴和四個保險雷管與一丈多長導火線盤成一盤，用油紙包好放在飯盒裡，上面蓋上飯和鹹菜，帶進了廠內，此後一次一次地把炸藥分成二斤一包，用油紙包好，上面蓋上飯或饃饃，陸續的都帶進了廠內，並把它放到不顯眼的器材堆底下，用破亂器材將它們蓋好。這幾次經過兩邊門崗的詳細檢查，都沒有查出來。
有一次鬼子開啟我裝著炸藥的上面只蓋一層飯的飯盒說：“你的梅西梅西大大的有，啊哈。”
我也向著鬼子說：“我的梅西梅西大大的，我的幹活計的也大大的有。”旁邊的那個鬼子說：“你的大大的幹活，吃飯多多的，頂好頂好。”
可是我心裡明白，這幾天我僅吃了少半飽，雖然如此，對完成任務已充滿了信心和決心。
當時，我心裡又想：這確實是冒險得很，要讓鬼子發覺，立刻就得死。但我又轉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決不能做膽小鬼，我犧牲也應在這樣的場合。
有一天，老樸上去幹活後，我便找到六寸粗、三尺多長的暖氣管子，正好管子還帶彎頭，我就找了些破銅碎鐵把彎頭堵死，裡面裝上安裝好了的雷管，系妥導火線，灌滿和塞緊了炸藥。看來這真是一根摧毀力最大的爆破筒，也是東北抗日聯軍在軍事上很少見的最突出的爆破筒。
我估計離下班的時間差不多了，就在爐架底下安好了爆破筒，把外部的導火線一圈一圈地盤在鐵管子上，就等著點火，四周用些破洋瓦蓋好，不大一會兒老樸就下來了，看我出一身汗說道：“看你出這一身汗，鬼子不在跟前少乾點啊。”
當時，我便考慮如何爆炸又如何脫身的問題，當方法確定之後，我便向老樸說：“我在外面幹活習慣了，這兒檢查太嚴，洋火、菸捲又不準帶，連煙都不能抽，你是知道的，我離開了煙就不行啊，我不想在這幹了。”
老樸說：“好吧，明天再找個小工，替換下你來。”
第二天他便另找了一個年輕朝鮮人做小工，這個人曾給大櫃經理當過僕役，因為和大櫃經理的小老婆不清楚，被趕出來的，後來他哀求老樸幫忙，老樸就把他找來替我這角。新小工來上工時，我對老樸說：“
他剛來不熟悉，我帶他兩天，等他熟悉了工作我再走。”老樸一聽非常滿意。此時工程已大部建成，不能再遲延，我就決定了爆破日期。
當天早晨，我沒有帶飯盒，除了穿的單衣之外，身上任何東西也沒有，門崗照例檢查了我，也檢查了其他的人，主要就沒檢查老樸。但老樸背的用品也不少，因為我身上簡單，檢查得快，驗過後就開始幹活。
那天干活和往日一樣，別人忙我也忙，老樸累得滿臉流汗，我也是渾身溼漉漉的，而且心裡總有點緊張。本來我的一切準備都很保險，但還是擔心怕出意外。
午後當離下班約十分鐘左右的時候，我在鐵管上划著一根洋火，把導火線點著了，然後又看了一下，導火線著得很正常，下班的汽笛一響，我和許多工人一齊出了廠子，直奔吃飯的地方走去。
我估計著離爆炸約需兩個小時，吃完飯我便假裝鎮靜地睡下，等待著勝利的結果。當晚八時剛過，黨交給我的任務實現了，隨著地動天搖的一聲巨響，敵人費盡心機修成的二號爐與整個廠房和主要發電設施的中樞，被炸上了天空，廠房著起了大火，也震倒了附近鬼子的營房。
這時我大大地舒了一口氣，黨交給我的艱鉅任務已勝利地完成了！
從炸燬湖南營火力發電站和鏡泊發電廠之後，在東滿鐵路主要的幹線和各個縣城工廠之中全停了電，按照我軍的計劃：“電燈一熄，襲擊開始。”
抗聯第二、第五軍密切攜手合作，在東滿多個地區對鬼子和偽軍、偽政權發動了全面襲擊。取得了重大勝利！
翟學忠，時任東北抗聯軍第5軍教導團2連連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