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渭南日報
曹超男
如何用筆是一個嚴肅的問題。我們閱讀時不妨留意一下，作者用筆做什麼，作品裡塑造的人物又在用筆做什麼？ 總有一種感覺，巴爾扎克就是法國的魯迅。他們都可以宣稱“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他們都保持著一種難能可貴的人間清醒，剖析民族的靈魂。巴爾扎克被譽為法國社會的觀察家、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奠基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解剖大師。“彼以劍鋒未竟事業，我將以筆鋒竟之。”巴爾扎克在案頭拿破崙的石膏像上刻下這樣一行字。 《幻滅》是巴爾扎克的一部批判現實主義長篇悲劇，集中反映文學藝術商品化及新聞界黑幕，揭露了十九世紀早期法國社會的罪惡、階級的矛盾。這部作品被巴爾扎克本人稱為“我的作品中居首位的著作”“充分地表現了我們的時代”。 翻開《幻滅》，可見其很強的批判性。這種批判性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針砭時弊，針針見血。 職業的商品化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金錢化，是資本主義關係滲透到一切精神領域的惡劣後果。在內容上，這部作品錨定的是一個嚴肅的，甚至頗為沉重的主題；在體量上，也算是一個大部頭作品。然而讀起來並不覺得“難啃”，甚至可以說令人愛不釋手。之所以如此耐讀，是因為巴爾扎克為這部作品傾注了大量心血，從第一部的構思到三部全部完成，前後歷時8年，書中幾個主要人物的遭遇大部分取自他本人的親身經歷。他曾在巴黎各界奔波碰撞，與各種人物接觸交往，親身領略了資本主義社會中金錢的萬能和萬惡的力量。他對現實社會有著敏銳的觀察和深刻的思考。作者舉重若輕，細緻入微的筆觸、個性有趣的談話、富於哲理的穿插、耐人尋味的故事，讓人在渾然不覺間酣然卒讀。 “文章合為時而著”，巴爾扎克認為文學的使命是描寫社會，他的名言是：“從來小說家就是自己同時代人們的秘書。”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復辟王朝時期，當時的社會本質是“金錢至上”，金錢勢力和門第觀念結合在一起，腐化了整個社會。《幻滅》所描寫的，就是處於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青年一代的命運。 小說的主人公呂西安長得像“阿波羅”一樣英俊。他的筆力不可謂不好，可他調遣筆力的內心信念卻不夠堅定，沒有頑強的毅力和破釜沉舟的決心。他的筆端不再純淨清醒，而是在紛紛擾擾的世俗糾絆中變得輕浮混沌。 他原本是一位詩人，在家鄉安古蘭末時期的作品有一部詩集《長生菊》和一部小說《查理九世的弓箭手》。後期來到巴黎，急於求成的呂西安在新聞界試了刀鋒之後，作品主要是一些說俏皮話的報刊文章。吹捧或者打壓並非發自內心，而是為了配合文壇上、黨派間的鬥爭，或者純粹為洩私憤。他用筆復仇，竭盡所能把舊情人一通調侃挖苦；他以筆為槍指向朋友，違心地批評大丹士的精品力作；他為了所謂前途改入保王黨報刊，對進步黨反戈一擊…… 呂西安曾對自己無比欽佩的好友大丹士說：“我把良心寄存在你這裡，將來再還我吧！”可是，良心一旦出離，就很難再安放回來。呂西安後來受名利誘惑，沉迷在交際場中，把自己唯一的資本——時間白白浪費。他放縱於紙醉金迷的生活，最終玩物喪志，一事無成。潦倒之際，呂西安竟動筆模仿了摯友兼妹夫大衛的字型簽了大額銀行本票，使大衛債務纏身，最終身陷囹圄。 《幻滅》雖寫的是理想的破滅，卻並不給人以悲觀的印象。黑暗被揭露，但光明也在前方。與呂西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小團體中的領袖人物大丹士，他“卓越的才能和卓越的性格完全一致”。小團體成員們志趣相投，各個都有真才實學，追求正義、自強不息，讓人看到一股清流，感受到與惡濁環境對抗的堅強力量。 其實，呂西安也曾短暫地歸屬於這個小團體。大丹士曾告誡呂西安做文學需要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劍，無奈呂西安聽不進勸。“天才的作品是用眼淚澆灌的……要是你沒有天才的意志，沒有那種超人的耐性，在命運的撥弄使你同目的隔著一段距離的時候，你不能繼續向無限的前程趲奔，像烏龜不論在什麼地方都爬向海洋一樣，那就不如趁早放棄。”大丹士自己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善始善終，善作善成，靠孤獨的生活和頑強的工作，最終獲得文學上的成就。大作釀成之時，遭呂西安在報紙上攻訐，大丹士非但不因此慍怒，反而同情呂西安的處境，還親自動筆認真替其潤色，說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作品的弱點。而回想此前，大丹士和小團體的眾友人還為呂西安的處女作進行了精心修改潤色，無私地助力呂西安作品出彩。 “至少人們可以從這部書裡理解到：為了獲得高尚而純潔的榮名，恆心與正直可能比才能更為重要。”巴爾扎克在《幻滅》第二部初版序言中曾這樣說明他的寫作意圖。 “筆下有財產萬千，筆下有譭譽忠奸，筆下有是非曲直，筆下有人命關天。”前任新華社社長、中國著名新聞工作者郭超人曾這樣說。我們又該如何用手中的筆？這是一個需要冷靜思考、鄭重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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