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芭提雅金沙島
從去年4月開始，在旅遊勝地泰國清邁，有100多頭公園裡的大象，邁著笨重的步伐，步行幾天幾夜，回到它們的出生地湄曾縣。
大象為何出逃？同樣北上的雲南大象，其遷徙原因至今還眾說紛壇。但清邁象群的出走，毫無懸念，是因為疫情“失業”。
2020年起，疫情開始席捲泰國，海外遊客驟減，公園的經營者們無力承擔租金和大象的日常開支，紛紛宣佈倒閉。如果繼續留在公園裡，這些自幼經受高強度表演訓練的大象只有餓死的份。象群的主人們被迫無奈，只能選擇“辭退”。
“失業”了的大象重歸故里，回到家鄉後更加自由，開心地又叫又跳。大象餓了，尚且還有好心的村民飼養，或能在野外覓食，可在它們快樂的叫聲背後，有數十萬泰國民眾同樣面臨著失業或找不到工作的窘境。
苦等遊客
公開資料顯示，泰國從事旅遊服務、餐飲、酒店等行業的從業人員約有600萬人這足足佔了泰國總人口數的十分之一。當疫情感染狂潮襲來，這會對泰國外向型經濟產生多大的衝擊，可想而知。
泰國財政部在7月28日釋出《2021年度經濟評估報告》稱，預計泰國全年GDP增長1.3%，同時卻有研究機構表示，今年泰國經濟將延續去年的負增長趨勢。彭博社就預計，相比2020年，泰國今年的GDP能夠實現1.8%的增長，但由於去年下降了6.1%，該國的宏觀經濟表現依然將處於近年來的最低點。
截止至今年6月，全泰國已有兩萬多家與旅遊業相關的商店、企業關門。疫情失控已成大勢，這使得在2019年疫情暴發之初，曾是抗疫“優等生”的泰國，發生了許多幕反常的悲傷畫面。
今年7月4日，在關於討論泰國民生多艱的社交媒體帖子裡，這樣一張照片成為了熱門：幾千名失去工作的泰國民眾，分成數行整齊地盤腿坐在芭提雅的海灘上，等待著過路的好心人施捨。要知道，芭提雅作為全球聞名的海景度假網紅地，一度還入圍過全球城市500強榜單。
泰國民眾盤腿坐在芭提雅的海灘上，等待著過路的好心人施捨
曾經的旅遊旺季，在這同一片沙灘上，太陽傘和躺椅擠得密密麻麻，塞滿了來自中國和歐美的遊客，人潮湧動；芭提雅的街道上，載著遊客的人力車來來往往；商場裡隨處可聞泰國導購略帶口音的中文吆喝聲。而如今，街頭的喧鬧不再，甚至有網友分享描述，“路邊水果攤上都已經撤掉了中文招牌。”
面對一蹶不振的泰國旅遊業，泰國政府並沒有袖手旁觀。
早在6月16日，泰國總理巴育曾發表電視講話，要求各部門全力抗疫，120天后開啟國門，恢復對外正常交往。然而疫情的惡化，讓泰國官方在有限抗疫的基礎上保障民生的希冀，再次遭到打擊。
9月10日，泰國政府又出臺了“沙盒計劃”，預計從10月1日起在首都曼谷等更多地區開始實施。該計劃將允許完成疫苗接種的外國遊客，直接入境到首都曼谷、清邁府、春武里府、碧武裡府和巴蜀府五個地區旅遊，不必在酒店隔離14天。而且，到10月下旬，包括清萊府、素可泰府以及羅勇府在內的其他21個府也將實施“沙盒計劃”。
不過這個所謂的“沙盒計劃”，今年7月時其實在普吉島就嘗試過。結果就在7月底的新增確診病例中，發現有透過“沙盒計劃”入境的外國遊客，因此該計劃又被叫停。新冠疫情暴發之前，旅遊收入可以佔到泰國國民收入的20%。疫情暴發後，泰國國內外國遊客幾乎下降為零，泰國經濟也隨之跌入20多年以來的低谷。
當地企業家表示，普吉島沙盒計劃對大多數小企業主沒有幫助
今年28歲的在華留學生歐陽睿，來自泰國東北部的烏汶府，目前在中山大學留學。他對看世界記者介紹說，高危地區比如曼谷，封鎖措施還在生效，人們依然會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從去年到現在，泰國經歷過的這幾波疫情裡面，政府的防疫措施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主要還是靠泰國人的自覺和責任感。政府沒有制定清晰明確的防備計劃”。
在曼谷生活多年的華人謝家楷，今年由於躲避疫情的緣故，搬到了芭提雅。他告訴看世界記者，當地政府的防疫措施目前處於逐步解除封鎖的階段。除了一些夜生活場所還在關閉外，餐廳、商場、辦公樓都已經陸續開放，“旅遊業和經濟受到的影響不是一些，是非常大。我昨天回曼谷辦理續簽，發現交通開始繁忙擁堵，只是辦簽證的政府大樓和商場裡面，人流比之前少了很多。”
佛系抗疫
今年以來，在疫情最為嚴重的時候，泰國每日新增病例超過2萬人。謝家楷認為，“其實那個時候政府就應該宵禁，要求民眾減少出行，關閉公共場所。但由於法律規定，宵禁需要給人民補貼，所以相關的通知口徑變成了‘晚上九點到次日六點不得外出’來代替，一定程度降低了封鎖措施的威懾程度。”
曼谷州長表示，當疫苗接種率達到70%時，這座城市將重新開放
在謝家楷看來，面對來勢兇猛的新冠病毒，習慣走一步看一步的泰國官方沒有做好準備，出臺的防疫措施在落實的時候暴露出了更大的問題。“執行不夠強硬，懲罰也不夠重。這和泰國的文化有關。這幾波疫情之所以會出現反覆，變得這麼嚴重，很大原因是泰國人相對隨性的性格，並且由於底層人民的居住環境比較集中，在懈怠對待之下，給疫情二次暴發創造了條件。”
對此，廈門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關係系副主任、亞太研究所所長張旭東認為，在客觀上，泰國是一個佛教盛行的國家，警察在執法過程中不可能過於嚴苛，“民眾對於疫情的長期化特點一時無法適應，對一些防護措施堅持一段時間，由於氣候炎熱和對病毒的恐懼感消失，為了生存，忽略了遵循嚴格的保護措施。加之開啟國門後，變異病毒更具傳染性，因此，使得泰國抗疫出現較多的負面評價。”
泰國《新泰日報》總編輯嶽漢持相似的觀點，認為該國的防疫策略確有不科學之處。2021年4月，泰國出現第一例德爾塔毒株感染病例。“泰國在此前兩輪疫情中，使用的‘漸進式防疫’方式，是逐漸加強防疫力度，直到奏效為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對經濟的損害減到最小。但到今年7月，德爾塔在國內成為主要毒株，病毒傳播力的上升，讓泰國引以為豪的既有政策失靈。”
“泰國疫情惡化是變異病毒攻勢下，泰國中央政府缺乏防疫決心，在“封鎖”和“保經濟”之間舉棋不定的結果。”他認為，泰國政府過於相信此前的成功經驗，寄希望於透過簡單的防控措施，在不傷害經濟的前提下控制疫情，錯過了遏制疫情的最佳時機，造成疫情擴散。
2021年4月2日，人們正在接種科興COVID-19疫苗
嶽漢認為，“前期防控成功的本質實際上是中央政府放權地方，依賴地方政府和基層鄉村志願者的大量工作，才得以遏制疫情。本輪疫情當中泰國中央政府建立多個重床疊架的防疫機構，從地方收權，而中央政府本身又不希望傷及經濟，因此實際上成為了地方執行防疫措施的阻礙，對疫情起到了反作用。”
不得不承認，在接連來襲的幾波疫情面前，泰國旅遊業和服務業受到的打擊是致命的。謝家楷亦無奈地表示，“外國人來泰國要隔離14天，這樣還有誰願意來玩呢？服務行業被迫停業後，那麼多以此為生的泰國人，生活得不到保障，只能發起或參與抗議遊行，希望政府多關懷，比如發放補貼之類的。”
張旭東認為，疫情反覆折磨曾經的抗疫“優等生”，這和泰國本身的經濟特性是分不開的：“泰國經濟的兩大驅動力是旅遊和出口貿易，因此，泰國對外依存度非常高，為了經濟的發展，泰國不能採取長期封閉國門的策略，在採取一定措施使得疫情處於可控範圍內後，泰國就不得不開啟國門。但是由於新冠病毒的不斷進化，新變異的病毒在泰國開啟國門後，就必然會輸入泰國。”
政治危機
更為糟糕的是，由於泰國新冠疫情形勢日益嚴峻，巴育政府的民眾支援率也一跌再跌，使得泰國政局的穩定性受到深層的衝擊。特別是在經歷過去年的重大政治危機後，巴育政府如今又面臨重重抗議聲浪，新的信任危機已然釀就。
不少社會精英人士、知識分子對其抗疫表現提出質疑，甚至和拉瑪十世國王關係親密的育坤親王，也發聲狠批其治理能力低下，稱“倘若街頭示威遊行不觸碰王室，我都想加入示威活動，一起把巴育政府趕下臺！”以致於在社交媒體上，陸軍政變、巴育下野的傳聞四起。
泰國政壇加速撕裂，極化趨勢加深，街頭示威遊行密集，反過來或將繼續導致疫情形勢惡化，這已成為泰國政情觀察者的普遍共識。相比去年爆發的矛頭指向王室的大規模示威遊行，今年的反對浪潮聲勢規模相近，表達訴求的願望同樣強烈。但巴育下臺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對於上述針對其和5名內閣成員發起的不信任動議，9月4日，泰國國會透過投票表決，巴育政府以264對208票過關。張旭東分析稱，“這說明泰國軍方勢力仍然牢固掌握政權，巴育政府短期內不可能被趕下臺。但泰國政治主張紅、黃衫軍尖銳對立的局面已成體制性的頑疾，目前沒有出現相互妥協的跡象。”在他看來，隨著疫情形勢惡化和街頭示威活動的加劇，泰國政局還將會有進一步的動盪。
嶽漢亦認為，在疫情陰影籠罩下，泰國政治出現嚴重撕裂是必然的，“反對派、在野黨由於無法在議會內對軍方形成有效制約，因此會透過更為極端的方式衝擊巴育政府。而在執政集團內部，矛盾也日趨尖銳，軍人和‘招安政客’之間彼此敵視，卻又相互依存，在激烈的利益爭奪過程中不斷積累不滿。泰國政局無論是社會層面還是議會當中，都會呈現持久的動盪，數年之內恐無法看到平息的可能。疫情激化了這種分裂，動盪本身卻不會因疫情的緩和而結束。”
曼谷一地發生暴力集會後，居民呼籲警察和抗議者和平談判
往後，在疫情肆虐、主要表現為高失業率的經濟重壓和政局不穩等多重考驗面前，巴育政府還將面對反對力量的強大施壓，尤其是在實施封鎖措施、積極抗疫和保障民生、開放旅遊業之間取得平衡，這對政府的執政水平和政治智慧是大極高的挑戰。
“破局關鍵在於疫苗，唯有形成群體免疫，才有可能在抗疫的同時恢復經濟。”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東南亞問題專家周方冶認為，“巴育政府在宏觀上躺平，現在要與病毒共存，就要提升區域性執行能力，強化病毒檢測和應急處置能力。”
對此，嶽漢則給出了更為悲觀的評估：“經過疫情衝擊，相信泰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疫情的基本受控，是經濟復甦的根本前提。但是以當前泰國政府的政策而論，感覺下一輪疫情還會到來，讓經濟陷入輪迴之中。”
作者 | 吳陽煜
編輯 | 趙菀瀅
看世界雜誌新媒體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