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明確提出了“用好黨的紅色資源”的要求，勾起了我再次重溫“田寺抗高”艱難歷程的興趣，因為“田寺抗高”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在我的家鄉創辦的“培養抗日干部的高階小學”。
80多年前的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在我國全面爆發，20多天後北平、天津相繼淪陷，人民跌入恐怖和彷徨之中，在這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堅持華北抗戰，與華北人民共存亡”的口號，自覺肩負起了抗日救亡的歷史重任。1937年9月，黨率領八路軍主力以五臺山為中心建立根據地，成立晉察冀邊區政府。邊區政府分為北嶽、冀中、平西、冀東、平北5個行政區。
我的家鄉隸屬平西行政區宛平縣。百花山位於宛平、房山、淶水三縣結合部，是北京地區重要的地標之一。我出生在百花山北麓的黃塔村。它隸屬宛平縣八區，人們都習慣地稱之為“老八區”。老八區轄現在門頭溝區齋堂、清水、黃塔、齊家莊，房山區的史家營、堂上和河北省淶水縣野三坡、山南、鎮廠、釩山等區域，這些村莊分佈在百花山周邊。八路軍冀熱察挺進軍司令部、軍政委員會、兵工廠、戰地醫院等單位也流動設在百花山的某些地方。所以百花山在抗戰時期是名副其實的平西抗日根據地的中心樞紐，也是共產黨八路軍的堡壘根據地之一。
1939年正值我黨極度困難時期，但是黨遠見卓識，總結分析當前時局，高瞻遠矚為持久抗戰培養人才奠定基礎，決定在抗日根據地的堡壘地區平西創辦“抗日學校”，校址就選在了老八區地域，由宛平縣委主辦，於當年9月初在下清水村舉行了“宛平縣抗日高階小學”開學典禮儀式。由於形勢所迫，典禮後迅速轉移到了距清水村南方約6公里處的山溝裡《田寺村》授課開學。所以，人們習慣把“宛平縣抗日高階小學”簡稱為“田寺抗高”。當時抗高學員的招收條件是：由各村黨組織秘密選派、推薦，政治可靠，思想進步，具有高小肄業或初小畢業及初小肄業的優等適齡青年，經縣委政審，統一出題考試，擇優錄取。
抗高第一期學員經過選拔錄取了108名青年。這些青年編成為一大隊，大隊下轄三個中隊，實行軍事化管理，同學之間相互稱為學員。大隊設大隊長、副大隊長、教導員等領導。中隊設中隊長、副中隊長、指導員三名幹部。學校設校長一名，老師有十幾名。學校主要開設政治課，政治課講“論持久戰、統一戰線、土改工作”等內容。學校還時常配合縣委的臨時工作，將學員分成若干小隊，深入附近各村開展“解放婦女、減租減息、民主憲政、反蔣抗日”等宣傳活動。此外，還開設了“語文、數學、歷史、地理、體育、音樂、軍訓”等學習科目，原計劃學制二年，後因形勢需要壓縮為了一年。由於學習內容不變，學制縮短，所以學校在夜間還要加班加點地上課、補課。為此，學員的學習環境簡陋，生活艱苦，時間緊張。
1940年秋日寇大舉進攻，直接威脅到了學校的安全，同時又遭遇了40多天的連陰雨，到處溝滿壕平的雨水，使得當地大部分農作物被水沖毀泡死顆粒無收。真是天不作美，禍不單行，為此，學校不得不再次向百花山腹地方向轉移，最終轉移到了距田寺村幾十裡外的黃安坨村暫時躲避了下來。黃安坨村海拔1000多米，距百花山主峰約3公里處，植被繁茂，人煙稀少，110多戶村民400多口人分散住在近20000平方公里的面積上。這裡地廣人稀，土地肥沃，農作物生長不受旱澇影響。所以，學校到黃安坨村後，師生們就分散住在各家各戶的老鄉家裡，不足的是學員每天都要往返10多里的崎嶇小路來集中上課。
危難見真情，生活條件越是艱苦，越能顯示出人的本性和本色。學校的生活是由縣裡統一按每人每天6兩的標準下發供給糧食，師生們只能每天吃兩餐，一餐3兩，若想多吃，就得自行解決。為此，每次用餐老師們總是關愛學生，悉心照顧，精心組織，用餐時讓學員們按8人或10人圍起來一起吃飯，飯單領菜合吃。老師時常提醒學員們“菜勻著吃，飯不夠的可以舉手再添，但始終沒有人再舉手”，因為，學員們親身感受到，親眼看到了，每次吃飯時老師們都讓學生們先吃，最後剩多少，算多少，剩餘飯菜，寥寥無幾的情況時有發生。儘管這樣師生們還是不夠吃，最後，學校只好將每人每天6兩糧食減少到3兩，每次做飯時大師傅都是少放糧食多加水，還要多放些野草、野菜。主食短缺不算，菜也只有用鹽水或鹽水泡的黑豆。不僅如此，白天還得躲避日本鬼子的飛機偵查。為此，學校組織學員偷著分散著裝扮成老百姓的樣子去山坡上挖野菜、採樹葉、撿剩落兒。
師生心相印，關愛始如初。師生們的生活儘管艱苦，但“苦中有樂”。學校每次開飯前都要合唱一段紅歌或教師自編的歌曲，再由值班學員敘說“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力行節約，愛惜糧食”的益處，最後，老師再強調補充什麼“汗滴禾下土”呀，“要知吃飯不容易，一粒糧食一身汗”呀，“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等內容。
1940年8月第一期學員畢業後，9月又從宛平縣各區招了第二期50名學員。在第二期學員正要開學的時候，又遇日寇大舉向清水地區進犯之際，不久日寇就又侵佔了百花山下大部分村莊，並在杜家莊、塔河等重點地段修築了眾多的據點，成片的崗樓，為日後繼續進犯百花山做準備，抗戰到了最為嚴重的境地，形勢十分險峻。學校考慮到師生們的安全，決定向縣政府靠攏，隨縣政府轉移。為此，由老師帶著40多名學生，每人發一個乾糧袋，一個簡易的小揹包，連夜轉移到了百花山主峰上的顯光寺。由於戰爭使得顯光寺的僧人都各自逃命去了，只剩下了一位小和尚呂正春。呂正春是山下黃安坨村人，他從小家境貧苦，是在寺院長大的孩子，當時百花山是平西抗日主要交通線和必經之路，來往的黨員和抗日干部經常給他講革命道理，所以他很早就接觸到了革命，而且他心地善良，是一個有正義感的青年，所以，一聽說上山來的是抗日學生，他就馬上安排吃、住，並把寺院為五月十八廟會準備的幾缸醃好的鹹菜葉和蘿蔔拿出來以解師生們的飢餓之困。為此，師生們就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暫住了下來，隨著天氣的逐漸變冷和時間的無期限的延長，取暖和糧食就成了難題，本來寺院就是靠化緣（施捨）來的糧食，突然增加了四五十人，所以，師生們既沒有取暖的住處，也沒有儲備的糧食，怎麼辦？正在兩難之時，縣委一班人馬也在敵人的追擊下轉移到了百花山，恰好師生們就隨著縣委的隊伍又回到了黃安坨村。縣委針對時下惡“宛平縣抗日高階小學”劣的環境，緊張的形勢，決定把40多名學員暫以老鄉家的子女為名分散在老鄉家掩護起來，然後縣委就有轉移了。學員在黃安坨村又堅持了一個多月後，縣委綜合各種情況就將學生全部帶走統一安排了工作。為此，縣抗日高階小學就此暫時終止了辦學。
英雄從未走遠，精神薪火相傳。總有那麼一種精神引領人民奮勇圖強，總有那麼一種力量驅使我們不斷前行，這就是黨的宗旨所使然。“田寺抗高”雖然迫於形勢暫時終止了繼續招生辦學，但是黨領導的抗日教育一直在艱苦的條件下堅持著，頑強地探索著。它不僅為平西抗日奠定了基礎，培養了人才，也為祖國的教育事業積累了經驗。每當我重溫“田寺抗高”的歷史資料時，就想到了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在那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年月，學校仍絲毫沒有動搖對黨的信念，始終不渝的踐行黨的宗旨。特別是教師們，他們不管是在田寺村，還是在黃安坨村或在百花山，他們不畏艱險，不怕犧牲，嘔心瀝血，真誠平等的為學員服務，持之以恆與學員心心相印，相愛有加，他們不圖名，不圖利，一腔熱血，兩袖清風，體現出了真正共產黨員的高尚品質和無私奉獻的精神，他們無愧於人民教師的光榮稱號。他們鞠躬盡瘁，竭盡全力地為黨工作，讓我敬仰和佩服。雖然這些人都離我們遠去了，但是他們的那種無私奉獻、不怕困難的精神，勇往直前、堅定不移跟黨走的決心，一直鼓舞我激勵我。當我在齋堂上學時第一次聽到“田寺抗高”這個字眼時，它那艱難的歷程，那些帶有點傳奇色彩的故事，使我深深的感到那一代人是多麼的崇高和偉大，他們為共和國拋頭顱，灑熱血，再所不惜，他們是共產黨員，是黨的忠誠戰士，是人民的勤務員。今人是不會忘記他們的，並會繼承他們的遺志，發揚他們的精神，將我們的祖國建設得更加美好。
任成壯（大峪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