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儒者人生 師者典範
——紀念黃濟先生誕辰百年
作者：於建福（國家教育行政學院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於超（北京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學人小傳
黃濟（1921—2015），山東即墨人，教育家。1945年入北平師範學院教育系學習，1948年入華北大學政治教育部學習。先後在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曾長期擔任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學研究會副理事長，獲“全國教育科學研究突出貢獻獎”。被譽為“新中國教育理論的開拓者”“新中國教育哲學學科主要奠基人”“中華傳統文化教育的守望者”。
少壯功夫儒學根基
一百年前，先進的中國人正在歷史困局中尋找出路。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此前三日，黃濟誕生於山東即墨，故自稱“慶幸與黨同庚”。
“即墨”名稱見於《戰國策》《國語》《史記》等典籍，隋開皇十六年（596年）重建即墨縣於今址。即墨古城有元代所建供奉姜尚的萬壽宮以及供奉孔子的文廟。在文廟，明御史藍田所書“聖門”，總督郭秀書所書“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赫然其中，欞星門、大成殿、啟聖祠、鄉賢祠、名宦祠應有盡有。古城東西南北四閣齊全，街巷縱橫，古蹟牌樓密佈。即墨可謂鍾靈毓秀，賢哲輩出，黃濟生於斯長於斯，所受薰染不言而喻。
黃濟家世居距即墨古城“通濟”門百餘米遠的西閣裡於氏衚衕，房前有墨水河，且臨“共濟”橋。黃濟本姓於，原名鴻德，“德”乃輩分，“鴻”乃鴻雁之鴻，寓意將成就“鴻儒大德”。他嘗擷取蘇東坡《和子由澠池懷舊》之“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詩意，將自己的文集命名為《雪泥鴻爪》。他出生時家境殷實，祖輩父輩以耕、商為業，主營的“天祥棧”布匹生意頗有名氣。其祖父於延績納妾程氏而生世琢，祖母程氏地位低微，然勤儉持家，平等待人，包括善待男女傭人，由此培育了黃濟對勞動者的尊重及平等待人的作風，也影響了他性格中的“柔順”。外祖父黃氏乃忠於前清的遺老，嘗飽讀經書，有秀才功名，恪守“君子固窮”之聖訓，不肯教“洋書”，不免家境貧寒。其母自幼生活窮苦多病，但勤勞質樸，在於氏家族待人和善且受稱道。
黃濟3歲遭先祖之喪。當家的二祖父於延繡以其為同輩中長子，對他呵護有加，管教甚嚴，要求行為有禮貌，講話有分寸，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食不語，必珍惜食物；做力所能及的事務，不得叫苦喊累或哭泣。由此，黃濟逐步養成了禮貌待人、慎於事而訥於言、勤儉耐勞的習慣，並保持終身。4歲時，其母黃氏離世。後來投奔解放區時，他取“黃”姓，實含念母之情；名曰“濟”，乃“濟世”之意。觀其一生，確有“濟世”之志，且有“修己安人”之實。二祖母蘇氏性格溫厚，善與人處，懂得許多歷史和神話故事，堪稱黃濟的“蒙師”。她講述的“牛郎織女鵲橋相會”故事，引發了黃濟愛憎與同情之心，且為日後理解相關詩文提供了背景知識；她講述的即墨先賢李毓昌因查賑反貪而就義的故事，讓他萌發了對先賢的敬仰之情；她講的孔子弟子公冶長通鳥語的故事，為黃濟學習理解《論語·公冶長》帶來助益。
1927年春，由其父送到鄰近一秀才開辦的教館。入學即向至聖先師孔子行跪拜禮，孔夫子的聖人形象從此在其幼小心靈中樹立起來，由此開始了近九年的私塾生活。初期學習和背誦《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蒙養教材以及《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儘管兩年尚未開講，但已初步收到“蒙以養正”功效。其後師從遠房四伯父和繼母之父。儘管因父喪、析居、避亂、償還債務，學業忽就忽輟，先後更師凡五，但行年十四，他已將“四書”及“五經”中的《詩》《書》《禮》讀畢，主要是背誦加識字，亦多有稍明大意之處。
1934年至1936年春，即墨老秀才朱子勃為躲避匪亂而攜幼子來“家館”講授經、史、子、集，講活了從前只背不釋的經書，還講授了蒙學作文和詩詞寫作常識。黃濟後來寫成《詩詞學步》，即得益於此。師從朱子勃兩三年，他獲得的不只是古典知識，且有循循善誘、愛生如子的教育品質，以及“學古而不泥古，尊儒而不排他”的態度。私塾打下的國學經典根基，令黃濟終身受益。
1936年春，正當“志於學”之年，黃濟由私塾轉入即墨縣立考院小學五年級就讀。“考院”本是科舉考試之所，此時的考院小學在黃濟看來已是“洋學堂”，他開始接受現代教育，除了熟悉的語文，還要涉獵“一無所知”的數學、自然、地理和音樂、體育等課程，求學生涯步入新階梯。考院小學的學習成為“從受封建教育走向接受資本主義教育的新階段”，個人生活、民族危亡，都擺在面前，逼迫著他去思考和選擇，試走一條“別樣的路”。
1991年，黃濟在內蒙古中師教育學研討會上作報告。
1956年，黃濟（左二）等陪同董純才（左五）赴湖南考察。
心向光明許身教圃
先生心向光明，然深感教育之落伍與自身之不幸，故願竭力以學教育，最終許身教圃，希能予“貧寒無告而失學者”以求學之機，以作育國之棟樑為職志。
1938年年初，日軍侵入即墨，家鄉淪陷。先生投奔山東五戰區第十縱隊政訓處，不久被日軍打散，儘管在此工作短暫，但他受到了最真實的抗日愛國教育，奠定了一生對國家和民族的熱愛與忠誠。儘管“門衰祚薄”，但祖母憫其失學，且以為在敵人鐵蹄下賦閒家居亦非長久之計，乃賣地借貸，賴友人之薦，1939年春，黃濟進入標有“禮門義路”、以“見賢思齊”為訓的青島禮賢中學一年級就讀。匯聚於此的教師多有愛國之志。“師長之訓詞中，時有國家思想及民族意識之灌輸”，喚醒學子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使命感。從考院小學到禮賢中學，黃濟從一箇舊社會舊家庭的長子長孫，逐漸轉變為一位關心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進步青年。
1941年7月禮賢中學畢業時，憑其年級前十名的成績和“甲”等操行，黃濟實可獲得免試升高中機會，但因家境無力供給而痛失升學良機。為維持家庭生活，他回到母校考院小學任教，教國文、算數並擔任班主任，此乃其教育生涯之始。然社會黑暗，世態炎涼，日寇殘暴，莫不親嘗日觀，幸有數百天真爛漫小朋友纏繞左右，“得睹一息之真情”。當發現處於淪陷區的考院小學有奴化教育傾向，他頓感“有愧國家和民族”，遂於1943年3月轉赴何陋鄉小學任教，其從教之初樸素的價值立場昭然可見。
1943年7月，黃濟告別家鄉，透過敵偽封鎖線，遠赴皖北國統區，就讀臨泉山東省第一臨時中學高中二年級。校長張敏之聚集了一批傳道授業解惑的進步教師，進入該校學習者大多是來自淪陷區的有志青年。在1945年5月畢業前夕所寫《自傳》中，黃濟回顧了身世家世和所走過的路，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並明確表達了教育報國之志：“餘深感教育之落伍與自身所遭之不幸，故願竭力以學教育，從事教育，希能予貧寒無告而失學者以求學之機，使勿感就學之難與失學之苦也。此餘之宿志，亦祖母之所厚望者焉。”業師張可為批閱：“敦厚朴實，從容不迫，佳作也。”作為清華大學馮友蘭的高足，張可為善於講授哲理，敢於評論時政，這對黃濟的進步很有啟迪。6月，他抱抗日救國之志參加青年軍。其間，撰寫《戰爭與和平》一文，確信我國抗擊日寇的正義戰爭必勝。獲悉日本投降，他欣喜莫名，用微薄的軍餉買鞭炮慶祝。
1945年9月，黃濟如願就讀北平師範學院教育系，“讀了北師大後，就定了做教師的終身志願。深知作‘經師’不易，作‘人師’更難，希望能在這兩方面加強修養”。其間，與同班同學發起成立“農村教育研究會”，力圖振興農村教育；作為主要成員參加進步同學組織的“合作社”，籌集進步活動資金；抗議國民黨濫炸河南開封殘殺民眾的暴行，為此撰聯聲討：“殺爾妻孥，毀爾家室，報仇雪恨還有我；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鬥爭清算不饒他。”面對白色恐怖，血的教訓，先生“考慮今後的道路應當如何走，萌發了去解放區參加革命的心願”。月底，他首次化名“黃濟”，由北平城工部地下黨組織介紹，歷盡艱險，到達正定解放區，到了自由新天地。
1948年8月，黃濟入吳玉章執校的華北大學政治教育部學習。他聆聽艾思奇等講授的《唯物史觀》和《社會發展簡史》，胡華講授的《中共黨史》，錢俊瑞講授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他牢記吳玉章校長教誨：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站穩政治立場，將所學與實際聯絡，過有自覺紀律的生活。12月30日，華北大學全體師生為革命老人吳玉章慶祝七十大壽，黃濟聽著吳老發表充滿革命激情的演講，望著這位忠誠革命、虛心好學、誨人不倦、循循善誘的革命老人，敬愛之情油然而生。1949年1月，他聽取成仿吾副校長解讀《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歷史檔案，堅定了中國人民必勝的信心。隨即領取由校長吳玉章、副校長范文瀾、成仿吾簽發的畢業證書。之後分配到師範教育部，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黨的文教政策，瞭解老解放區的教育實際，奠定了之後貫穿終生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教育觀。
三校持鞭深耕杏壇
從參加革命到1998年離休近五十年間，先生“三校持鞭”，新途展英姿，總以儒者風範，用行舍藏，心志雖苦，傲然挺立，深耕杏壇，成就卓著。
華北大學於1949年3月隨中央機關進入北平，黃濟被分配到華大拈花寺分部和二部任班主任，後到教育教研室從事教育理論研究，確定了爾後數十年的研究軌跡。1950年春，組建中國人民大學，黃濟所在的華北大學教育教研室更名為教育學教研室。暑假前，蘇聯專家波波夫前來指導教育學科建設，先生藉機學習蘇維埃教育學。暑假後，教育學教研室招收了第一屆“教育專修班”學員，他與王煥勳協助波波夫講授教育學，這是其在高等學校教授教育學的開端。
1952年春，因院系調整，人民大學教育系成建制地合併到北京師範大學，黃濟受聘為講師，繼續為“大學教師專修班”和教育系本科開設《教育學》課，先後協助董渭川、王煥勳擔任教育學教研室副主任，共同完成《教育學講義》並於1955年年底出版。1961年4月，全國高校文科教材工作會議之後，他與丁浩川等參與劉佛年主持的《教育學》編寫工作，共同期盼形成有中國特點的教育學。1963年，集中國傳統教育思想、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蘇聯教育理論和中國教育實際及自身教育實踐經驗，他獨立編撰成《教育學講授綱要》，為中國特色教育學體系建設作了有益的早期探索。
“竹青新雨後，山秀晚霞時。”改革的春風吹來時，年近花甲的黃濟又煥發了青春，深耕杏壇，積澱廣博學識，以中華文化教育為根基，深研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倡導知行合一，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學而不懈努力；主張古為今用，中西合璧，為構建新中國教育哲學體系而勇於擔當。恰如其《六十述懷》所言：“六十年來榮與辱，喜慶今日又逢時。願將微軀化春蠶，為織錦繡吐長絲。”
黃濟對改革開放後教育哲學學科體系的奠基之功最值得提及。1979年，根據全國教育科學規劃，他受命開展教育哲學教材建設，借參與劉佛年主持編寫的全國《教育學》教材之機，聽取“中國哲學史”系列講座，以打牢教育哲學的中國文化根基。1980年春，他參加華東師範大學開辦的為期兩個多月的“教育哲學講習班”，聽取美籍華裔教授樊星南主講西方教育哲學流派。此外，他還向新中國成立前曾開設過教育哲學課的劉佛年、傅統先等教授請教，課餘遍覽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哲學論著，逐漸形成了開設教育哲學課程的初步設想。1980年下半年就為北師大教育系77級本科生開設了新中國第一堂“教育哲學”課。在兩年授課基礎上，1982年，他完成了《教育哲學初稿》，這是新中國第一本教育哲學專著。在此基礎上修訂而成的《教育哲學》於1984年出版，榮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和教育部優秀教材二等獎。
作為具有中華文化自覺的“新中國教育哲學的拓荒者”，黃濟在完成《教育哲學初稿》的過程中就深切意識到，“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哲學學科體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國傳統的教育哲學思想”，他在該書各章節中，融入豐富的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思想。1994年6月，他在與人合作出版的《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思想概論》中，全面闡明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思想形成發展的過程及其特點，深入研究了傳統教育哲學基本問題，精闢論述了傳統教育哲學中“天人合一”“政教統一”“文道結合”“知行合一”等範疇。該書於1996年12月獲北京市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1998年11月，他的新著《教育哲學通論》出版。該書堅持“古今貫通，中西融合”的研究思路，對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思想作了精確梳理和提煉，令教育哲學有了中華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對西方教育哲學流派作了評述，力求有所借鑑；著力論述教育哲學的基本問題，回應教育面臨的現實問題，從而實現了中國特色教育哲學的體系化，成為20世紀後期中國教育哲學重建的標誌性成果。該書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全國第二屆教育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離休之際，他曾作七律以明志與自勵：“教圃耕耘五十春，喜看桃李已成林。一生兩投任評說，三校持鞭務求真。行不負人常用忍，文須出己莫效顰。天公若肯增歲月，自當續播爭寸分。”
守望國學念茲在茲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離休後17年，是先生耕耘與收穫的“黃金期”。他在受邀講授傳統教育哲學和國學專題的同時，深入中小學校傳統文化教育實際，注重傳統文化經典的重新閱讀、考證、詮釋。2000年新著《詩詞學步》出版時欣然賦詩：“不寫專業寫詩詞，良苦用心誰人知？鶯歌燕語本多術，何必獨摟於一枝！”顯然，不囿於教育專業，從事經典詩文著述傳承，有其原委可究的“良苦用心”。
基於中國教育傳統推進中國教育現代化，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教育哲學，是黃濟重要的學術取向。他善於從現代教育哲學問題出發，去回溯和總結傳統教育哲學的豐富思想觀點，為建立教育哲學學科體系提供思想源泉。1986年他發表的《試論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一文確信：“優秀的古代教育遺產，不僅是我國傳統教育思想中的精華，也是對世界人類文化寶庫和教育思想的重大貢獻。”自1997年主持《中國教育傳統與教育現代化基本問題研究》課題，他就主張“把中國教育傳統這一歷史前提和資源轉化為現代化的‘源頭活水’”。2000年年初發表的《20世紀中國教育學科的發展》認為，“丟掉本國的歷史遺產，就會使教育失去民族的特點”，主張“找到優秀遺產與現代化結合的契機”。
“公民道德教育”是世紀之交東亞地區教育面臨的重要話題。他早在1993年就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道德與公民教育”研討會，發表《中國古代道德教育傳統述評》一文，探討兩岸四地倫理道德教育。2000年，他在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出席“公民與道德”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併發表《傳統美德與師德修養》，論述了中國優秀師德傳統的重要價值。2007年11月，他出席由國際儒學聯合會主辦的第三屆“儒家倫理與東亞地區公民道德教育”論壇，交流“三大關係與道德修養”，認為道德修養首先要解決自我關係，做到“自省”“慎獨”“修身為本”；由此延伸到人我關係，恪守“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立己達人；繼而延伸到人與自然關係，天人合一，民胞物與。
“國學熱”乃世紀之交興起的文化現象，黃濟作為國學功底深厚的教育家，深刻省思“國學熱”究竟意味著什麼，並自2006年接連撰文三論“國學熱”。他認為這股熱潮的出現，是弘揚民族文化傳統值得肯定的“大好事”；強調“中國出了一個孔聖人，而且是世界偉人，這是中國人民的驕傲”，稱道孔子為“萬世師表”是恰如其分的；強調分類對待歷史遺產：有的“可以完全繼承”，有的“需要去粗取精”，有的在當時需要但未必能“用於今日”；指出不可厚古薄今，否則“得不償失”；要對症下藥，不要亂開藥方，避免誤導。2012年9月，他出席國教院國學教育研究中心成立會時題贈“學古而不泥古，尊儒兼顧百家”，主張學古而不是復古，要回到孔子並發展孔子；要“尊儒”，敬畏儒家經典和聖賢，在傳承儒家精神的同時，要注重挖掘諸子百家的多元文化寶庫。
國學教育關鍵在集“經師”“人師”於一身的教師。在黃濟看來，要做到“誨人不倦”，首先要“學而不厭”，教師要不斷提高自身修養，成為“經師”與“人師”結合的典範。為此，自2005年承擔中國教育學會重點課題《中國傳統文化與青少年素質教育研究》，他就開展國學教育實驗，引領教育工作者研讀經典。2007年年底以87高齡赴青州出席“中華傳統文化教育論壇”，聽取各地實驗校課題成果彙報，觀摩國學課，強調繼承傳統關鍵在教師，要先做經師，更做人師，表示願與大家一道畢生推進國學教育。2009年9月，他為威海長峰小學課題研究成果撰寫“讀後感”，期望廣大教師精心研讀《論語》，學習孔子教育思想及其偉大的教師人格。
適合教師研讀的國學讀本的編寫與中小學國學經典課程的設定，是多年來國學教育面臨的難題。黃濟基於早年私塾學習，結合長期從教生涯，聯絡現實，提出了國學課程的設想與建議。在黃濟看來，五千多年悠久的中華文明和用之不竭的文化寶藏，作為中國人對其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在持續三年為《中國教師》“古典文化”專欄撰稿的基礎上，他於2010年寫成的《國學十講》，從蒙學讀物到四書五經，從諸史到諸子，從詩詞文章到謎語對聯，都有所涉及，文中常有發人深省的論述和獨闢蹊徑的解讀。與此同時，他率眾弟子編撰的《中華文化經典導讀叢書》於2011年年底推出，其中包括《蒙學新讀》《四書解讀》《諸經品讀》《諸子選讀》《文賦釋講》《小說別裁》《詩詞賞析》《曲劇品評》，備受學界關注。
中華傳統文化已融入黃濟的生命和血脈。在他那裡，傳統文化教育貴在修身，身體力行，絕不侷限於“紙上”所得，是“行不負人”的道德自覺，是“行勝於言”的躬行踐履。他許身教圃，以“桃李成林”為最大滿足；以輔導保姆讀書最終令其考取大學為莫大欣喜，也有因沒能把另一位保姆培養成大學生而心存遺憾；即使獲得“全國教育科研突出貢獻獎”，贏得各類榮譽或讚譽，仍唯恐“亢龍有悔”。鮐背之年，仍傾力主編《中華國學教育經典叢書》，撰寫了其中的《古文啟蒙》和《諸經選讀》部分章節；彌留之際，仍牽掛該《叢書》和《四書註解》的完成與出版，為中華文化研究與傳承殫精竭慮，守望終生。
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2013年春日，黃濟撰寫《述志兼遺囑》：“我生一世似雪鴻，為尋別路奔西東。生時願為孺子牛，死後難作眾鬼雄。與其當作骨灰撒，何如留為實驗用。若能救濟疑難症，更使無妄了此生。”2015年1月8日先生仙逝，弟子們痛失恩師，挽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存師者典範，仁者不憂智者不惑續君子遺風。”遵先生遺願，喪事從簡，遺體捐獻給需要幫助之人，當日捐獻眼角膜為患者帶來光明。那幾日，全國四面八方數千名學人和親友，心懷仰慕之情，前來追思與告別；《中國教育報》刊發《黃濟：鴻德濟世做學問》一文，稱頌其道德學問；《光明日報》頭版刊文“再也見不到那位蹬三輪的老先生了”，追憶這位新中國教育哲學學科主要奠基人。
2019年清明，珍藏先生書籍、手稿、書信、筆記、書法、照片等遺存的“黃濟學館”落成於尼山，先生子女、群弟子及生前好友聚集於斯，深切緬懷先生君子遺風。黃濟學館落成以來，一直髮揮著珍藏與徵集、陳列與展示、研讀與研究、傳承與教育的綜合功能，助力於中華民族文化教育血脈的延續。
黃濟一生追求光明，作為一位坦蕩無私、求索奉獻的仁者，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學識魅力教育感染了後生，用自己的生命書寫著對黨和教育的忠誠。翻閱黃濟最後一個“七一”日記，先生自稱“慶幸與黨同庚”，是日完成《易經》選讀，開始整理“三禮”，“算是我向黨的獻禮”。翻閱《黃濟講國學》，一段閃光的文字躍然紙上：“我深深感到一個人來到世上是不容易的，不要白走一趟，要為祖國和人民留下一點東西。”其人生哲學就是奉獻越多越好，決不“把別人的東西拐走了”。先生沒有拐走別人任何東西，相反，自己“願化春蠶絲吐盡，織成錦繡飾神州”，其書桌上一直襬放著陶行知的名句“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何止是“不帶半根草去”，他分明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財富！此可謂“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高山景行，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報》（ 2021年09月13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