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有兩種宗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這就是佛教和道教，它們對整個中華民族民族意識、民族文化 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而和儒學一起成為中國文化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而金庸的《天龍八部》正可以看作是中國儒釋道一個絕佳的縮影。

（一）蕭峰的儒道

《天龍八部》設定的時代是在北宋的哲宗時期。當時，宋、遼、大理、西夏、吐蕃等王國並立， 漢、契丹、白、党項、藏等民族並存，相互之間難免會出現各國紛爭以及民族矛盾。

也正因為如此，家國天下，個人得失，如何抉擇，成為擺在每個芸芸眾生面前、不可繞過的難題。在金庸早期的武俠小說中，曾有很強的漢王朝為正統和漢族中心的觀念，他多部作品的主角及所謳歌的人物均為漢人。

《射鵰英雄傳》中雖然也涉及到了多民族的衝突，但金庸所凸顯得更多的是郭靖的忠肝義膽，將武俠之“俠”定義為：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但到了《天龍八部》中，這種單一民族視角出發的狹隘觀念被徹底破除。喬峰一個人身上，身具契丹與漢人的雙重身份，便成為闡釋“夷夏如一”的最佳切入點。

蕭峰拜訪智光大師， 智光大師寫一偈子道：“萬物一般，眾生平等。漢人契丹，一視同仁。恩怨榮辱，玄妙難明。 當懷慈心，常念蒼生。”因此，在他的筆下，儒家的蕭峰屢次為民請命，力挽狂瀾，有效地制止了兩國間的殘酷戰爭。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奮起於逆境之中，恪守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信條，他講 “仁”，可他與昔日的朋友兵刃相向，他講“孝”，可多次陷他不平之境的卻是他的親生父親，他講“忠”，可他卻不得不挾天子以令諸侯。

看似矛盾重重，但其實很正常，民族矛盾、國仇家恨、兒女情長，幾重疊壓之下，試問又有幾人能夠兼顧？儒學中的”進“與”退“需要每個人做出選擇。

（二）虛竹的佛緣

虛竹，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佛緣”之人。在故事的一開始，他生存在一個非常單一的環境之中，二十多歲還是罕出寺門，少林寺的清規戒律，少林寺的粗茶淡飯，讓虛竹彷彿生活在一個方外之地，因為對外界一無所知，外界在他的心目中自然也是毫無意義的。由於沒有別的理論體系作參照，他對佛教的教義信之不疑。

可以說，這個時候的虛竹，內心世界赤誠如嬰兒，就像一張未經渲染的白紙。但是之後一系列戲劇性的情節，卻讓他的內心與信仰徹底崩塌。先是糊里糊塗地被人化去了少林派的功夫，糊里糊塗地破了殺戒、葷戒、色戒，佛教的“克欲”、“苦修” 的基本原則也被他逐一打破，但對於佛教禪宗而言，講求的正是兩個字“頓悟”！

也正是多虧了這不破不立，在他的掌握下，靈鷲宮由一個亦正亦邪的形象變成了打著江湖旗幟的另一個少林寺。對虛竹而言，他心靈上的歸宿早就讓少林寺的方丈一言道破：“佛門廣大，何處不可容身，…… 就算不再出家為僧，在家的居士只須勤修六度萬行，一般也可證道，為大菩薩成佛。”這一番話，恐怕也讓虛竹求得了心理上的平衡和心靈上的和諧，從而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人生目的。

（三）段譽的道骨

其實很多人認為，段譽更像是受到了佛教的浸潤，不錯，從很多方面看，段譽的確有佛教的影子。首先是來自家世的影響，身為大理國段氏子弟，崇佛是從小就埋下的種子；此外在很多場景下，也的確呈現出慈悲心腸。

他不好武功，對武林絕學、連吐蕃國師都垂涎三尺的一陽指、六脈神劍絕不動心，不願“學打人殺人的法子”，自己不會武功，面對殺人無數、動輒用毒的江湖幫派，卻偏偏敢苦口婆心地直言規勸；生死關頭，尚且笑道“佛曰‘色身無常，無常即 苦。’天下無不死之人。”

但是，如果深剖其性格深處，卻恰恰折射出了極致的道家“無為”思想。因為苦於不會武功，他最會用得一招就是溜之大吉，學了“凌波微步”之後，就溜得更方便了，他從一開始就屢次受制於人，卻仍然不思進取。

而無意之中得來的強大內力，對書本的理解能力，加上家學淵博，段譽最終還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身高深武功。可以說，段譽真的做到了老子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無為而無不為。

其實，老莊與佛教在人生哲學上本來就有相通之處。老莊也認為人生是苦難的，只不過面對苦難，老莊選擇了逃避， 而佛教選擇了“苦修”與“參悟”，因此，比起有著眾多禁忌的佛家，老莊那裡更多一些自由自在，隨心所欲。

所以顯然，在段譽和虛竹這裡，段譽的道家屬性更強，虛竹則更有佛性。禪、道 的終極追求就是個人內心世界的平衡、精神上的解脫與人生完美境界的實現，這是同西方某些思潮殊途同歸，是屬於極端個人主義的。

至於天龍三兄弟之首的蕭峰，則已經超越了個人主義的範疇，行為方式卻極為符合中國傳統的儒家的觀點，更像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