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瞭望智庫（zhczyj）文丨白旭瞭望智庫駐堪培拉國際觀察員
近兩年，在某些眾所周知的因素影響下，澳大利亞不斷對中國採取不友好行為，致中澳關係遇冷。
那麼，中澳關係就要這樣一路滑向谷底嗎？在澳大利亞工作生活了多年的庫叔想和大家聊一聊。
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國會山
相信沒有駐外記者願意宅的。駐外機會難得，應該多跑一跑，採訪不同的人，瞭解所駐國家，才不枉出來一趟。
但是2021年，我的駐外關鍵詞可能最貼切的就是“宅”。
夕陽下的堪培拉國會山電視塔
澳大利亞2021年下半年受到疫情影響，曾經一度八個州和地區的首府中有四個都在封城中，波及全國一半的人口。
疫情中還誕生了一個世界之最：墨爾本以262天的紀錄成為全球封城時間最長的城市，相當於當地人有近九個月的時間在封城中度過。
各個州和地區關閉邊境的同時，堪培拉經歷了史上第一次封城，除了購物、就醫、鍛鍊等必要活動不得外出。
堪培拉格里芬湖邊
由於疫情影響，庫叔除了2021年上半年出了一兩趟差以外，就一直被困在堪培拉，最大的遺憾是，原本已經拿到了東京奧運會的採訪證，卻無法成行。那個因江戶川亂步、島田莊司、青山剛昌而讓我向往的國家，終究是錯過了。
但是，即使宅在家裡，疫情也不能困住我放縱不羈愛自由的心！
雖然去不成東京，該做的報道還是要做的，這可是見證歷史的報道啊。
跟體育部老師們溝通後，我被安排在後方做人物和評論的報道。在這裡必須感慨一下科技的發達，很多聯絡工作可以透過微信完成，現場的畫面可以看網路直播。
第一篇人物稿是射擊運動員龐偉。13年前在北京奧運會上，我記得自己坐在射擊場的媒體席上，記錄著每一發之後選手們的成績。
2021年7月27日，姜冉馨（左）和龐偉在東京奧運會10米氣手槍混合團體決賽中奪冠。圖｜新華社
如今，青蔥少年已經成為了成熟穩重的“叔”，我也從媒體席到了幾千公里外的小辦公桌前，而比賽帶給我的震撼是一樣的，寫稿子時那種激情依舊。
既然連奧運會都可以遠端參與，那麼對於轄區內的報道，即使宅在家裡也總有辦法的。
我採用影片連線的方式，做了不少採訪。
最難忘的一次是採訪一位曾經在我的母校北外任教過的老教授馬克林。老人上世紀60年代就到了北外，曾被習近平主席在澳大利亞國會演講中提到，他的兒子是第一位出生在新中國的澳大利亞公民。
我本來和老人約好6月份去採訪他，沒想到趕上疫情。8月份的時候我對他進行了影片連線採訪，一聊就是一個小時，老人的很多講述也勾起了我對母校美好的回憶。
1966年馬克林和妻子Alyce以及兒子Stephen在北京的公園留念。
後來他發給了我一篇他為北外80週年校慶寫的文章。我看過才知道，曾經和他一起到中國的太太去世了，算算時間，應該就是我採訪他前不久。為此我感到很難過和內疚。
當然也有開心的經歷。
一些西方國家出於政治考量對2022年北京冬奧會說三道四。我們採訪澳大利亞冬奧代表團團長利普舒特時，他表示，很多運動員準備了數年，家人朋友付出很多，此次冬奧會可能是他們唯一的機會，他們當然不會在乎這些雜音。後來那篇《澳大利亞代表團團長：賽場設施一流，期待圓夢北京》的稿子英文稿採用99家，全球連線採用179家，客戶端瀏覽量116萬。我覺得挺高興的，宅著也能辦大事！
說了很多工作方面的變化。其實2021年我的生活方式改變也挺多的。
比如封城期間，最不方便的就是購物。
國內的小夥伴們可能要說，網購不就行了嗎？提到網購，我的民族自豪感瞬間爆棚。我在堪培拉的時候，曾經下單給北京的家人訂水果，上午下單下午送達。然而這在堪培拉不可能的。包郵大部分時候也是不可能包郵的。為了省送貨費，我們一般是在當地超市的網站上下單，兩三天後去超市提貨。但是，把東西拿回家才發現，有時候超市工作人員可能少放一件，或者給我的是保質期臨近的。
然而，萬能的社交軟體讓我這段時間過得十分充實。我不但可以照著上面的影片做手工、畫彩鉛畫，還學到了更多健身知識。因此宅在家裡，我竟然瘦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庫叔手作集錦
雖然2021年出去得少，我覺得自己對當地的理解還是有所增加的。
像澳大利亞這樣的西方國家，如果沒有生活足夠長的時間，我們其實很容易對它的瞭解扁平化。比如我在出來之前，對它的瞭解也僅限於袋鼠、《荊棘鳥》和當年某足球評論員的那一聲吼。到這裡一段時間後，隨著中澳兩國關係遇冷，我更是漸漸對它的幻想破滅，又會產生一種負面情緒。
前有澳聯邦政府否決維多利亞州政府同中方發改委簽署的“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後有“為了制衡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美、英、澳三方達成的“AUKUS”協議。
即便這兩年中澳關係一直處於降溫狀態，澳大利亞失去了很多中國訂單，但中國仍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佔澳大利亞對外貿易的近三分之一。
澳大利亞2021年11月2日宣佈，完成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核準程式。該協定由中國主導，簽約國包括東盟十國以及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夥伴國澳大利亞、日本、紐西蘭和韓國。這些國家涵蓋了全球30%的人口、29%的GDP以及27%的貿易量。
其實，中澳之間的經貿關係其實已經相當緊密，澳若干重要行業在過去十幾年已經形成了對中國相當程度上的依賴，如此緊密的經濟聯絡並沒有從實質上阻止兩國關係在近期的日趨緊張。
美國是澳大利亞最重要的盟友，與美、英的歷史淵源，它所處的地理位置，在國際舞臺上希望塑造的形象，國際局勢改變的大背景，林林總總無不影響其行為模式。
事實上，當我在這裡真正有一些當地人的朋友，才發覺我們對它的瞭解和關注實在太少了。
2021年上半年我為數不多的出差採訪中，在墨爾本看望了我們曾經在堪培拉採訪過的羅德·坎貝爾。他是澳大利亞研究所的研究主管，曾經在甘肅農業大學交流訪問。談到當年的經歷他總是津津樂道：在蘭州組過一個叫“肉夾饃”的樂隊、到敦煌去看壁畫、把喀什老城拍進泛黃的照片......
更有意思的是，他的母親曾於1968年作為學生代表去過中國，在上海與農民同吃同住，跟當地計程車兵聊天，看電影和戲劇。老人現在還會用漢語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東方紅》，還曾出過一本關於中國的書。
聊天中，坎貝爾不時會蹦出幾個發音標準的漢語詞。他感慨地說：“我們上中學的時候，被鼓勵學習漢語，因為當時人們認為在將來，澳大利亞會和中國聯絡非常緊密，我以為兩個國家會一直友好下去，完全沒想到現在兩國關係會這樣。”
我想坎貝爾一家應該代表了一些對中國有了解的澳大利亞人，他們期待兩國繼續友好，但是他們的聲音可能發不出來。
但是，他們仍然同中國朋友保持聯絡，仍然喜歡吃中餐。坎貝爾家裡的辦公桌上擺著小茶壺，在我送給他的茶餅喝完之後會發郵件給我，道一聲好久不見，問一句什麼時候再到墨爾本一起坐坐。
我的鄰居內森·博溫則是澳大利亞普通民眾中的另一種。
他們沒有去過中國也不關心時事，他們會受當地媒體影響但也對此充滿質疑。而這些並不妨礙他們和我這樣的中國人成為朋友，教我們如何用推草機修剪前院草坪，或者邀請我們去他家喝酒吃烤肉。封城期間，大家都要待在家裡，他的太太偶爾會敲門給我們送一塊她自己做的點心，我也會把自己做的包子和燒麥送給他們嘗一嘗。
就在前幾天，他的太太懷上了二胎，被檢測出來是男孩，因此他們第一時間興高采烈地給我們送來代表男孩的藍色蛋糕。
正是因為有坎貝爾和博溫這樣的人，讓我對目前的中澳關係抱有一些希望。我相信政界的不友好並不能代表這個國家的全部，而這些普通人則是將來兩國友好的基礎。
我也突然有了一種使命感。對於很多當地人來講，我來自中國，就是這個國家的縮影。而我一言一行展現出來的，會直接影響他們對中國的印象。千千萬萬像我這樣的人，生活中一直在為我們的報道做著補充，用自己的一舉一動，日復一日地講述著生動的中國故事。
堪培拉安斯利山頂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感覺每一年過得越來越快。驀然回首，2020年新年夜的那杯紅酒彷彿才剛剛喝完。
當時我沒有想到，2021年會是這樣度過，正如現在的我無法預測，2022年將會怎樣展開。
然而不論如何，我期待著疫情能夠得到控制，人們可以自由地跨越國境，暢通無阻地訪友、旅行，我的駐外生活也能夠過得更加精彩。
欄目主編：秦紅 文字編輯：李林蔚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邵競
來源：作者：瞭望智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