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楊絳的《我們仨》
圖片源於豆瓣
《我們仨》是錢鍾書夫人楊絳撰寫的家庭生活回憶錄。1998年，錢鍾書逝世，而他和楊絳唯一的女兒錢瑗已於此前（1997年）先他們而去。在人生的伴侶離去四年後，楊絳在92歲高齡的時候用心記述了他們這個特殊家庭63年的風風雨雨、點點滴滴，結成回憶錄《我們仨》。
這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以其一貫的慧心、獨特的筆法，用夢境的形式講述了最後幾年中一家三口相依為命的情感體驗。第二部分，以平實感人的文字記錄了自1935年伉儷二人赴英國留學並在牛津喜得愛女，直至1998年丈夫逝世，63年間這個家庭鮮為人知的坎坷歷程。
——來自豆瓣
我們從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兩個星期。
我們這一暑假，算是遠遊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懷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個孩子，我們也不例外。好在我當時是閒人，等孩子出世，帶到法國，可以托出去。我們知道許多在巴黎上學的女學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託兒所，或寄養鄉間。
鍾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我對於“像我”並不滿意。我要一個像鍾書的女兒。女兒，又像鍾書，不知是何模樣，很費想象。我們的女兒確實像鍾書，不過，這是後話了。
我以為肚裡懷個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懷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貢獻給這個新的生命。在低等動物，新生命的長成就是母體的消滅。我沒有消滅，只是打了一個七折，什麼都減退了。鍾書到年終在日記上形容我：“晚，季總計今年所讀書，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為賢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鍾書很鄭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產院去定下單人病房並請女院長介紹專家大夫。院長問：
“要女的？”（她自己就是專家。普通病房的產婦全由她接生。）
鍾書說：“要最好的。”
女院長就為我介紹了斯班斯大夫（Dr. Spence）。他家的花園洋房離我們的寓所不遠。斯班斯大夫說，我將生一個“加冕日娃娃”。因為他預計娃娃的生日，適逢喬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們的女兒對英王加冕毫無興趣，也許她並不願意到這個世界上來。我十八日進產院，十九日竭盡全力也無法叫她出世。大夫為我用了藥，讓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來，發現自己像新生嬰兒般被包在法蘭絨包包裡，腳後還有個熱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渾身連皮帶骨都是痛，動都不能動。我問身邊的護士：“怎麼回事兒？”
護士說：“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護士在門口探頭。她很好奇地問我：“你為什麼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卻靜靜地不吭一聲。
“我沒想到還有這一招，但是我說：“叫了喊了還是痛呀。”
她們越發奇怪了。
“中國女人都通達哲理嗎？”
“中國女人不讓叫喊嗎？”
護士抱了娃娃來給我看，說娃娃出世已渾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據說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個中國嬰兒。我還未十分清醒，無力說話，又昏昏睡去。
鍾書這天來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車送進產院的。我們的寓所離產院不算太遠，但公交車都不能到達。鍾書得橫越幾道平行的公交車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來，知道得了一個女兒，醫院還不讓他和我見面。第二次來，知道我上了悶藥，還沒醒。第三次來見到了我；
我已從法蘭絨包包裡解放出來，但是還昏昏地睡，無力說話。
“第四次是午後茶之後，我已清醒。護士特為他把娃娃從嬰兒室裡抱出來讓爸爸看。
鍾書仔仔細細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後得意地說：“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
阿圓長大後，我把爸爸的“歡迎辭”告訴她，她很感激。因為我當時還從未見過初生的嬰兒，據我的形容，她又醜又怪。我得知鍾書是第四次來，已來來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壞了，囑他坐汽車回去吧。
阿圓懂事後，每逢生日，鍾書總要說，這是母難之日。可是也難為了爸爸，也難為了她本人。她是死而復甦的。她大概很不願意，哭得特響。護士們因她啼聲洪亮，稱她Miss Sing High，譯意為“高歌小姐”，譯音為“星海小姐”。
單人房間在樓上。如天氣晴麗，護士開啟落地長窗，把病床拉到陽臺上去。我偶曾見到鄰室兩三個病號。估計全院的單人房不過六七間或七八間。護士服侍周到。我的臥室是阿圓的餐室，每日定時護士把娃娃抱來吃我，吃飽就抱回嬰兒室。那裡有專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準入內。
一般住單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卻住了三個星期又二天。產院收費是一天一幾尼（guinea——合1.05英鎊，商店買賣用“鎊”計算，但導師費、醫師費、律師費等都用“幾尼”），產院床位有限，單人房也不多，不歡迎久住。我幾次將出院又生事故，產院破例讓我做了一個很特殊的病號。
出院前兩天，護士讓我乘電梯下樓參觀普通病房—— 一個統房間，三十二個媽媽，三十三個娃娃，一對是雙生。護士讓我看一個個娃娃剝光了過磅，一個個洗乾淨了又還給媽媽。娃娃都躺在睡籃裡，掛在媽媽床尾。我很羨慕娃娃掛在床尾，因為我只能聽見阿圓的哭聲，卻看不到她。護士教我怎樣給娃娃洗澡穿衣。我學會了，只是沒她們快。
鍾書這段時期只一個人過日子，每天到產院探望，常苦著臉說：“我做壞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家的桌布染了。我說：“不要緊，我會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後他又做壞事了，把檯燈砸了。我問明是怎樣的燈，我說：“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滿面愁慮，說是把門軸弄壞了，門軸兩頭的門球脫落了一個，門不能關了。我說，“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說“不要緊”，他真的就放心了。因為他很相信我說的“不要緊”。我們在倫敦“探險”時，他顴骨上生了一個疔。我也很著急。有人介紹了一位英國護士，她教我做熱敷。我安慰鍾書說：“不要緊，我會給你治。”我認認真真每幾小時為他做一次熱敷，沒幾天，我把粘在紗布上的末一絲膿連根拔去，臉上沒留下一點疤痕。他感激之餘，對我說的“不要緊”深信不疑。我住產院時他做的種種“壞事”，我回寓後，真的全都修好。
鍾書叫了汽車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燉了雞湯，還剝了碧綠的嫩蠶豆瓣，煮在湯裡，盛在碗裡，端給我吃。錢家的人若知道他們的“大阿官”能這般伺候產婦，不知該多麼驚奇。
鍾書順利地通過了論文口試。同屆一位留學牛津的庚款生，口試後很得意地告訴鍾書說：“考官們只提了一個問題，以後就沒有誰提問了。”不料他的論文還需重寫。鍾書同學院的英國朋友，論文口試沒能透過，就沒得學位。鍾書領到一張文學學士（B.Litt）文憑。他告別牛津友好，摒擋行李，一家三口就前往法國巴黎。
我們的女兒已有名有號。祖父給她取名健汝，又因她生肖屬牛，他起了一個卦，“牛麗於英”，所以號麗英。這個美麗的號，我們不能接受，而“錢健汝”叫來拗口，又叫不響。我們隨時即興，給她種種諢名，最順口的是圓圓，圓圓成了她的小名。
圓圓出生後的第一百天，隨父母由牛津乘火車到倫敦，換車到多佛（Dover）港口，上渡船過海，到法國加來（Calais）港登陸，入法國境，然後乘火車到巴黎，住入朋友為我們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
圓圓穿了長過半身的嬰兒服，已是個蠻漂亮的娃娃。一位倫敦上車的中年乘客把熟睡的圓圓細細端詳了一番，用雙關語恭維說，“a China baby”（一箇中國娃娃），也可解作“a china baby”（一個瓷娃娃），因為中國娃娃肌理細膩，像瓷。我們很得意。
我因鍾書不會抱孩子，把應該手提的打字機之類都塞在大箱子裡結票。他兩手提兩隻小提箱，我抱不動娃娃的時候可和他換換手。渡輪抵達法國加來，港口管理人員上船，看見我抱著個嬰兒立在人群中，立即把我請出來，讓我抱著阿圓優先下船。滿船渡客排成長隊，挨次下船。我第一個到海關，很悠閒地認出自己的一件件行李。鍾書隨後也到了。海關人員都爭看中國娃娃，行李一件也沒查。他們表示對中國娃娃的友好，沒開啟一隻箱子，笑嘻嘻地一一畫上“透過”的記號。我覺得法國人比英國人更關心並愛護嬰兒和母親。
公寓的主人咖淑夫人（Madame Caseau）是一名退休的郵務員。她用退休金買下一幢房子出租，兼供部分房客的一日三餐。伙食很便宜，卻又非常豐盛。她是個好廚司，做菜有一手。她丈夫買菜不知計較，買了魚肉，又買雞鴨。飯擺在她家飯間裡，一大桌，可坐十數人，男女都是單身房客。我們租的房間有廚房，可是我們最初也包飯。替我們找到這所公寓的是留學巴黎大學的盛澄華。他到火車站來接，又送我們到公寓。公寓近車站，上車五分鐘就到巴黎市中心了。
巴黎的中國學生真不少，過境觀光的旅客不算，留學歐美而來巴黎度假的就很多。我們每出門，總會碰到同學或相識。當時寄宿巴黎大學宿舍“大學城”（Cité Universitaire）的學生，有一位Ｈ小姐住美國館，一位Ｔ小姐住英國館，盛澄華住瑞士館。其他散居巴黎各區。我們經常來往的是林藜光、李瑋夫婦。李瑋是清華同學，中文系的，能作詩填詞，墨筆字寫得很老練。林藜光專攻梵文，他治學嚴謹，正在讀國家博士。他們有一個兒子和我們的女兒同年同月生。
李瑋告訴我說，某某等同學的孩子送入托兒所，生活刻板，吃、喝、拉、撒、睡都按規定的時間。她捨不得自己的孩子受這等訓練。我也捨不得。
我們對門的鄰居是公務員太太，丈夫早出晚歸。她沒有孩子，常來抱圓圓過去玩。她想把孩子帶到鄉間去養，對我們說：鄉間空氣好，牛奶好，菜蔬也好。她試圖說服我把孩子交託給她帶到鄉間去。她說：我們去探望也很方便。
如果這是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也許會答應。可是孩子懷在肚裡，倒不掛心，孩子不在肚裡了，反叫我牽心掛腸，不知怎樣保護才妥當。對門太太曾把圓圓的小床挪入她的臥房，看孩子能否習慣。圓圓倒很習慣，乖乖地睡到老晚，沒哭一聲。鍾書和我兩個卻通宵未眠。他和我一樣的牽心掛腸。好在對門太太也未便回鄉，她丈夫在巴黎上班呢。她隨時可把孩子抱過去玩。我們需一同出門的時候，就託她照看。當然，我們也送她報酬。
鍾書通過了牛津的論文考試，如獲重赦。他覺得為一個學位賠掉許多時間，很不值當。他白費功夫讀些不必要的功課，想讀的許多書都只好放棄。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獲牛津文學學士的英國學者對文學學士的評價：“文學學士，就是對文學無識無知。”鍾書從此不想再讀什麼學位。我們雖然繼續在巴黎大學交費入學，我們只各按自己定的課程讀書。巴黎大學的學生很自由。
住在巴黎大學城的兩位女士和盛澄華，也都不想得博士學位。巴黎大學博士論文的口試是公開的，誰都可去旁聽。他們經常去旁聽。考官也許為了賣弄他們漢學精深，總要問些刁難的問題，讓考生當場出醜，然後授予博士學位。
真有學問的學者，也免不了這場難堪。花錢由槍手做論文的，老著麵皮，也一般得了博士學位。所以林藜光不屑做巴黎大學博士，他要得一個國家博士。可惜他幾年後得病在巴黎去世，未成國家博士。
鍾書在巴黎的這一年，自己下功夫紮紮實實地讀書。法文自十五世紀的詩人維容（Villon）讀起，到十八、十九世紀，一家家讀將來。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讀中文、英文，隔日讀法文、德文，後來又加上義大利文。這是愛書如命的鍾書恣意讀書的一年。我們初到法國，兩人同讀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以後，他的法文水平遠遠超過了我，我恰如他《圍城》裡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兒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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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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