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在重慶等大後方地區，活躍著很多女記者。她們用犀利的筆墨，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喚起民眾抗日激情。其中四位名氣大的，被統稱為“後方新聞界四大名旦”，那麼，她們都是誰呢？
第一個是彭子岡。
彭子岡（1914年-1988年），原名彭雪珍，1914年2月7日生於江蘇蘇州。她自幼酷愛文學，在學校時作文經常得第一名。1936年北平中國大學肄業後，在上海《婦女生活》雜誌任助理編輯，曾經採訪過革命根據地和冰心等人。她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爆發後，彭子岡進入《大公報》任外勤記者，在民族危亡的嚴峻時期，她奔波活動於山城重慶的各種政治勢力間，以尖銳潑辣的文筆，採寫了大量的政治新聞和社會新聞。
彭子岡夫婦和兒子
彭子岡對國民黨政要敢於毫無畏懼地進行諷刺。在1940年的一次集會上，面對百餘名政要，孔祥熙饒有興致地談起“中國大豆如何富含維生素”， 彭子岡打斷他的話：“在座的新聞界同業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寬體胖、臉色紅潤，深得養生之道。可否請你繼續深談一下養生之道？”
“嗯——”孔祥熙一時僵在那裡，只能顧左右而言他。從此得了個“哈哈孔”的外號。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彭子岡發表了轟動大後方的新聞特寫《毛澤東先生到重慶》。後來彭子岡對美國大兵強姦北大女生的“沈崇事件”和國際間諜川島芳子案的報道，都無情地鞭撻了美、日帝國主義，也刺中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痛處。
彭子岡採訪沈鈞儒
解放戰爭時期，彭子岡任《大公報》駐北平記者。她從北平衝破了國民黨守軍的重重封鎖，來到張家口，採寫了《張家口漫步》等系列報道。
即使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彭子岡也總喜歡穿一件白色帶圓點的布質旗袍，推著沒有前後擋泥板和鏈套的腳踏車，單槍匹馬地跑新聞。圓圓的臉龐，大大的眼睛，總是笑眯眯的，像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
第二個是浦熙修。
浦熙修(1910年-1970年)，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她是彭德懷元帥夫人浦安修的二姐。1933年從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在志成中學當了一段時間國文教員後，1936年她進入《新民報》任記者。其實她起初是在《新民報》上看到某地產公司招聘女職員的廣告，趕緊去應試，她的表現非常好，卻沒有被錄取，因為她結過婚。地產公司老闆和《新民報》老闆是好友，他就介紹浦熙修去了《新民報》，任職廣告科。
浦熙修
後來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要在中山陵旁邊舉行週年紀念大會，《新民報》臨時才知道有這麼一件事，可是記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來。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場。不料她寫的報道卻遠遠超出了上司的想像，成為當期報紙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編輯和讀者的一致認可。因此，浦熙修從廣告科調到了編輯部，成了《新民報》第一位女記者。
真正讓浦熙修成為有名記者的，是她在1945年國共談判及政治協商會議中的出色表現。她對於整個過程的分階段的採訪和報道，真正體現了一個職業記者的水平。
浦熙修在得知即將在重慶舉行這樣一次會議後，立即意識到，國統區的很多人其實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不是很瞭解，如果能夠對他們進行一次集中的報道，對於談判的程序以及成功率豈不是有很大的幫助？於是她策劃了一個在會議期間採訪38位出席代表的專題，並發表在《新民報》晚刊的頭版上。在每篇不長的訪問文章中，都客觀地反映了被訪者對時局的看法和對前途的主張，並深刻而含蓄地刻畫了一些人物形象。
後來，這些對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舉足輕重的人物的真實素描，不僅成為歷史的重要記錄，也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一次成功的個案。
浦熙修在天安門城樓上
浦熙修經常撰寫揭發國民黨高層腐敗的報道，如黨國要人的眷屬帶著洋狗從香港飛渝的報道，讓標榜“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大跌顏面， 以致懷恨在心，就在1946年6月23日的“下關事件”中，浦熙修被國民黨暴徒打得滿身是血，幾乎暈了過去。
接著《新民報》被查封了， 浦熙修開始作為南京特約記者為香港的《文匯報》撰稿，不想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浦熙修被捕前所寫的文章的標題是“南京政府的最後掙扎”，她的光榮入獄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後掙扎”的一個節目。 浦熙修在周恩來關懷下和羅隆基全力營救下光榮出獄，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隨後，她出現在新中國的開國大典上，毛澤東親切地對她說：“你是坐過班房的記者”，那無疑是最高的稱讚了。
第三個是楊剛。
楊剛（1905年—1957年）， 原名楊季微，學名楊繽，生於江西萍鄉。1922年，楊剛進入英文授課的南昌葆靈女子學校 。在葆靈幾年中，楊剛已經開始寫作， 是學校公認的才女。楊剛在入校後不久接受了洗禮，但“五卅慘案”的發生動搖了她對基督教的信任。
楊剛
1928年秋，楊剛免試進入北平的燕京大學，主修英國文學，為北方左聯發起人之一。當年冬天加入中國共產黨，編入清華燕京支部。1930年，楊剛在五一反內戰示威遊行活動中不幸被捕。
1936年10月，楊剛被介紹到《大眾知識》擔任編輯職務。《大眾知識》雖然出版的時間不長，楊剛在上面發表的新聞性通訊和評論也僅各兩篇，但已經足以證明，楊剛具備了成為一名出色記者的潛質。
1938年，楊剛把毛澤東的名著《論持久戰》譯成英文出版，把中國共產黨人對勝利的堅定信念傳達給全世界人民。1939年9月1日，楊剛正式開始在香港《大公報》工作，擔任《文藝》和《學生界》兩個副刊的主編。在她的主持下，兩個副刊增加了來自敵後游擊區作家的戰地生活報告等內容。
除了正面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方針，歌頌敵後軍民的感人事蹟之外，楊剛在主編《文藝》副刊期間，還敢於大膽揭露反動派的黑暗統治和腐敗黑幕。另外，她負責的《學生界》副刊特別重視關注香港學生的學習和思想狀況，透過互動的方式將副刊與學生之間的距離拉近。
左一楊剛
楊剛的記者工作，大約由1942年7月開始，她以《大公報》特派記者身份，與澳洲記者貝卻迪到東南前線戰地採訪，作為戰地記者，她從湖南、江西、福建、廣東發出新聞通訊十餘篇，反映國民在日寇鐵蹄下悲慘狀況，大眾強烈抗日的要求，中國必勝理念，前方將士英勇拼命殺敵的精神。這一系列的報道，載於《大公報》重慶及桂林版，在讀者中激發起抗日決心。
1948年8月，楊剛從美國歸來，回國後接受的第一項重大任務就是推動《大公報》走向人民陣營。 1949年天津解放後進駐天津《大公報》，擔任副總編輯和黨組書記，隨後將其更名為天津《進步日報》。上海解放，楊剛再次隨軍南下，主持瞭解放後上海《大公報》的工作。
1949年10月1日，楊剛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出席開國大典；二十四小時後，用激昂的文字寫下《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
第四個是戈揚。
戈揚（1916年～2009年），江蘇海安人。早年嚮往革命，仰慕共產黨，1935年在鎮江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讀書會”。
戈揚
1937年，戈楊畢業於江蘇鎮江師範學校。同年參加戰地救亡工作。歷任《貴州日報》記者，新四軍新華支社主任、新華分社社長，新華社華中分社副主任、華東總分社副總編輯，上海《解放日報》駐京辦事處主任，《新觀察》主編，《鴨綠江》編輯室主任。
1989年，《新觀察》停刊，戈揚去了美國定居，2009年在紐約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