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對娛樂圈來說是口誅“幣罰＂之年，對歷史圈來說，蘇聯解體、蘇共解散亦是繞不開的熱詞。許多名家、大家、專家圍繞蘇聯解體、蘇共解散作了許多豐厚的研究，筆者不子論述。但細究歷史，卻有許多“弔詭”巧合之處。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49年新中國成立，社會主義救了中國。1978年，中共實行改革開放；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991年，蘇共解散，蘇聯解體；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救了社會主義。中共與蘇共、中共與社會主義、蘇共與社會主義走過結果迥然的經歷，也為我們觀察未來提供了借鑑。
一、社會主義救中國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開始救亡圖存探索，無不以失敗告終。辛亥革命令全國人民為之一振，感嘆革命“大功告成”，但接二連三的護法運動、護國戰爭，直至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讓中國人徹底認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中國迫切需要新的革命道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不僅為中國指明瞭一條革命道路，更是極大鼓舞了中國革命者，讓中國的知識分子看到希望，認為革命既然能在落後的俄國能取得成功，在同樣落後的中國亦有可能。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李大釗等在俄國的影響下，開始積極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不僅描繪“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更是鮮明的指出“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不僅如此，領導十月革命的俄共更是中共的助產婆，在中共一大上派人來幫助建黨，還給予經費援助。一大黨章規定，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這也意味著中國革命無法擺脫俄國的影響，奉俄國經驗為圭臬。
可實踐證明，俄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處處碰壁；俄國培養的中國革命領導人，難以帶領中國革命取得成功；俄國的革命理論也無法適應中國的需要。中國革命迫切需要自已的理論、自已的道路和自已的領導人。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就在這樣的形勢下應運而生。毛澤東思想的誕生並不意味“以俄為師”是徹底的錯誤，相反，俄國革命的很多經驗教訓，為中國革命提供了指導。如1939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強調“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林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對俄國革命經驗的借鑑。毛澤東認為，俄國革命沒有布林什維克的領導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國革命亦需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中國共產黨必須加強自身建設。俄國十月革命和毛澤東思想的成功，恰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就是革命必須同實際相結合,實事求是,不能照搬照抄。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至少還需探索更長的時間。1949年,經歷28年浴血奮鬥的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也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引導中國革命取得了成功,社會主義救了中國。
二、中國救社會主義
建國後,中共與蘇共經歷了蜜月期、冷淡期、論戰期、備戰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爭奪。新中國的成立,極大改變了世界格局,壯大了社會主義陣營,也抬升了中共及毛澤東的威望,證明了蘇聯模式並非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選擇。從此,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除了蘇聯這個中心外,還有了中國這個“副中心”。隨著中蘇徹底交惡,中國便公然標榜自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蘇聯是“修正主義”。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也衍化為兩大陣營。1991年蘇共解散、蘇聯解體,宣告以蘇為中心的共產主義陣營遭到失敗,中國成了“一枝獨秀”。雖然中國早已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界,但實際上已然成為社會主義的“標杆”“旗艦”。
蘇聯解體可稱為二十世紀末最具影響力的大事,它所造成的國際格局變化、地緣政治演變、軍事力量對比等等極為深遠,但筆者認為蘇聯解體對人們思想認識和意識形態的衝擊才是最深遠的。片面的讓世界認為,社會主義道路維持不了社會的進步,促進不了人的發展,令西方國家掌握了國際話語權和解釋權。西式民主一躍成為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社會發展的“唯一道路”,是“歷史的終結”。在這一套價值體系下,西式民主成為評價標準,一切不同模式均被視為“非民主"“非自由”,成為西方打壓、指責的工具,直至蘇聯解體30年後的今天仍然受到西方熱捧、慣用。
對比中共,實行改革開放40年,實現了經濟持續發展、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得到更為廣泛的認同,探索出與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的“中國模式”,令“民主終結論”終結、“中國崩潰論”崩潰。在疫情防控、救災抗險、集中力量辦大事方面顯現出優越性,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了“中國樣板"。這不是簡單的為我們打嘴仗提供論據,更是為我們爭奪國際話語權,破除西式民主“迷信”,為社會主義正名,提供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救了社會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