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廣州《建國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日食觀測簡史》的科普文章，儘管作者只是位天文學專業的大一學生，但行文老練、旁徵博引，寫作水平竟不輸於今天的很多研究生、博士生。這位大學生就是日後的著名天文史學家、中國科學史領域唯一一位中科院院士席澤宗。
如果你在論文庫中搜索作者“席澤宗”，會得到兩類截然不同的結果：一類是蜚聲國際的學術著作，另一類則是寫給天文愛好者、普通大眾甚至中小學生的科普文章。12月18日下午，《席澤宗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出版座談會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召開，以上提到的兩類文章都收錄於這套六卷文集中。
《席澤宗文集》書影
席澤宗成長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之中，顛沛流離的艱苦環境沒有阻礙他對知識的熱忱追求。1951年從中山大學天文系畢業後，他來到中國科學院，面對的是一項難度空前而又意義重大的任務：在古籍中“看星星”。我國古代的天文記載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時代的甲骨文記載，而且內容詳實、獨特，包括很多西方沒有記載的天象記錄，對現代天文研究也有巨大價值。1955年發表的《古新星新表》和1965年與同事薄樹人合作發表的補充修訂表，堪稱席澤宗人生事業中最耀眼的成就。這一成果系統分析了自公元前14世紀至1700年以來古文獻中的新星、超新星爆炸記錄，發表後被迅速譯成俄文和英文，成為20世紀下半葉研究宇宙射電源、脈衝星、中子星、γ射線源和X射線源的重要參考文獻，六十餘年來被全世界科學家引用了上千次。很多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都利用這兩份星表尋找射線源與星雲的對應關係，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1054年北宋時期記錄的“天關客星”，被證實是一次超新星爆發，其留下的遺蹟正是今天的蟹狀星雲。
席澤宗的科研成就是多方面的，如對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五星佔》的整理和研究；用實驗觀測證明，我國戰國時期的天文學家甘德已經用肉眼發現了木星的衛星，比伽利略早了兩千年；作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首席科學家之一，他帶領團隊取得了諸多天文學成果，將中國的歷史紀年向前推進了800餘年，並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有力地回擊了國際上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汙衊。
席澤宗院士
新中國成立後，席澤宗參與起草《中國自然科學與技術史研究工作十二年遠景規劃》，和李儼、錢寶琮等人共同開創了科學技術史學科，建立了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即如今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他對中國科學史有很多獨道的思考，例如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出現？當時學界普遍認為與孔孟思想有關，席澤宗卻在《孔子與科學》一文中提出：孔子的言行對科學的發展不但無害，而且是有益的。中國近代科學之所以落後，要從當時的政治、經濟等方面找原因，不能歸罪於兩千多年前的孔子。
席澤宗還熱衷於科普事業，其天文學之路啟蒙於高中時讀到的科普著作《宇宙叢談》，也許是以此為契機，他把科學普及工作視為科學工作者的責任和義務，致力於將專業的知識傳播到公眾中去，以此營造科學文化、助力科學教育和人才培養。他從大學時就開始科普寫作，先後撰寫了許多科普文章，內容涉及到冬令時與夏令時、對牛郎織女的新認識、中秋賞月的原理、地球是怎樣來的、月亮的秘密、歷史上的天文學家等等，用簡單平實的文字將各種常見的天文學現象、科學史故事呈現在公眾面前。上世紀50年代，他還經常到工廠、農村、軍營、學校去演講，向群眾普及天文知識，真正做到了科技創新和科學普及兩翼並舉。
席澤宗院士在家中工作。圖源：席澤宗院士自選集
在科學界，席澤宗素以謙虛謹慎、治學嚴謹、平等寬容著稱。他對青年人無私幫助、著力栽培，曾起草《古代史室關於十年計劃的設想和意見》，提出“要在十年內把所有研究人員都培養成有成就的工作人員”。席澤宗十分照顧他人的感受，哪怕是與同行進行科學論爭時，也特別注意言辭的委婉，在出版自選集時還特意對文章作出修訂，讓語氣更加和緩。
《席澤宗文集》出版座談會現場
《席澤宗文集》副主編、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柏春介紹，該套文集由天文學史家陳久金先生主編，分為《科學史綜論》《新星和超新星》《科學思想、天文考古與斷代工程》《中外科學交流》《科學與大眾》《自傳與雜著》六卷，系統梳理了席澤宗的科研成就和生平，無論是學術著作、科普小文還是思想雜文，都可以在其中找到。
席澤宗的女兒席紅回憶，父親時常提到老師葉企孫先生的話：“寫文章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一篇文章三十年以後還站得住，才算過得硬。”翻開《席澤宗文集》，人們會發現書中的文章正是這樣歷久彌新，即使在三十年、六十年後依然閃耀著嚴謹、思辨的光輝。
80歲那年，席澤宗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一顆由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發現的小行星，正式被命名為“席澤宗星”，它將與這套文集一起，在歲月中不朽，在歷史中發光。
來源：科普時報
作者：毛夢囡
編輯：毛夢囡
稽核：王飛
終審：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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