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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在疫苗出現後，國人紛紛積極主動的給自己增加了一層保護，但那些發達國家，“自由皿煮”的思想下，卻出現了從底層到知名人士，以各種理由，拒絕打疫苗情況的出現。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難道美國人不知道疫苗能提高他們生存的機率？尤其是在大多數人不戴口罩，感染新冠可能性很高的背景下？
這一心態，除了“快樂教育”導致底層百姓開智程度不足外，很大程度上就緣於美國政府過去上百年曆史上，各種聳人聽聞的，拿自己國家百姓當實驗品的人體試驗。
美國人的芥子氣實驗
最為現在人們熟知的人體試驗，應該是二戰期間，軸心國的種種行為，包括德國集中營的芥子氣和日本鬼子的731。在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中，盟軍審判了因為施行人體試驗被抓獲的德國醫生，而且這個被稱為“醫生審判”的過程，還排在了紐倫堡大審判的第一個。
從資料中，能夠看到那些德國醫生先後利用囚犯和被佔領國的百姓，主導了迫使數十萬人絕育的“絕育計劃”，和不計其數人死亡的“瘧疾實驗”以及最臭名昭著的“芥子氣實驗”。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醫生以“上級命令”和“國際法沒有相關規定”為由給自己辯護，最後居然只有七個人被判處死刑，剩下八個人得以活命。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人在紐倫堡審判中義正辭嚴，盡顯戰勝國風采，但他們忘了，自己也做了同樣，甚至可以說更加過分的操作——德國人還是用被佔領國的百姓做實驗，美國人倒好，直接忽悠自己人來當實驗品。
二戰進行到後半段，盟國靠著蘇聯的巨大犧牲勉強扳回局面，但英美兩國的領導人一直在擔心一件事情——他們害怕德國人拿出一戰時候的老本事，用化學武器來試圖逆轉局勢。
在這種恐慌心理下，美國軍方腦子一抽，決定自己先來體驗一下，檢驗以芥子氣為首的化學武器的威力有多大。
芥子氣會導致暴露在外的人體面板承受化學燒傷，也會導致肺部大量出血，最終很可能導致受害者極為痛苦的死亡。但凡腦子正常的人，就不會申請參加這種實驗，於是乎，美國軍方就決定不告訴那些志願者真相。
大約有1200名美國士兵在巴拿馬接受了這項實驗，他們脫掉上衣，被潑灑上不知名的化學試劑，在軍方高層和“科學家”們的目光中痛苦的哀嚎打滾，直到要求的時間結束，才能得到救治。
這些人大部分遭受了終生的傷痛，而美國官方為了保密，還在之後的五十年中，不斷的拒絕這些人的索賠要求。甚至要求這些倒黴計程車兵不得洩露有關事實，威脅他們即便是告訴醫生，也要被送進軍事監獄。
1993年，這一事件終於被人披露出來，美國官方才開始“尋找”實驗的倖存者，給他們賠錢。毫不意外的是，只有極少數的人活到了這個時候並拿到了官方的賠款，其中最年輕的一位已經93歲了。
曼哈頓計劃的輻射&馬紹爾群島實驗
製造出全世界第一顆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舉世聞名，為了達成這一目標，有數名科學家在工作中遭受到了輻射，因此身亡。
如果說這些科學家是為了人類的科技發展，自覺自願奮鬥在輻射的第一線，英勇犧牲的話，另外一些人就不是如此了。
1943年，就有很多專案工人在工作中產生了種種疾病，且很大一部分都是重症。
由於比例異常，這一情況得到了美國官方的關注，經過研判，官方認為這些工人生病的原因，就是長期暴露在放射性元素之中。
儘管判斷出了致病因素，但官方還是決定隱瞞事實，甚至他們還發散性思維，主動向不知情的病人體內注射放射性元素，研究對人體的影響。
一些專案人員還將一箱放射性元素送去了羅切斯特大學，裝進噴頭，噴灑在校園附近的一座牧場，觀察放射性元素是如何傳播，以及怎樣才能實現對不知情的學生們的保護工作。
這項人體試驗持續了二十多年，收集了大量資料，但美國官方依然不打算髮布檔案，將很多相關的檔案列為機密，目前看來，美國官方可能想要等到所有受害者都死光了，才考慮公佈與否。
據不完全統計，不計算那些在核反應堆工作的上千名工人，至少有數以百計的人被迫攝入了放射性元素，其中很多人死的非常悽慘。
而在1954年，美國人在太平洋的馬紹爾群島附近引爆了一顆氫彈，卻沒有告知當地百姓，更沒有組織疏散工作，就讓當地的百姓暴露在大量的核輻射中，充當人體實驗的實驗品。
之後五年，當地婦女的流產率和嬰兒夭折率翻了一倍，孩子也出現了大量的發育障礙，到1974年，更有許多當地百姓患上了各種放射性疾病，有三分之一的島民出現了腫瘤。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
在現在這一階段，因為“疫苗”倆字，被提及次數最多的，則是塔斯基吉梅毒實驗。
這個實驗的初衷不能說多壞，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很多地方美國黑人的梅毒感染率高達三分之一以上，所以美國官方就想要研究和治療這一疾病。
1929年這一專案剛上馬的時候，事情還比較正常，參與實驗的是重金招募來的志願者，對實驗過程知情，也能得到很好的治療和護理工作。
這一情況持續了3年，到1932年，沒啥突出進展的專案耗盡了資金，但專案組並不打算放棄，他們就決定採用官方慣用的招數——“忽悠”。
這個名為“塔斯基吉”的研究所，轉換了研究的思路。他們用免費體檢、免費交通費、免費治療、免費午餐等“小恩小惠”為誘餌，吸引了600名黑人參與實驗，經過檢測，其中411人患有梅毒。
研究人員並沒有如實告知實驗人員他們是否患有梅毒，只是對那些得病的黑人告知他們得了“壞血病”，並不是太嚴重，也不需要做什麼阻斷措施。這些黑人就正常的生活，將自己的梅毒病毒傳播給了更多的人。
這個專案的目的，變成了梅毒對人體的長期影響。為了確保實驗資料的“連貫性”，研究人員就必須確保“實驗品”不會接受正常的治療。他們會定期的走訪患者，發給他們一些維生素等藥片當成安慰劑，偶爾再送去一些現金。
專案組還會以“免費安葬”的名字，說服處於死亡邊緣的患者將屍體交給他們，用於死後解剖。
偶爾有一些患者透過其他途徑得知了自己的疾病，專案組也會以各種手段，阻止他們接受正規治療。
到40年代，青黴素出現，並得到證實，可以治癒梅毒等疾病。1947年，青黴素已經可以在美國民眾中得到應用，美國還成立了“快速治療中心”，想要大規模消滅國內的梅毒。
也就是說，梅毒不再是無藥可救的疾病。
然而在這個背景下，塔斯基吉的專案組依然故我，極力阻止他們的“實驗品”去參加正規的治療。
就這麼著，“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持續了四十多年，到1972年該專案結束的時候，最早的600名“實驗品”只有74人活著，而且還有大量的患者配偶和幼兒也感染了梅毒。
最讓人無語的是，這一實驗並不是“秘密實驗”，其資料長期在美國醫療界能夠查詢得到，但卻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告訴那些可憐的患者，他們可以不用悲涼的去死。
瓜地馬拉梅毒實驗
塔斯基吉的梅毒實驗，因為其資料完整，而且是拿“自己人”做實驗，而臭名昭著。
而在美國的“友好鄰邦”，美國人其實還進行了一場梅毒實驗，那就是“瓜地馬拉梅毒實驗”。
二戰期間，大量的美軍感染上了性病，戰爭結束後，政府要負擔這些士兵的醫療，就想要尋找到簡單直接廉價的治療手段。
為了效率，政府資助的科學家和大學的研究者以及一家醫藥公司，就想要用大規模的人體試驗來快速獲得結果。
這一次，他們沒有用本國人來做實驗，而是跑去了“後院”拉丁美洲。
研究人員讓大量的瓜地馬拉男性去接觸感染了性病的妓女，如果那些男性運氣好沒有感染，研究人員就會聯合當地的醫生，直接給男性注射病菌，甚至有一個僅僅8歲的孩子也被注射了病菌，並因此患上了性病。
在美方人員的“努力”下，瓜地馬拉的患者數量迅速增加，據不完全統計，其“實驗品”接近700人。
可能是畏懼國際輿論，這項實驗的記錄在事後被很徹底的銷燬，事實也被塵封起來。而那些患者，則有三分之一以上沒有得到應有的治療。
直到21世紀，一名歷史學家在整理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材料時，才偶然間發現了瓜地馬拉也進行過類似的專案，並將其曝光。
瓜地馬拉總統當時就表示自己“特別震驚”，美國總統也表示了“歉意”，然後就沒啥然後了。
軍事毒物實驗
美國人一直對自己本土的安全充滿了擔心，生怕日本人、德國人或者蘇聯人透過什麼手段跑到他們的地界下毒。
為了評估國土防禦是否存在弱點和出現問題的救治方案，美國人成立了“生物戰爭局”，暗中給自己的地盤噴灑毒物。
第一次是在1950年，一艘美國軍艦架起了他們的水龍頭，朝著不遠處的舊金山噴灑了成噸成噸的細菌。充滿了細菌的水霧長達兩公里，在氣流的帶動下，緩緩進入了數十萬人口的舊金山市。
政府人員隨後在全市進行了調查，檢視有多少人因為感染進了醫院。這一數字達到了數千人之多，其中一個人可能因此死亡。
當然，不能說美國官方沒有人性，他們特地選擇了致死率偏低且不容易產生迅速擴散的一種“粘質沙雷氏菌”，來測試自家百姓的身體健康程度。
當時的舊金山醫生們察覺到了大規模感染同一種細菌的情況，也擔心是外國的細菌戰，便上報政府，同時自行組織尋找感染源。
毫不意外的，政府沒有反應，醫生們的尋找工作還遭到了不明勢力的打壓，無果而終。
到了1966年，美國軍方又把主意打到了紐約頭上，他們用燈泡裝滿細菌，扔到地鐵軌道上，想檢查密閉空間的空氣流通是否會使得汙染物擴散。
結論是確定的，大半的紐約地鐵站都檢測到了細菌樣品。
這是一種引發食物中毒的細菌，會透過地鐵乘客的衣服、面板和頭髮進行傳播，公佈的記錄中，沒有記載有多少倒黴的乘客因為做地鐵而染病。
同樣的，也沒有記載有任何人因為這種操作受到懲罰。
而類似的給自己人投毒的行為，生物戰爭局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居然搞了200次以上，平均一年十次！
看了上述種種，也就怪不得美國民眾對自家政府充滿了疑慮，他們肯定會懷疑，所謂的“疫苗”，有沒有可能是新的更大規模的人體試驗的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