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以坦（1923—1994年），人民出版社原出版部副主任。本文寫於1990年5月。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以下簡稱出版委員會）編輯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部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著作的出版，在全國及全世界人民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普遍認為，這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理論和經驗的結晶；同時也為世界上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提供了可資借鑑的寶貴經驗。
鑑於這部著作的出版的偉大意義和深遠的政治影響，從事這項工作的同志都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工作中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從而使這部著作在封面裝幀、版式設計、校對和印刷裝訂等方面，都達到了相當完美的程度。被認為是建國初期出版質量最高的政治理論書籍，受到出版界和全國人民的讚揚。當然，這本書得到了如此高的評價，是上級的正確領導和支援，全體工作同志的積極努力的結果。更與當時在人民出版社直接具體負責領匯出版這本書的梁濤然同志分不開。
白以坦同志
早在建國前，各個解放區都曾分別出版過毛澤東同志的文章，有的還編輯成集。但由於當時處於戰爭環境，各解放區只能根據電訊稿排版，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錯訛；而編輯成集的毛澤東著作，也由於未經作者審閱，在選擇的文章內容或文字上，難免有不當之處。新中國成立後，由於革命形勢的需要，廣大幹部和群眾迫切需要透過進一步學習毛澤東著作，掌握毛澤東思想，以指導革命實踐。同時，由於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國際共產主義者也迫切需要更深入更全面地瞭解和研究毛澤東思想。為此，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這項工作是由毛澤東同志直接主持的，胡喬木、陳伯達和田家英是參加編輯工作的主要成員。出版工作交由人民出版社承擔，田家英同志負責與出版社聯絡。而我社則指定梁濤然同志負責這項工作。
當梁濤然同志得知中央將出版《毛澤東選集》這一光榮而又艱鉅的任務交給我社時，在思想上特別重視。當即根據出版委員會向我社提出的配合編輯工作過程中的一些要求和步驟，精心制訂了工作計劃，向社及出版總署領導作了書面彙報。同時，還根據出版委員會的建議，提出成立專門工作小組，並提出了工作人員的名單，請領導審批。經領導研究後，我社配合岀版委員會編輯工作的小組由梁濤然、劉鋒、張慎趨和白以坦4位同志組成，梁濤然同志負總責。
小組成立後，首先由梁濤然同志介紹出版委員會的情況及對我們小組工作的要求。他說，出版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由中央有關部門的幾位領導同志兼任的，其下設一個辦公室，田家英同志除參加編輯工作外，還兼管辦公室的工作，並負責與我社聯絡。出版委員會要求我們小組，在配合編輯工作過程中，首先做到對發來的稿件要絕對保密，不得遺失和外傳，排岀的校樣也不得外傳和遺失，廢樣一律收回銷燬；其次是要求各篇文章的排版規格做到整齊劃一，校對保證一字一點不錯，按照指定的時間準時送交作者審閱，待作者審閱後，再根據作者所修改的進行改版，仍應保證校對無誤後準時送交作者審閱，直到定稿時為止。
此外還希望小組協助他們做一些技術性的工作，如人名、地名、事件名稱、日期、引用文章、講話等的資料核對工作，以及我們發現的原稿錯別字和其他方面的問題，均可在校樣上用鉛筆提出來供作者參考，但絕不允許擅自進行更改。根據以上情況，小組成員進行了分工：梁濤然同志負責與出版委員會聯絡，並領導全組進行工作；劉鋒同志負責原稿和清樣的收發和登記，並負責公文和檔案的保管以及提供需要進行核對資料的條目等項工作；張慎趨同志除負責校對、謄抄和核對作者所修改的文字工作外，還負責收集需要統一的用字和用詞的資料；白以坦同志除負責校對、謄抄和核對作者所修改的文字工作以外，還負責版式設計以及與印刷廠的聯絡工作。雖然小組大體上進行了分工，但如遇到某一工作環節任務繁重人力不足時，全組同志就共同進行突擊，保證準時完成任務。與出版社成立工作小組的同時，我社也建議並協助承擔《毛澤東選集》印製工作的北京新華印刷廠，成立了配合出版委員會編輯工作的排版工作小組，在車間內專闢了工房。
人民出版社同志在檢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精裝本裝訂質量。左一徐硯華、左二張慎趨、右一劉智鍾、右三李鐵良、站立者白以坦
這裡還值得介紹的一個情況是：在中央決定交給人民出版社承擔出版《毛澤東選集》這一偉大而又光榮的任務的時候，適值我社在原新華書店總管理處的基礎上重建不久，而其成員有的是在老解放區的書店和報社工作過的同志，還有少數是在舊社會新聞出版社工作過的同志，而絕大多數是在全國解放後參加工作的大、中學校的學生。當時，出版社的各項工作制度也正在建立和健全之中。因此，梁濤然同志領導我們工作小組，在沒有成熟的經驗可借鑑的情況下，只能採取邊開展工作邊總結提高的辦法，不斷建立和制定出小組的各項臨時的工作制度。這樣，不但保證了工作的順利進行，而且使小組的工作進行得有條不紊，並逐步地走上了正常的軌道。
例如，根據出版委員會對小組的要求，首先在組內擬定了《工作紀律》。《紀律》規定，不得將組內的工作情況透露給與本工作無關的任何人，更不允許將原稿和校樣丟失，廢稿和校樣一律收回統一銷燬。儘管組外的同志有這樣和那樣的反映，說小組在搞神秘化、不參加運動搞特殊化等等，但小組同志嚴守工作紀律，因而受到了出版委員會和社領導的信賴。
又如，在排版過程中，發現印刷廠的鉛字是用幾副不同筆型的銅模混用鑄出來的，不但筆形不協調，有的同一個字也有幾種不同的寫法，像“夠”與“夠”，“閙”與“鬧”，“鬥”與“閗”、“鬬”字等等。於是，除和印刷廠協商選用一副筆形較好的銅模外，還共同商定選用為廣大讀者所熟悉的用字，並制定了《統一用字表》共同遵守執行。再如，由於發排的稿件是分次或分批進行的，雖然在排稿上註明了字型的大小、佔行等等，但打出來的樣子卻常常不能一致。為此，又制定了《版式規定》。用文字註明了篇題、章題、節題、小題、題序、註釋、題解星花的字型字號，還確定了注線的長度、各種標題佔用的行數，標題字少的字與字間空的距離，以及左右之間的距離（加幾號的幾根條）和上空正文幾個字等等，並排出標準的版式規格清樣，發給廠社工作小組，以便和校樣核查。隨著出版委員會編輯工作的進展，又陸續擬定了《統一用詞》、《關於發稿、校對及付印工作的程式和制度》等等。
當編輯工作完成後，在進行正式出版的排版、印刷、裝訂工作的過程中，也根據各個工序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擬訂了不同的工作制度。如，在打紙型時，發現有的鉛字因損壞而使字和字意變了形，像“太”字的點被打掉了變為“大”字，或上版時解掉捆版繩時將邊行文字顛倒等等；在印刷過程中，由於鉛版磨損挖改鉛版換錯了字，將聯絡的“繫”字換成“擊”；在出版普及本照相製版時，由於照相底稿紙上的雜質感光，將支援的“持”字製成了“特”字；在制銅版時由於個別地方沒有壓上蠟，致使大標題末尾掉了幾個字；等等。都及時地採取了相應的措施並制定了制度，避免和堵塞了各種事故的發生，因而保證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和其單行本高質量的出版和發行。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以後，梁濤然同志領導我們全體同志及時地總結了這一年多來的工作，並對小組的臨時工作制度進行了補充和修改，經領導批准後形成為正式的工作制度。這為以後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二至四卷和各卷的單行本，以及《毛澤東著作選讀》和各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和其他毛澤東著作高質量的出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同時也為以後我社高質量地出版馬恩列斯的經典著作和中央文獻以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著作，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出版工作經驗。時至今日，我社陸續出版的《周恩來選集》、《劉少奇選集》、《朱德選集》、《鄧小平文選》和《陳雲文選》等，仍然沿用了《毛澤東選集》出版時所制定的部分制度和經驗。
回憶我社幾十年來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所取得的各項偉大成就，中央領導同志在我社重建大會時所作的諄諄教導，仍呈現在我的眼前。他們一再強調，人民出版社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政治理論書籍出版社，是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宣傳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以及黨的方針政策的機構。出版社出版的一切書刊，都有極其重大的政治影響。因此，要求全體同志必須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多出好書，多出人民喜愛的書，把黨的出版工作搞好。與此同時，也使我回憶起和懷念那些付出一生辛勤勞動，全心全意為黨的出版事業作出過卓越貢獻的老同志，以及那些和我一起並肩戰鬥過的同志。尤其是早在新華書店總管理處編輯部就領導過我、以後又領導我參加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的梁濤然同志。他在工作中的那種高度的政治原則性和組織紀律性，對工作的高度責任心和深入細緻的工作作風，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日夜忘我工作的精神，以及他那善於教育和啟發同志認清所從事的工作的重大政治意義，主動依靠組織和爭取組織的領導和支援，及時總結工作經驗，採取各種有效的措施，保證各個環節的工作質量，並透過規章、制度的制定，將工作推向新的高度的優良品質和行動，都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目中，值得我努力學習，讓我終生難以忘懷。
回憶起往日的戰鬥歷程，更使我難以忘懷的是，黨對我的培養教育，領導和同志們對我的熱誠關懷和幫助，我除了表示衷心的感謝外，並願以實際行動，一如既往地積極工作，繼續發揮餘熱，為今後的出版工作作出自己一份微薄的貢獻。
【本文來源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出版社往事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