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開始全力進行侵華戰爭，一時間，中國掀起了全民族抗戰的高潮。同年10月，納粹德國元首希特勒為了維護其在華利益和一個“承諾”，於是便電令駐華大使陶德曼、駐日大使狄克遜分別向中日兩國政府表示，德國願意為兩國的停戰和締結和約進行斡旋。那麼除了自己的利益外，希特勒究竟是許了一個什麼樣的承諾，致使他對中日戰爭如此重視呢？
就在抗戰爆發前不久，國民政府的“財神爺”孔祥熙便來到德國拜訪希特勒，而出於兩國多年的合作友好關係，希特勒也親自接見了他。在希特勒的別墅裡，孔祥熙根本無暇顧及壯麗的阿爾卑斯風景，反倒焦急地詢問了希特勒兩個根本性問題：德國究竟能不能反對日本侵略中國？對正在輸送給中國的軍事物資能不能做出保證？聽完孔祥熙的話後，希特勒便在私底下回答了他的問題：一戰時期，德國在青島的駐軍孤立無援，日本趁機發起突襲，不僅奪走了德國的利益，還將駐守此地的德軍官兵全部消滅，此種奇恥大辱，日耳曼民族永遠不會忘記，如果中日開戰，德國一定會出面調停。乍一聽，希特勒的態度是支援中國，但當戰爭打響後，他卻對日本說了“完全相反的話”，可對於給孔祥熙的“調停承諾”，希特勒也遵守了。
淞滬會戰期間，國軍調集了數十萬精銳部隊同日軍展開了殊死搏鬥，由於戰爭規模的不斷升級，前線日軍只得向國內發出了數封求援電報。在軍事會議上，陸軍大臣杉山元表示“要打到底”，但手握調兵大權的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卻給出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派兵越多，日軍陷入中國戰場無法自拔的可能性就越大。就在兩方人在“增援”和“不增援”的問題上爭論不休的時候，正在上海作戰的日軍也因為沒有援兵從而面臨“崩盤”的局勢，眼看前線快頂不住了，惱羞成怒的日軍高層便把“戰敗”的責任全部推給了石原莞爾，並將他“發配”至“偽滿洲國”。
然而就在石原莞爾收拾行李準備前往“偽滿洲國”任職的時候，他給前來送行的老朋友馬奈木敬信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他能透過自己的關係找德國人來調停這場戰爭。聽完石原莞爾的請求後，馬奈木敬信便分別聯絡了陶德曼和狄克遜，希望能聯合起來說服中日兩國停戰。在平時，這兩位德國人的主張一直都是持相反態度，陶德曼是“親華派”的代表，其背後有著德國外交部長牛賴特、國防部長勃洛姆堡以及戈林的支援，而狄克遜則是“親日派”的代表，其背後有著頗受希特勒賞識的裡賓特洛甫支援，在瞭解清楚這兩位大使背後的淵源後，馬奈木敬信本以為“調停”的任務會非常艱難，但令他出乎意料的是，陶德曼和狄克遜這兩個觀點相反的人卻立即達成了共識，而促使他們一起合作的原因除了來自希特勒的指令外，希望中日兩國停戰也是他們共同的目標，所以在兩人看來，不管是議和還是投降，只要不再打仗就行。
淞滬會戰後期，眼看軍事行動的目的已經達成，日本高層便開始透過德國這位“中間人”來和國民政府談條件了。在條約中，日本提出了七項條件：一是成立內蒙自治政府、二是劃定從“偽滿洲國”到平津一帶為非武裝區，並且必須由“親日派”來負責此地、三是擴大上海的非武裝地帶、四是要求放棄抗日政策、五是協助日本“剿共”、六是減輕日貨關稅、七是尊重外國權利。訊息轉達給國民政府後，蔣介石展開會議討論，而參會的人也給出了看法：日本沒有要求承認“偽滿”和賠款，可以考慮接受，至於其他的條件以後可以慢慢廢除。會後，蔣介石透過陶德曼提出了自己的條件，那就是日本必須保證恢復“七七事變”前的局面。
就在陶德曼和狄克遜長舒一口氣，以為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日本人突然反悔了，原來在內閣會議上，當“議和條件”擺在這些日本高官面前的時候，陸軍和“主戰派”們首先便炸了鍋，認為這完全就是一堆“廢話”，最重要的問題例如承認“偽滿洲國”和賠款根本沒有寫上去，這怎麼對得起死在上海的陸軍士兵。於是軟弱的近衛文麿只好在陸軍的“逼迫”下重新擬定了新的條約，不僅在原有的基礎上加了陸軍的要求，還表示要想徹底解決問題，現在所列舉的條件根本不夠，言外之意就是日後我們有權可以隨時進行更改或新增，除此之外，他們還叫囂著說國民政府沒有談條件的權利，只能選擇“降”或是“不降”。
結果當新條件傳到國民政府後，蔣介石立刻拍案而起，並對身邊人說道：“倭寇所提之條件，直接等於征服與滅亡我國，與其屈服而亡，不如奮戰而死。”就這樣，這場差點改寫中、德、日三國曆史的“鬧劇調停”落下了帷幕，中國軍民也選擇繼續抗擊日本侵略者，並最終於1945年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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