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期，在微軟首席技術官 Kevin Scott 主持的播客節目《科技探秘》中， Kevin 與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微軟研究院負責人 Peter Lee 展開了一場精彩的對話。
Peter Lee 博士從個人的成長與科研經歷出發，分享了自己的科學研究與管理心得。同時兩位還探討了為什麼現在科學家的工作對世界越來越重要；作為科學家如何贏得公眾信任；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社會危機來臨時，我們該如何做出改變，從而讓社會更具復原力等話題。
我們將他們的對話精編整理，以饗讀者。也歡迎大家訂閱《科技探秘》（https://www.microsoft.com/en-us/behind-the-tech），跟隨 Kevin Scott 探秘更多科技發展背後的故事。
Kevin Scott：大家好，歡迎來到“科技探秘”（Behind the tech）。我們本期的嘉賓是 Peter Lee 博士，他是一位傑出的計算機科學家，研究領域涵蓋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和生物技術等。歡迎你，Peter！
Peter Lee：謝謝，Kevin！很高興來到這裡。
科研的動力來自對美與真理的追求
Kevin Scott：你曾在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擔任過講席教授，是一名“函數語言程式設計”（functional programing）方面的專家。令我好奇的是，在你的學術生涯開始時，為何會對這一領域產生興趣並選擇它作為研究方向？
Peter Lee：我成長於一個“鐵桿”的理化科學（physical science）家庭。我父母是從韓國移民來美國的，我母親成了化學教授，父親則成了物理學教授。但我令他們“失望”了，我大學主修的是數學（笑）。之後，我讀研究生時的方向不是數學，而是計算機科學，這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當然隨著時間推移，我的父母也變得以我為榮。
但這在學術界確實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似乎每個人的腦海中都有一個關於哪些學科比其他學科更好的“鄙視鏈”——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情。
就像我父母不理解我為什麼會選擇數學專業一樣，這是所有研究人員都會遇到的困境，因為研究人員所做的事情，對於其他人來說用處並不明顯。人們常常不理解你我，或者在微軟研究院這種地方工作的人在做什麼。社會必須容忍和承擔世界各地此類傑出的研究機構帶來的負擔和成本。所以，我們經常遇到這樣的質疑。
Kevin Scott：是的，容忍是一方面，信任是另一方面。我們正處於一個微妙的時刻，科學研究，就像我們在做的事情，其結果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會對人類產生影響，而且有時候這些影響是間接的。要贏得人們的信任和容忍，一部分挑戰在於如何用更輕鬆易懂的方法告訴人們，我們究竟在做什麼，解釋它的好處。關於這一點，你有什麼想法？
Peter Lee：的確，科學研究變得極為重要。我對科研的認知，起源於一些故事，比如艾薩克·牛頓坐在樹下，一個蘋果掉下來砸中了他的腦袋。他在想，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是由純粹的好奇心驅動而進行研究的，這也是我成長的參照系。
正如我們今天所見，我們的所做所為，甚至是一個文明的存續，都越來越取決於研究人員和科學家能否參與其中，解決問題、應對危機，以及幫我們在面對可能的危機時更具復原力。
這裡再分享另一個故事。當我還是助理教授時，系裡新上任的主任 Jim Morris 問我在做哪方面的研究。我向他詳盡解釋了有關“函數語言程式設計”的內容。他皺著鼻子說：“好吧，為什麼會有人研究這些東西？你知道它有什麼用嗎？”
當時我感到非常緊張，有點結巴地說：“額，它真的太美了。”Jim 回答道：“好吧，如果你只關心美醜的問題，或許應該到藝術學院當教授，而不是在計算機科學系。”（笑）
Kevin Scott：太不給面子了吧？
Peter Lee：沒錯。當然，你也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變得非常親密，甚至共同做了一些研究。
在這種工作中，研究人員之所以投身於此，一部分原因就是由好奇心驅動的，為了尋求真理和美。但是眼下，另一部分工作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例如幫助我們找到用於對抗新冠肺炎之類疾病的藥物和疫苗，幫助我們預測由於氣候變化導致的野火可能會在哪裡發生等等。
我們所做的這種研究模式變得如此重要，特別是在像微軟研究院這樣的地方，我們的使命之一就是將自己的研究工作置於現實世界的場景之中。的確如你所說，如何解釋我們所做的事情，讓人們信任我們，這一點至關重要。
世界需要那些看似“無用”的知識
Kevin Scott：我還想繼續談談你從事某項工作只因其中之美的想法。打動我的地方在於，你開展研究，並嘗試解決美的、困難的問題，這是有很高價值的，即使它們的用途在當時並不是那麼明顯。
Peter Lee：你的評論引發了我的另一個聯想，實際上是在整整一百年前，即 1921 年，一個名叫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的人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寫給洛克菲勒基金會董事會的，他試圖向洛克菲勒基金會解釋，為什麼應該支援科研工作。
大約又過了 10 年到 15 年，有人提出希望把一部分學者——其中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馮·諾依曼等重要人物——從歐洲解救出來。為了證明幫助這些人離開歐洲並組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花費成本並承擔政治風險是值得的，他公開發表了上面提到的文章。這篇文章的題目就叫《無用知識的有用性》。他寫道，即使在這個世界上發生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仍然有些事情需要我們去做，有問題需要我們去思考和解決。在這個充滿了紛爭的世界上，新的知識有待發現，甚至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無用知識的有用性》
我大約每年都會重讀一遍這篇文章，因為它確實很重要。你我都致力於幫助微軟成為一家更成功的企業，這一切都是以現實世界為基礎的。但重要的是，決不能失去對各種經久不衰的價值觀的傳承。
與此同時，我認為微軟研究院有責任，將其才智用於這個現實世界。比如，Kevin 你在極力思考與通用人工智慧有關的問題，雖然實現它可能是在未來很久以後，但它一定會發生。這就將研究置於現實世界之中，因為我們知道這個願景終將成為現實。
創造敢於失敗的環境，不斷學習成長
Kevin Scott：與剛才討論話題相關的是，如何創造正確的激勵和文化，讓人們樂於承擔知識的風險。我有一個大膽的斷言，與花大量時間試圖在已經相當完善的事情上取得漸進式發展相比，試圖解決一個困難的問題卻遭遇失敗是更有價值的。
當然，讓人們這樣去做，確實是非常困難的。我知道你身邊就有一個很特別的例子。你帶過的一個博士生 George Necula，我認為他的博士論文是有史以來最漂亮的博士論文之一，這是一個被稱為“可自證程式碼”（Proof Carrying Code）的創想。就像剛才說的，讓一個博士生繼續探索是一個冒險的想法，因為他可能會失敗，無法得到博士學位。所以能否跟我們談談那件事情的經過，以及我們可以從這樣的好例子中學到什麼。
Peter Lee：的確是這樣，而且我認為這也是對導師或管理者的真正考驗。當我還是教授的時候，我的職業生涯始於一種學術思維——我將能夠與這些研究生一起工作，並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塑造他們。當然，我很快就意識到，這種方式行不通。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每個人都是一流的，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不會只跟從我的引領。
當然，我很快就意識到，這種方式行不通。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每個人都是一流的，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不會只跟從我的引領。
George Necula 正是其中之一，他有了一個想法，也就是你剛才提到的“證明執行程式碼”。確實，我當時認為他走錯了路，繼續下去簡直太難了。
在他寫的一些早期論文和證明材料的初稿中，我用了不到 10 分鐘就能發現其中的漏洞。但是你必須決定，是否願意讓他有失敗的自由，並從中學習和成長？你是押注於這個人及其對某件事情的執著，還是押注他的某個想法？慢慢地你會認識到，押注於某個人是更好的選擇。
George Necula
在我們領導研究工作時，我們所做的是試圖理解應該將熱情投入到哪些領域並堅持深耕。假如一名研究員來找我，說自己有一個更好的辦法，能讓捲心菜長得更快，我可能會本能地認為這是一件瘋狂的事情。但是，如果那種激情和動力真的很深切，我必須抑制自己的本能，做出決定，也許值得花一點時間和成本，給他一個機會。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項重大突破會在哪裡發生。
George 最終寫了一篇了不起的論文，後來成為伯克利大學的教授，又進入了工業界，他的職業生涯令人豔羨，並且帶來了驚人的影響。
Kevin Scott：是的，我在失敗中學到的東西比我在成功中學到的東西要有用得多。害怕失敗，本身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Peter Lee：沒錯，而且很痛苦。我們都曾經歷過失敗，甚至會讓我們有放棄的想法。有幾次我因為失敗而想過從微軟辭職，後來透過自我調整，我找到了克服它的方法。你會發現透過這件事，你變成了一個更好的人。
Kevin Scott：是的。從前，我有一個老闆，他負責的業務需要運作大量的資金。因此，在這個業務中，每當你犯了工程方面的錯誤時，損失的並不只是聲譽，還是要付出真金白銀的。他知道我們會犯錯，但他非常冷靜和鎮定，從不會讓任何人對這筆巨大經濟損失感到難過。他會耐心引導每個人渡過危機，然後在危機結束時問我們：我們從中學到了什麼？真正的悲劇是你不得不承受這一切，卻根本沒有學到任何東西。
Peter Lee：你提醒了我，還有另一種失敗的方式。失敗的一種方式是做錯了事，而另一種方式則在於想法上的錯誤。
2010年，我加入了微軟研究院，當時我正在審閱一大堆專案。其中，語音識別小組有一個專案引起了我的注意。
大家知道，在 2010年前後，做語音識別的方法是用某種形式的隱馬爾科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s）或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s）。但就在這時，語音團隊在報告中描述了一種多層神經網路。他們解釋說，一個叫 Geoffrey Hinton 的人和他所帶的博士後共同研究了一個夏天，並提出了這個想法，研究團隊決定試一試，看看效果如何。
Geoffrey Hinton（圖片來源：多倫多大學官網，圖片拍攝者：Daniel Ehrenworth）
我記得20世紀80年代後期Geoff就在研究神經網路。所以我的第一個想法是，有沒有搞錯？直到現在還有人研究這些東西嗎？然而，三四個月後，當工程驗證結果出來時，我們意識到，一場真正意義的革命發生了，因為它執行得太好了。大約六個月之後，谷歌的吳恩達和 Jeff Dean 的研究也表明，神經網路也適用於計算機視覺。
我意識到，如果我早一年被微軟研究院聘用，這一切根本就不會發生了。我不由自主地想，有多少次我無意中做出的判斷，阻礙了整個世界的發展？
Kevin Scott：這件事情的確不容易，即使像微軟這樣非常重視研發投入的公司，我們所擁有的資源仍然有限，你必須找一些聚焦點。從某種意義上說，Geoffrey Hinton 對這個想法的堅持堪稱是一種英雄氣節。他確信這是有價值的，並堅持下來。事後證明他是對的，他的工作促進了如此巨大的進步，後來獲得了圖靈獎。
Peter Lee：而且我認為，它與你之前提出的信任問題也有關係。你表現出這種執著，是贏得人們信任的一種途徑。之後大家都看到了，人們更徹底地依賴於深度神經網路之類的技術。
危機應對學讓社會更具復原力
Kevin Scott：接下來我想和你談談社會復原力，就是與醫療健康和生物科學相關的課題。幸運的是，在新冠疫情之前，你已經在這一領域沉澱已久。就在疫情開始時前不久，我剛剛請你接管微軟研究院。所以請你談談這段經歷，以及你們計劃用社會復原力相關的研究來做些什麼？
Peter Lee：當時上任才一週，我就不得不把手頭的工作擱置一旁，來幫助微軟開展應對新冠疫情的技術研發。以這種方式開始一份新的工作，簡直糟透了，而且完全是混亂的。人們都在揣測這種流行病究竟有多嚴重。在微軟研究院內部乃至整個微軟公司，有數百人挺身而出，希望提供幫助。面對這種嘈雜的狀態，我們必須迅速組織和調整，將注意力集中到數量可控的一些專案上。
與此同時，這也導致了管理方面的問題，因為有大量的研究人員並沒有從事正常的研究工作，而是全力投入到應對新冠疫情的專案中。當我環顧四周，發現還有一部分研究人員在研究投票機安全性，研究如何用預測分析技術更好地部署消防資源，以應對澳大利亞和加州這種大型山火，還有人研究用機器學習加速新冠診斷……這些都不是原先職位描述中規定的工作。但我們決不能要求他們中止這些專案並回到所謂正常的研究工作中去。
這讓我們意識到，現在正在發生一些變化。有一種科學研究的形式，我們現在稱之為“危機應對學”，它實際上是微軟研究院某些研究員正常工作的一部分。
因此，認真思考之後，我們希望一些研究人員將危機應對學研究作為自己的全職工作。我們成立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復原力小組”，其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定義這個全新的科學研究領域。我認為危機應對學將有助於幫助人類以及社會更好地應對未來的各種危機。
Kevin Scott：危機應對學研究在思考人類社會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我們也看到，過去十年左右，科學與工程、政治和社會學等各學科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因為技術對整個社會產生了如此大的影響。對我來說鼓舞人心的跡象是，來自不同學科的人可以平等地參與這些工作。
Peter Lee：過去通常只在學術界以及微軟研究院這種大型研究實驗室裡閉門進行的討論，如今都會為全世界所知。因此，我認為作為研究人員乃至整個研究界，我們都必須學習如何有效並正確地做好資訊傳播。
Kevin Scott：是的，一個巨大的挑戰是，每個人都能接觸到科學的“製作過程”，如果之前對科學並不瞭解，可能會感到不安。在這場新冠疫情中，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將目光轉向科學界，尋求科學界可能永遠無法提供的某種程度上的確定性。因為科學本身是一個發現真理的過程。
Peter Lee：在我看來，我們的談話又回到了起點，就是之前提到的，研究人員的工作總是面對猜忌和懷疑。我們現在正在經歷這種情況，比如疫苗接種，研究人員比在正常情況下要被迫公開更初步的研究成果。
我理解這些懷疑者。事實上，作為研究人員，你我都被訓練成懷疑主義者。持懷疑態度是應該的，但不要讓你的懷疑態度變得如此頑固，以至於你對新的證據和新的知識都保持封閉。這是科學方法的核心。
Kevin Scott：好的。我想差不多到時間了。今天的訪談太棒了，非常感謝你所做的一切，尤其是你在過去一年中為幫助世界應對新冠疫情所做的努力。
Peter Lee：感謝的話應該由我來說。我認為像這樣一起工作，可以讓我們成就一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