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日，“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大名鼎鼎的北大學長陳獨秀因病逝世，這年，他63歲。

陳獨秀一生共有七個子女，而他去世時，身邊卻只有三子陳松年一人，那其他六個子女呢？他們身在何處？又過得怎麼樣呢？

陳獨秀

陳獨秀的婚姻

陳獨秀一生共有3位夫人，原配是高曉嵐（1876—1930年），她是一位舊式女子，沒有文化，其在安慶駐軍統領高登科的父親，早早便相中了年輕的秀才陳獨秀。

1897年冬，在雙方父母的幫助下，陳獨秀和高曉嵐順利完婚。然而，或許是造化弄人，亦或是時代已變，結婚不久，兩人在觀念上就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分歧。

陳獨秀雖幼年喪父，但他在祖父的嚴辭管教下，也算是飽讀詩書，1898年“百日維新”的失敗，也令他堅定了反清的思想，而那時，高曉嵐卻堅決反對他參與“政治革命”。

作為一箇舊式女子，相夫教子是本分，她也只不過想讓家人在一起好好過日子就行了，她不明白，也不理解丈夫的抱負，以至於影響了兩人的關係，甚至是長子和次子與父親的關係。

陳獨秀和高曉嵐婚後共生有三男二女，即延年、喬年、松年、玉瑩以及早年夭折的小女兒。

陳獨秀的家庭觀念是比較淡薄的，或許是他對於包辦婚姻的不滿，或許是他受新思想的影響，更加追求個人主義，就這樣，他與高曉嵐的婚姻維持了10年，直到他遇到高君曼。

陳獨秀第二任妻子高君曼

高君曼（1885—1931）是陳獨秀的第二個夫人，也是第一位夫人高曉嵐同父異母的妹妹，與高曉嵐不同的是，高君曼是一個接受過教育的新式女子，曾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對於陳獨秀來說，高君曼更為情投意合。

1910年，陳獨秀和高君曼兩人在杭州同居並結為夫妻，這次，他們不是父母包辦婚姻，而是自由戀愛結合的。他們婚後共育有一女一子，陳子美和沈鶴年。

兩人的結合可換作是“郎才女貌”，很長一段時間，兩人在杭州“吟詩作畫”，過著相對如意愜意的生活，而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嚴峻，陳獨秀與家裡的聯絡基本上就是偶爾給家裡寄點錢而已，至於陳延年和弟妹們什麼時候上學、如何生活、何時生病等等，作為父親的陳獨秀可以說是全然不知。

1925年，因感情不合，兩人便已分居，高君曼便帶著孩子來到了南京生活，而陳獨秀仍在上海，期間他們的往來也只是陳獨秀寄給孩子的生活費而已。

陳獨秀的最後一位夫人是潘蘭珍（1908—1949年）。兩人結婚已是1931年，當時陳獨秀隱居在上海，而潘蘭珍是英美菸廠的一位青年女工，比陳獨秀小29歲，因兩人住在一棟樓裡面，經常見面，便日久生情，結婚後，兩人未有孩子。

潘蘭珍

延年、喬年：為革命而奮鬥終生

1898年，陳獨秀的長子陳延年出生了，而他卻忙於關注“百日維新”，根本無暇顧及剛出生的兒子，那時，在陳獨秀的眼裡，兒子的出生沒有“百日維新”和革命事業重要。

陳延年剛出生兩年，陳獨秀就跑到日本留學去了，1901年到1915年的這15年裡，他不斷在安慶、上海、北京、日本等地來回奔波，或求學，或避難。

在陳獨秀離開家時，他的第二個兒子陳喬年還沒有出生，對於父親，更是沒有什麼印象。

由於陳獨秀經常不在家，陳延年和陳喬年就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後來又有了陳松年和陳玉瑩。而關於安慶的家，對於陳獨秀來說，猶如一個客棧，想回就回，想走就走，他基本上也是不管不問，對於一個女子來說，照顧幾個孩子還有婆婆真的是不容易。

儘管生活艱苦，母親高曉嵐也不認識字，但她依舊很早就讓延年、喬年進入了私塾學習知識，等到他們各自到了10歲時，就讓他們進了新式學堂讀書。喬年小時候就知道學習，他經常在放學後請教哥哥，不久，喬年也像哥哥一樣成為學校裡的學霸級人物了。

陳獨秀的不著家，也讓高曉嵐有了越來越多的怨言，而恰好，延年他們幾個就是從母親這裡瞭解父親的，這也讓身為長子的延年很是不理解父親。

父親常年不在身邊，長兄如父，僅大喬年4歲的延年顯得更加成熟穩重，而這個弟弟卻是十分活潑可愛，很聽哥哥延年的話。那時，喬年經常對延年說的兩句話就是：“哥，我都聽你的！” “哥，你去哪兒，我跟你一塊去！”而延年也很喜歡這個很乖的弟弟，所以兩兄弟的關係一直很好。

陳延年

1913年，陳獨秀參加了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因革命失敗而被捕入獄，此事亦牽連了生活在安慶的家人，袁世凱準備將陳家“斬草除根”。幸好陳家提前收到了訊息，延年喬年兄弟倆便從後門逃走了，而年齡較小的松年則躲藏在了鄰居家，他們才倖免於難。

此次事件的發生，也讓延年更加記恨陳獨秀，他認為，父親革命失敗後，自己一個人逃到日本避難去了，而不管他們的死活。而對於喬年來說，或許他年齡尚小，也或許是他性格原因，並沒有像哥哥那樣記恨父親，見到父親後也會稱呼“爸”，但為了和哥哥一個立場，在哥哥面前，他就會稱呼陳獨秀。

1915年，陳獨秀將陳延年和陳喬年一起接到上海上學，那年延年17歲，喬年13歲，他們兄弟倆和父親還有姨母高君曼住在一起，沒住多久，他們就經常和父親有矛盾，覺得很不自在，就搬了出去。

而陳獨秀也是以鍛鍊兒子自力更生為由，並不給予兄弟倆經濟上的接濟，讓他們自力更生。為此，延年兄弟倆就必須一邊上學，一邊打工，可找一份工作談何容易，最終兄弟倆去了碼頭當搬運工。

在碼頭搬運，延年和喬年經常幫一些年紀稍大的搬運工背麻袋，當一次次看到搬運工被鞭子抽，被腳踹，延年看到了底層人民的苦難，這也讓他逐漸萌發了革命的念頭。他認為，要想讓這些窮人翻身，就必須進行一場徹底的變革。

當搬運工也只能勉強支撐兄弟倆的生活，兩人經常就是啃硬邦邦的餅，喝自來水。姨媽高君曼擔心兄弟倆，會給他們送來包子和湯，但延年就是生性倔強，堅決不吃。

隨著喬年慢慢長大，他對很多事情也有了自己的思考，只是對於哥哥，他還是唯命是從。

與哥哥不同的是，他對父親的思想和做法越瞭解，他對父親也就越尊重和理解，而哥哥陳延年不同，哥哥更多地是在用批判的眼光看向父親。

陳喬年

後來，延年兄弟二人考上了震旦大學（今復旦大學），逐漸地，陳延年努力求學，再也不僅僅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了，而是想要去探索出一條救國的道路，這似乎讓存在怨恨的陳獨秀父子有了共同的追求目標。

當時，陳獨秀在北京當北大學長，而延年兄弟倆仍在上海勤工儉學，準備赴法留學，經常擺攤賣《新青年》雜誌，喬年就天天跟著哥哥一起出攤、擺攤、記賬。

得知兄弟倆有這志向，陳獨秀還是很支援的。於是，就在其從北京去上海接胡適到北大任教的時候，順便見了延年和喬年，並把高君曼給兩人做的包子帶給兄弟倆。

“聽說你們兩個要去赴法留學？”陳獨秀問到。

“是的！”陳延年回答到，陳喬年正在吃包子。

“這是好事，回頭我給你們經濟上一些資助。”陳獨秀說。

“不需要，我們可以養活好自己。”陳延年嚴詞拒絕。

後來父子三人談到了信仰問題，那時的延年和喬年都信仰互助論，因此，延年還為自己制定了“六不”即“不閒遊，不聽戲，不拍照，不下館子，不講衣著，不作私交”。

在談論中，陳獨秀問到：“那根據你這個互助論，你應該怎麼稱呼我啊？”

“我一直稱呼您陳獨秀，陳獨秀先生。”延年本來說的是陳獨秀然後趕快改為陳獨秀先生。

“那你姨媽呢？”

“高君曼女士。”

突然，陳獨秀起身去屋裡把熱好的包子端出來，猛放在桌子上，說到：“吃吧！”剛準備離開，又轉身回頭指著說到：“高君曼女士蒸的。”

這時，陳喬年在一旁忍不住笑了出來。

陳喬年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發展，陳延年在老師吳稚暉的影響下，逐漸成為了一名堅定的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將其奉為一劑救國的良藥。而此時，他的父親陳獨秀正在踏向另一條救國救民之路：組建共產主義，宣傳馬克思主義。

22歲那年，延年兄弟倆透過個人的努力自籌費用前往法國留學，而這全程，他們都沒有接受父親的任何幫助，而那時他們兄弟二人還都未從震旦大學畢業。

那一年，去法國留學的，還有蔡和森、周恩來等進步青年。後來，他們在法國相識，延年、喬年也正是在周恩來等人的影響下，才逐漸放棄了無政府主義，開始轉為成共產主義的堅強戰士。

中共一大召開的第二年秋天，陳延年、陳喬年兄弟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時，延年兄弟倆和父親陳獨秀站到了同一個位置，他們之間真正成為了“同志”。不管怎樣，這個“同志”陳獨秀是開心的，他為兒子的成長而感到自豪。

1923年3月18日，陳延年兄弟倆又與王若飛等人一起辦理了赴莫斯科的手續，第二年4月，陳延年等人便順利到達莫斯科，並被分配到了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

來到蘇聯的他們，開心專心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這段時間他們也是最開心的，因為他們終於可以不再一邊打工，一邊上學，可以一心一意讀書，他們想要學習好理論知識，以便日後回國實現自己的抱負。

在學習之餘，陳喬年還和同學肖三一起翻譯了《國際歌》，後來，這首歌也成了他和哥哥最喜歡的曲目。

就在蘇聯學習的第二年，由於國內革命發展需要，哥哥陳延年被急調回國。喬年的直接反應就是：“哥，我和你一起回去！”

延年拍著弟弟的肩膀說到：“我們要服從組織安排，你在這裡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做，好好讀書，我等你回來！”

陳喬年遲疑了一會，低聲說：“好，哥，我聽你的！”

弟弟把哥哥送到車站，而哥哥也一直沒有把眼睛從弟弟的身上移開過，他覺得弟弟如今不再是一個稚嫩的孩子，而是逐漸長大了，成為一個有著成熟氣息的大男孩。延年覺得，或許也只有和喬年分開一段時間，弟弟才能更快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鬥士。

而對於喬年來說，他是很難過的，也是不捨的，他習慣了跟著哥哥的日子，習慣了跟著哥哥走南闖北的生活，似乎跟著哥哥，他就有了做任何事情的力量。

“快回去吧！我見到'他'，會給你寫信的！”喬年知道哥哥說的那個“他”就是父親，現在就是他們的直接領導，需要稱為“同志”的父親。這時的哥哥還是不願意叫他一聲“爸！”，但陳喬年相信，總有一天，哥哥會的。

眼看著車要開了，喬年趕快說：“哥，路上注意安全，等我，我很快就會回去！”

就要分別了，兄弟倆的眼眶還是忍不住泛出了淚花，這次分別，是兄弟倆二十多年來的第一次分別，誰知這一別，竟成了永別……

陳延年回國不到半年，陳喬年也離開莫斯科回到了中國，就被派往北京工作，他擔任了北京地委的組織部長。而此時，哥哥陳延年正在廣州領導革命，並積極地融入到工農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助推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

就在陳延年正在為革命而不斷奮鬥時，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而陳延年慘遭叛徒陷害，被捕入獄。

被捕後的陳延年，任憑敵人如何“酷刑伺候”，絕不屈服，於7月4日在龍華刑場被亂刀砍死。臨死前，陳延年寧死不屈，堅決不跪，他高喊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視死如歸，只有站著死，決不跪下！”

犧牲時，陳延年只有29歲。一心革命救國、誓死不談戀愛的他，死時也沒有留下任何子女後代。

得知哥哥去世的訊息，陳喬年悲痛欲絕，對於陳喬年來說，他真的接受不了這個噩耗，哭著說：“哥，你又騙我！說好等著我回來呢！”

那天與哥哥的分別還歷歷在目，痛哭道：“哥，革命還沒有勝利，你還有那麼多事沒做呢？哥，你還不能死啊！”他暈倒了，醒來後，大病了一場。

在夢中，他隱約聽到哥哥的遺願，他決定，哥哥沒有完成的，他要繼續去做，去幫哥哥，更是幫自己！

從此，陳延年更加不要命地工作了，在與父親的交流中，他更加敢於坦誠布公地向父親說重話了，並且公開地對父親進行批評，陳獨秀也越發覺得喬年如此像他的哥哥。

1928年2月16日，因被叛徒出賣，陳喬年被捕入獄，或許，在他知道哥哥犧牲的訊息後，他就已經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1928年6月6日，陳喬年被押到了上海龍華刑場，英勇就義。他在監獄裡，留給獄友的最後一句話是：“讓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

哥哥犧牲一年後，弟弟英勇就義，似乎冥冥之中就在印證喬年的那句話，“哥，你去哪，我都跟著！”

和陳延年不一樣的是，陳喬年死前已與史靜儀結婚，但當時忙於營救陳喬年，妻子疏於對兒子的照顧，他們的幼子在早年便生病夭折了，而他的遺腹女陳鴻則在出生後被寄養在了一個朋友家。

後來，史靜儀一直在尋找陳喬年的這根獨苗，可惜，直到死時她也沒能見到這位失散的女兒。

史靜儀

陳松年：一生都在圍著陳家轉

如果說延年、喬年很少見過父親，那對於陳松年來說，見到父親更是一種奢望。1932年，陳獨秀被捕判刑，1933年陳松年來到南京探監，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父親。

松年和兩個哥哥不同，他從小在安慶長大，一直和母親生活在鄉下。他出生那年，父親和母親就離了婚，雖然陳獨秀給他的父愛最少，但他卻是為父親付出最多的孩子，陳獨秀晚年時，他是一直陪在父親身邊的一個孩子。

1937年8月23日，陳松年和後母潘蘭珍一起去接父親出獄。1938年，陳松年夫婦帶著祖母謝氏還有剛出生兩個月的長女長瑋從老家來到了武漢，後來就和父母一起到四川江津定居。

在陳獨秀晚年，只有陳松年一家人的陪伴，在陳松年的回憶裡，父親特別喜歡長女長瑋，經常逗她開心。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江津病逝，松年和後母一起料理了父親的後事。後來，幾經輾轉，松年才得以將祖母和父親的靈柩運回老家安慶。

解放後，由於父親的身份以及其他特殊原因，兩位烈士哥哥的名字無人知曉，松年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艱難，連生活都難以維持。

1953年，毛主席到長江沿岸巡視，詢問到陳獨秀後代生活怎麼樣時，才得知陳松年一家生活這麼困難，不僅立刻確認了陳延年、陳喬年兩兄弟的烈士身份，中共安慶地委統戰部還每月給陳松年30元的生活補助金，一直髮到1990年陳松年去世。

陳松年是陳獨秀眾多子女中第二長壽的，他活了80歲，同時他也是陳獨秀的孩子裡唯一一個沒有參加革命的孩子。

或許對於陳松年來說，一家人團團圓圓、其樂融融就好，但當時誰又能置身事外呢？

縱觀陳松年的一生，似乎都在圍著陳家轉：替大哥收屍，替二哥收屍，給姐姐料理後事，給母親、祖母、父親送終……

陳松年妻子竇珩光和子女的合影

玉瑩：在兩個哥哥犧牲不久後病故

高曉嵐生了兩個女兒，大女兒是玉瑩，小女兒剛出生幾個月就夭折了。玉瑩1900年出生，她和松年哥哥一樣，從小和母親一起生活在老家安慶。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民黨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她的大哥陳延年不幸遇害犧牲，這個訊息對於家人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祖母和母親哭的暈死過去。

那時，只有十七歲的松年和姐姐玉瑩一起去上海給大哥收屍，可是姐弟倆連大哥的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兩人只能在龍華點了幾炷香，燒了一些紙，紀念犧牲的大哥。

讓人沒有想到的是，本就支離破碎的家卻接二連三遭受創傷，就在大哥犧牲的第二年，二哥喬年也被害犧牲。

這次仍然是松年和姐姐玉瑩姐弟二人一起去上海為二哥收屍，當姐姐陳玉瑩見到躺在血泊中的陳喬年的時候，悲痛欲絕，因無法接受兩個哥哥的慘烈犧牲，受了刺激，從此一病不起，沒過多久就病逝了。

而他們的母親高曉嵐知道喬年犧牲的訊息後，整天以淚洗面，沒過多久，也就悲痛而亡。

高曉嵐

鶴年：積極參加抗日，後移居香港

沈鶴年是高君曼所生，也是陳獨秀最小的兒子，1913年生於安慶，後因為父母感情不合，便和母親一起遷居到了南京。

在陳鶴年18歲那年，母親高君曼因病去世，他與姐姐陳子美在親友的幫助下，把母親安葬在南京城西的清涼山上。處理完母親喪事，姐弟倆就分開了。

後來，陳鶴年來到了北平求學，在求學期間，他便積極參與抗日動員工作，在此期間，他也認識了其後來的妻子許桂馨。

當時陳鶴年由於經濟困難，便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到成都我的《世界日報》工作，後來因為他參加的抗日活動被日本人發現，被迫轉移。1938年11月，陳鶴年帶著家人去了香港。

新中國成立後，妻子許桂馨帶著四個孩子在北京生活，而陳鶴年一直留在香港。1958年，兩人離婚，陳鶴年與許桂馨離婚後又重新組建了家庭，2000年，陳鶴年在香港因病逝世。

子美：與弟弟鶴年分開後，輾轉移居美國

陳子美是陳獨秀與高君曼的第一個女兒，1912年出生，子美和弟弟鶴年一起處理完母親的後事，與弟弟分開後，就到杭州電信局當了一名電報員。

後來，陳子美在杭州結識了張國祥並與之結婚，共育有5個孩子，後因為丈夫另尋新歡，兩人便離婚了。

解放後，陳子美與李煥照結婚，婚後生了兩個兒子，全家遷到了廣州。後來，陳子美和兩個兒子一起，經香港、加拿大，最終來到了美國，便一直在美國紐約生活，直到2008年4月在紐約病逝。

陳獨秀，我國民眾思想的重要啟蒙者，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之一，在他的影響和薰陶之下，長子陳延年和次子陳喬年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對我黨的革命事業具有重大的推動意義。正是像延年、喬年那樣無數革命志士的犧牲，才換來了今天民眾的覺醒以及今天的和平生活，陳氏一家堪稱“滿門忠烈”！

願今天之盛世如你們所願！

數革命志士的犧牲，才換來了今天民眾的覺醒以及今天的和平生活，陳氏一家堪稱“滿門忠烈”！

願今天之盛世如你們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