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13日，病困交加的陳獨秀迎來了老友包惠僧的到訪，這讓他十分喜悅。自從1938年避居在江津，這個距離重慶180裡水路的小縣城後，曾經風頭無兩的陳獨秀早已是門庭冷落。不幸的是，陳獨秀當夜再度發病，醫治無效，進入生命垂危期，於5月27日病逝，終年64歲。
在陳獨秀生命的最後時刻，陪在他身邊的除了第四任妻子潘蘭珍外，還有他的第三個兒子陳松年。陳獨秀的兒子中，比較有影響力的是長子陳喬年和次子陳延年，不幸的是這兩位都犧牲在蔣介石反革命的屠刀之下。
陳松年是陳獨秀的三子，跟延年喬年是一個母親所生，卻沒有像他的兩個哥哥那樣去北京上海讀書，甚至出國留學。當他1910年在老家安慶出生時，陳獨秀已經跟他們的小姨高君曼生活在一起，很少回到老家。陳松年跟母親在老家艱難度日，直到23歲時，他才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父親。
1932年，擔任“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總書記的陳獨秀，被蔣介石以“危害民國罪”逮捕。儘管陳獨秀是“反對派”的總書記，但在蔣介石看來，仍然是“危害民國分子”。在審判席上，被問到“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時，陳獨秀慷慨陳詞，痛斥蔣介石政府：
用刺刀壓制人民的發言權；人民窮至極點，官僚軍閥卻拼命斂財；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府則步步退讓。蔣介石所謂的長期抗戰，只是長期抗戰四個字，歸根結底還是不抵抗。
1933年，陳獨秀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關押在南京。這年暑假，陳松年帶著安慶蔬菜去探監，在那個擺著兩個大書架的監獄中，兩位本該是最親近的男人終於見面了。一切都是那樣的陌生，對視一陣後，陳松年潸然淚下。長到這麼大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父親，不免悲喜交集，落淚似乎更說明陳松年是一個重感情的人。
然而，陳獨秀對子女的教育方式嚴格到近乎殘酷，延年喬年兄弟倆小小年紀便要自謀生路，賣苦力賺取留學學費。兄弟倆在這種磨礪下，最終也都成為鋼鐵漢子，慷慨赴義，堪稱英烈兄弟。對於陳松年，儘管此前從未見面，陳獨秀自己還落入獄中，也還是沒有改變他的一貫態度。
看到落淚的陳松年，陳獨秀當即很是不高興，瞪著雙眼呵斥兒子：“沒出息，流什麼淚！”陳獨秀當時兩眼發光的表情，讓陳松年大為震驚，以致終生難忘。陳松年晚年接受採訪時，還能清楚地說起當時的情景。
陳獨秀或許不會想到，這個第一次見面就被他訓斥的兒子，日後會在他最艱難的時刻，一直陪伴在自己身邊。但他對待兒子的態度就是這樣，並不是不愛自己的兒子，只是愛的方式與常人迥異。當陳延年、陳喬年先後犧牲後，高君曼在家設靈位，為他們“剪紙招魂”，陳獨秀還在笑她迂腐。然而當西安事變的訊息傳到南京監獄時，陳獨秀卻老淚縱橫，斟酒灑地，祭祀兩個壯烈犧牲的兒子。
陳延年、陳喬年
陳松年不像兩個哥哥那樣強硬，他不會去反抗這個好不容易才見到的父親，對陳獨秀是又敬又畏。自從1933年暑假探監後，他年年暑假都會去監獄探望父親，儘管從那兒還是得不到任何溫暖的言語，但這份親情對於陳松年來說，彌足珍貴。
陳松年3歲那年，祖父去世靈柩還未發喪，袁世凱便派人到家裡搜捕陳獨秀，並揚言要斬草除根。陳獨秀根本沒有在家，來人除了將陳家洗劫一空外，還要將陳獨秀的兒子抓走。陳延年跟陳喬年得到訊息後翻牆逃走，陳松年太小，也跟著兩個哥哥翻牆，一下子就跌落下來，掉在鄰居家的澡盆子裡。幸虧鄰居急中生智，將他當做自己的兒子，順勢給他洗澡，陳松年才逃過一劫。
陳松年17歲那年，大哥陳延年在上海被捕犧牲，祖母和母親聽到噩耗後哭暈過去。陳松年跟姐姐玉瑩到上海處理哥哥的後事，國民黨當局卻不讓他們收屍，甚至看都不讓他們看一眼。姐弟倆在哥哥就義的地方燒了點紙，點了一炷香，痛哭一場。
第二年，二哥陳喬年又在上海被害，母親連失兩子受不住打擊，一病不起。又是松年跟姐姐到上海處理後事，國民黨政府還是不讓收屍，卻同意他們看一眼。當他們看到陳喬年犧牲的慘狀，姐姐陳玉瑩受到嚴重刺激，精神失常，一病不起。不久後，母親跟姐姐都相繼離世。
短短几年間，陳松年失去四位至親，而他還只是個不滿20歲的青年。在這樣的情況下，父親陳獨秀成為了這個年輕人唯一的慰藉，而對陳獨秀來說，在這個時候出現在自己面前的兒子，又何嘗不是一種慰藉呢？
陳松年
1937年“七七事變”後，經胡適和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保釋，陳獨秀得以出獄。董必武曾奉中央之命前去看望陳獨秀一次，兩人談了很長時間，董老勸他寫一個書面檢討，回黨工作。陳獨秀回覆說，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礙難遵命。
不久後，陳獨秀離開南京，在武昌雙柏巷租了三間平房暫居。此時，日本人已經入侵到陳獨秀的老家安慶，陳松年曾試圖將家中財產藏到鄉下，但最終還是被洗劫一空。隨後，陳松年帶著帶著妻子、1歲大的女兒以及祖母謝氏到武漢找陳獨秀，實現一家團聚。
聽說兒子要來，陳獨秀感到十分高興。當時戰場局勢變化很快，陳獨秀已經計劃好離開武漢去重慶。他一面為兒子的到來而高興，一面又擔心自己這個看上去有些木訥的兒子，能否帶著一家人平安到達四川大後方。為此，陳獨秀在漢口動身前，給陳松年寫了一封信：
松年：
祖母及汝等動身後，曾託李俠公先生以航空信請求史嶽門君，派人於大和抵埠時照料，並代購赴重慶船票，不知此信到達否？不論此信是否達到，你務必到史君去一趟，留下你們的住址，以便我到宜昌時尋找。
我或能於明後日乘（武漢）行營開重慶的差船，在宜昌換船時，我必登岸尋你們。你們有船便行，千萬不必在宜昌等我，倘一時買不到船票，我到宜昌時，或隨原船同行，或另覓他船同行，都好辦。倘收到此信時有船可行，可將我附來寄潘贊化先生的信原封由航空信寄去（信中空處填某公司船名，至要！）以便到重慶時有人照料好些，到重慶登岸到客寓，你們都必須坐轎，萬萬不可省此小費！
……
從這封信中，我們看到的陳獨秀似乎有些陌生，看過《覺醒年代》的都知道，陳獨秀在兒子面前從來都是極為嚴苛。陳延年跟陳喬年在上海，白天做苦力打工，晚上在《新青年》發行廳地板上睡覺。繼母高君曼想讓他們到家中食宿，都遭到陳獨秀堅決反對。
可是在這封給陳松年的信中，陳獨秀對兒子的殷殷關切之情溢於言表，甚至對當時已經28歲的陳松年，像是一個普通父親對剛入社會的兒子一樣，想要儘自己所能，對每一個環節走做好詳細的安排。信中不斷重複的“千萬”、“必須”、“萬萬”、“至要”，不僅多處使用驚歎號，還再三綴以著重號，在如今看來，甚至有些嘮叨了。而這在陳獨秀的通訊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陳獨秀為兒子一行人的行程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寫快信託在宜昌的友人代為照料，並幫忙購買到重慶的船票。讓兒子一定到宜昌後一定要留下住址，以便他抵達宜昌時可以找得到。此外，陳獨秀還一再對陳松年說，千萬不能在宜昌等他，一旦有船就先走，且在重慶安排好了能妥為照料的友人。這樣的安排，實在是太周到了。
幾經輾轉，一家人在重慶得以團聚，但貧病交加的陳獨秀受不了重慶的繁華熱鬧，受好友鄧仲純之邀到小小的江津縣城。當陳獨秀到了江津後，不料卻遭到鄧仲純的妻子閉門謝客，偏偏鄧仲純是個妻管嚴。可憐陳獨秀一個大名士，以往所到之處都是爭相設宴招待，卻落得無處容身。
陳獨秀江津舊居
在客棧住了數日後，陳獨秀才尋得一處安身之所，安定後即刻給尚在重慶的陳松年又寫了一封信：
松年：
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無，屋也沒有了，方太太到渝，諒已告訴了你們，倘非攜帶多件行李，次日即再回重慶矣。倘非孝遠先生招待（仲純之妻簡直閉門謝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慶也。幸房東見我進退兩難，前日始挪出樓房一間，聊以安身，總比住小客棧好些，出門之難如此，幸祖母未同來也。
……
在這封信裡，陳獨秀毫無顧忌地訴說自己的困境與難堪，這簡直跟那個一身傲氣的陳獨秀有著天壤之別了。此前多次入獄，他都昂首挺胸，從不服軟。面對蔣介石集團的審判，依然當庭歷數蔣介石政權三大罪狀。甚至當他到重慶時，蔣介石還曾派要人找他擔任國民政府官員，已經窮困潦倒的陳獨秀大罵蔣介石：“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剛毅無比的陳獨秀，面對兒子陳松年，卻主動將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呈現出來。當年被袁世凱通緝，倉皇逃到日本的陳獨秀，仍然堅信自己有朝一日能改變中國現狀。此時，卻在兒子面前無奈承認，出門之難如此。
即便不是剛毅如陳獨秀，在父道尊嚴的中國傳統中，又有幾個父親，在遇到如此不堪的窘狀時，不是儘可能地隱藏遮掩，哪裡會肯在自己兒子面前如此“丟臉”？但陳獨秀就是這樣做了，他在信中講自己的遭遇娓娓道來，似乎毫無芥蒂。
不久後，陳松年帶著家人也到了江津，在一所中學教書，與陳獨秀隔江而居，時常帶著妻兒去見父親。讓陳獨秀在埋頭著書中，享受到難得的天倫之樂。而此時包括陳獨秀在內，一家人的生活，也全靠陳松年夫婦教書的微薄薪資維持。
在大家看來，陳獨秀一生少“兒女情長”，但此時的陳獨秀，或許是人到晚年害怕寂寞，或許在幾經起伏後，認識到親情的可貴。他非常喜歡和兒子、兒媳及孫子們在一起說說笑笑。正是陳松年一家的到來，給父親陳獨秀平添了不少的歡樂。陳松年是一個孝子，他既孝敬父親，也很尊重後母潘蘭珍。他直呼跟自己歲數相仿的潘蘭珍為母親，也叫到子女尊重潘蘭珍，平時都親熱地叫她二奶奶。
陳獨秀去世後，陳松年將他安葬在江津縣大西門外鼎山。1947年，陳松年遵照父親遺囑，將陳獨秀的棺木從江津遷回故鄉安徽安慶，安葬在北郊十里鄉林業村，與原配妻子合葬一處。在搬運父靈柩時，松年怕國民黨見到“陳獨秀”三字後搗亂，就在父親棺木上寫上了父親科舉時使用的名字“陳乾生”。戰亂年代，陳松年沒有為父親修墓，通往墳地的，也只是一條狹窄的泥路。
回到老家後，陳松年沒有了教書的工作，生活極為艱難。建國後，因為父親陳獨秀複雜的身份和各種複雜因素，陳松年一家人的生活仍然沒有改善。但即便家境再困難，陳松年夫婦都竭力供兒女們上大學，以保住陳家書香門第的家風。在那些年，陳松年當過會計，教過書，最後到一家磚窯廠當工人、技師，妻子竇衍光也曾到窯廠抬土、修鐵路、糊火柴盒。
1953年2月，毛澤東主席南巡途中在安慶短暫停留，在“長江艦”上找來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市委書記趙瑾山談話，專門問到陳獨秀老家的情況。在傅大章的彙報中，毛主席瞭解到，陳松年在窯廠工作，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賣掉了陳獨秀在北京的一座房子。而這座房子，就是陳獨秀當年在北京的故居，也是《新青年》的編輯部。
毛主席視察安慶
毛主席當下批評了傅大章等人，向他們講述陳獨秀的歷史貢獻，而且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都是英勇犧牲的革命烈士。“我看對於陳獨秀這個家庭，自然也應該以烈士的標準來對待。”毛主席說完後特別強調了一句，同時指示安慶市的領導，對於陳松年一家應該予以特別照顧。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從此之後，安慶市委每月都給陳松年補助30塊生活費，而此時在安慶窯廠打工的陳松年根本不會想到，毛主席還掛念著自己的生活情況。後來，晚年的陳松年對周圍的人經常說：“當時的我真心感謝毛主席，並不僅僅是因為錢的緣故，更是因為毛主席給了自己和全家人應有的地位。到了後來，我從來沒有受到過什麼不公正待遇，也多虧這30塊錢，我家裡的4個孩子有3個上了大學，這筆錢幫我解決了很大的困難。”
毛主席視察安慶
跟父親和兩個哥哥相比，陳松年只是一個普通人，但他也成為了那一段歷史的傳承者。他親手料理了父兄的後事，將陳家後人培養成人，在各行各業過著安穩的生活。陳喬年在生前曾說過，讓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如今，陳家後人以及我們所有的人民大眾，不正是在享受著這樣的幸福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