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6月18日凌晨天剛矇矇亮，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一片寂靜，突然，集合號響徹整個校園，1000餘名師生匆匆整裝，趕到尚武堂前聽校長蔣百里講話。
蔣百里站在尚武堂的石階上，神色凝重地說：“我曾經教訓過你們，我要你們做的事，你們必須辦到，你們要我做的事，我同樣也要辦到；你們辦不到，我要責罰你們，我辦不到，我要責罰我自己。現在你們一切都還好，沒有對不起我的事，我自己不能盡責任，是我對不起你們！”
說罷，蔣百里拔槍朝自己胸口開了一槍，黃呢軍裝瞬間被鮮血染紅。
站在前排的師生慌忙衝上石階為蔣百里止血，又合力將他抬進了校長室。
半年前，與蔡鍔、張孝準並稱“中國三傑”的蔣百里就任保定軍校校長，引發了多方矚目。
就任當天，他在全校師生面前立誓：“我此次奉命來長本校，一定要使本校為最完整之軍校，使在學諸君為最優秀之軍官。將來治軍，能訓練出最精銳良好之軍隊。我必當獻身於這一任務，實踐斯言！萬一不效，當自戕以謝天下！”
蔣百里在就任典禮上“不成功、則成仁”的決心當時便震撼了軍政界。
上任後，他在軍紀、教學、校務、校風等方面大刀闊斧的改革也頻頻引發關注。
如今，他自殺的槍聲，同樣震動了整個朝野。
蔡鍔將軍公開要求北洋政府徹查此事，追究責任。
即將在7月上任國務總理的熊希齡也表示：“此案如不水落石出，誓不罷休。”
迫於各方壓力，袁世凱急命交通總長曹汝霖聯絡日本公使館派最好的醫生去保定救人。
當時，日本駐華使館除駐有日本兵外，還有醫官和軍醫負責醫療事務。
見袁世凱頗為心焦，日本公使料到此次病人不尋常，便立即派醫護人員乘坐交通部特備的專車前往保定。
不久，陸軍軍校的校長專用馬車在保定車站接到了軍醫平戶和護士長佐藤屋登，並飛速馳向軍校。
平戶醫生和佐藤護士趕到校長室時，蔣百里已無生命之虞。
其實，在蔣百里拔槍自戕的瞬間，因為貼身警衛及時奪槍，子彈偏離了心臟，而由前胸兩根肋骨間射入，擦傷小肺尖後，又從後背的兩根肋骨間穿出，蔣百里僥倖逃過了一劫。
平戶醫生檢查傷勢後表示無須做手術，而需要長期靜養，尤其不能再有悲觀厭世的念頭。
但蔣百里正是因為強軍救國的壯志難酬，想透過一死喚醒當權者，雖然被救活，但他依然萬念俱灰，平戶醫生甚至在他枕頭下搜出許多安眠藥。
為防蔣百里再次輕生，平戶醫生留下佐藤護士看護和開導他。
為了弄清蔣百里的心結，佐藤在給蔣百里打針喂藥之餘，一再與他傾心交談，因此知道了他立志興軍強國，不惜放棄雲南省民政長的官職，就任軍校校長，卻遭到各派軍閥的掣肘，報國無門，只想以死喚醒昏聵的當權者。
瞭解到蔣百里的心結所在，佐藤勸慰他：“忍是大勇者之所為，自殺非勇而是逃避人生責任。人生責任要以大無畏的精神衝破一切難關，求其理想之實現。你如果不能忍，將來如何能夠成大功勝大業？有熱血有能力的好男兒如果輕言犧牲，國事由何人承擔？如何對得起國家及培植人才的老前輩？”
在佐藤的開導下，蔣百里的心結漸漸解開了，同時他也對這位看似柔弱卻明白事理的異國女子動了心。
圖 | 蔣佐梅
喜歡是藏不住的，即使捂住嘴巴，也會從眼睛裡溢位。
佐藤自然也感受到了蔣百里的情意，但她只是出於護士的職責看護和開導他，從未有過其他想法，更沒想過嫁給中國人。
為了避免尷尬，她在三週後返回了北京。
蔣百里傷勢好轉後，主動向陸軍部辭職，轉至北京療養。
在北京的醫院，他驚喜地發現，自己仍是由平戶醫生和佐藤護士負責。
人生最難是重逢，蔣百里分外珍惜這次機會，他向佐藤展開了求愛攻勢，遭遇挫折後，又請袁世凱為自己助攻。
袁世凱很看重蔣百里的才學和能力，便替他請日本駐華公使從中撮合，公使又轉託平戶醫生徵詢佐藤的意見。
眼見蔣百里因自己驚動了大總統和日本駐華公使，佐藤倍感壓力。
於是，她修書一封寄回家裡，讓父母發一封“母病速歸”的急電，幫她脫身。
佐藤回國了，但蔣百里並沒有放棄，他輾轉打聽到她家的地址，寄去一封封傾訴情意的信件。
蔣百里的情書如一支支丘位元射出的神箭，射向佐藤的芳心。
其實，佐藤對蔣百里並非無情，回國後她也向父母提起了他，但父母勸她：“日本不是沒有好青年，何必嫁給一個身帶暗傷的中國人呢？”
圖 | 年青時的蔣百里
兩難之下，她只好勸蔣百里對自己死心。
但蔣百里知道了佐藤心中有自己，態度更加堅定，索性寫信告訴她：“我因你而生，你現在又想置我於死地！我馬上到日本，要死就死在你的家裡。”
見蔣百里如此痴情，佐藤非常痛苦。無奈之下，她把蔣百里的來信一一拿給父母看。
仔細看過厚厚一沓信件，父母都被蔣百里寄託在信中的深情感動了。
長久的沉默後，母親說：“一個人呱呱墜地時，就把一生的命運帶來，你救過他一次，便應當再救一次！愛情是無國界的，我料他終身不會讓你受委屈，你若捨棄他另嫁別人，你此生必耿耿於懷，這精神的痛苦對你也是不利的。”
父親也鼓勵她：“你嫁去後若受了委屈，隨時回國來，我會把你應得的產業留給你。”
有了父母的支援，佐藤終於不再糾結。
1914年秋季，佐藤乘船抵達天津塘沽港，在碼頭上迎候的蔣百里終於等到了闊別已久的心上人。
當年，兩人便在天津德國飯店舉行了婚禮。
婚後，蔣百里給佐藤起了個地道的中國名字：蔣左梅，又在故鄉硤石東山的西麓購地數畝，種植梅樹兩百株，取名“梅園”。
但是，對於身處亂世卻心繫家國的蔣百里，寧靜的生活註定只是鏡花水月、海市蜃樓。
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暴露後，蔣百里與梁啟超、蔡鍔一起，積極投身於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運動中。
看到丈夫常與諸多名流徹夜商談，左梅知道他們必會有大動作。但蔣百里不說，她便從來不問，只是默默地照顧他的飲食起居，療愈他的身體，希望胸懷大志的丈夫能一展報國志。
左梅知道丈夫是個以國事為重的人，他殫精竭慮護國，她便無怨無悔守家。
但是，左梅絕不僅僅只是一個賢內助，暴風雨襲來，她也能成為家裡的主心骨，做丈夫的堅強後盾。
1930年，因學生唐生智發兵討伐蔣介石失敗，蔣百里受到牽連，在2月被捕入獄 ，關押在南京看守所。
當時，左梅正因病住院。因為擔心丈夫情緒低落，她立即出院，照顧5個女兒之餘，還精心收集中外名人獄中生活的相關資料，認真摘抄，寄給丈夫，鼓勵他振作精神。
過了一段時間，看守所允許家屬每天探監，左梅把已經讀書的大女兒、二女兒和三女兒安排進寄宿學校，自己又帶著年紀尚幼的四女兒和五女兒搬到南京看守所附近住，就近照料丈夫的飲食起居。
自從左梅每天帶兩個幼女探監，蔣百里的獄中生活變得豐富起來。
他每天給兩個女兒講解唐詩宋詞、講故事，再練練書法、打打太極拳，心情舒暢了很多，緊蹙的眉頭也隨之舒展。
生逢軍閥割據的民國，蔣百里空有一身抱負卻無處施展，正如古詩中那句“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幸而有了美滿的家庭，他的愁苦憤懣才得以減輕。
圖 | 蔣百里全家福
1931年，在各方的積極營救下，蔣百里順利出獄。就在這年，日本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國人抗日情緒開始高漲。
1932年1月28日，日軍又將戰火燒到了上海，出獄不久的蔣百里也投身抗日戰爭中。
面對日軍步步蠶食，悲觀論甚囂塵上，蔣百里卻富有遠見地提出：“中國對日不懼鯨吞，乃是怕蠶食。故對日不應步步後退，而要主動地實施全面抗戰！”
他又在軍事著作《國防論》的卷首堅定地寫：“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
面對備戰多年且兇殘成性的日寇，匆忙應戰的中國軍民難免心生怯意，此時的中國正需要一位有威望的將軍站出來給大家信心，蔣百里的態度無疑鼓舞了無數人計程車氣。
何況，蔣百里不僅告訴大家“中國有辦法”，並且針對日本“蠶食中國”的陰謀，提出了“全面抗戰”這一具體辦法。
中日戰爭爆發後，左梅處於兩難之中，但她沒有考慮國籍，而是站在了正義一邊。
她毫不避諱地說：“中日交戰，是日本軍閥侵略的過錯。”
看到中方將士傷亡慘重，家中積蓄又捐贈一空，她便變賣自己的首飾，買來紗布、布匹，帶女兒們一道趕製繃帶和軍衣，送往前線，救助傷員。
而且，因為擔心自己的日本國籍會減損丈夫抗日的威望，左梅堅持住在香港，並且謝絕日本人的來訪，甚至和孃家人也斷了音信。
隨著戰局愈發嚴峻，蔣介石在1938年9月委任蔣百里為陸軍大學校長，可惜當年11月，蔣百里便因日夜操勞，突發心臟病，不幸逝世。
去世前幾天，他仍在四處奔走講演：“中國對日本,打不了,亦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麼天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日寇妥協,最後勝利定是我們的。你不相信,可以睜眼看著。”
可惜，這位堅信“勝利定屬於中國”的鐵血將軍終是沒能親眼看到中國勝利的那一天。
圖 | 1932年在上海家中
抗戰勝利後，蔣百里遷葬杭州，人們驚訝地發現蔣百里的屍骨竟然未腐。
好友竺可楨撫棺哀哭：“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國戰勝矣!”
蔣百里去世，左梅傷心欲絕，更令她傷心的是，蔣百里的好友馮玉祥懷疑是她在中國全民抗日的關鍵時候暗殺了自己丈夫。
蒙受不白之冤，左梅沒有回日本尋求孃家庇護，而是留在中國繼承亡夫遺志，不僅主動為抗日募捐，更親赴前線救治中國傷員。
餘生裡，她不穿和服，不說日語，堅持用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女兒們。
除了大女兒早逝，她的四個女兒皆學有所成。
其中三女兒蔣英最為世人熟知，蔣英是享譽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也是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夫人。
如今，錢學森已是家喻戶曉的“中國航天之父”，但少有人知的是，錢學森當年立志研究航空理論，遭到錢父反對，是蔣百里幫他說服了父親。
1935年錢學森赴美留學，讀的是航空工程專業，繼續深造時，錢學森選擇攻讀航天理論，但錢父認為中國航天工業落後，應該繼續研究航空工程。
是身為錢父好友的蔣百里堅定地告訴錢學森：“現代軍事發展空軍非常重要，我們中國早晚要有自己航空方面的專家，你學航空理論我非常同意，至於你爸爸的想法你不用憂慮，我回去會做通他工作的。”
在蔣百里的遊說下，錢父認識到西方國家航空研究趨向工程、理論一元化，工程是跟著理論走，這才欣然應允兒子轉學航天理論。
即使後來錢學森成為名滿天下的科學家，他仍然對蔣百里深懷感激，常常對身邊人說：“我這一生裡，對我影響最大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支援、保護我的周恩來總理，另一個就是我的岳父蔣百里。”
左梅夫人晚年一直和女兒女婿住在北京，直到1978年10月17日病逝，享年88歲。
遵從她的遺願，最後墓碑上刻的不是日本名字佐藤屋登，而是蔣左梅——一個傳統中國女人的名字。
1984年，蔣英將母親的骨灰移至杭州，與父親蔣百里合葬在鳳凰山下南山陵園。
曾經，她隨他而來，看著他日日憂國憂民、死而後已；他走後，她替他看到抗戰成功、中國獨立；而今，她又尋他而去，將他一生期盼的勝利告訴他。
他們用一生證明，真正的愛，超越空間、時間，甚至生死。
文 | 安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