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0月，27歲的顧維鈞受命出任駐美國公使，他攜新婚妻子唐寶玥赴美上任，正式開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
任命如此年輕、資歷淺的公使，不僅在中國，就是在國際上也實屬罕見。
一、嶄露頭角
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歐美忙於歐洲戰場，無暇東顧，日本急於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據為己有，妄圖進一步獨霸中國。
1914年9月2日，日軍以對德宣戰為藉口，強行在山東龍口登陸，並向青島進攻。
袁世凱政府急忙召開內閣會議，同時邀請了三位外交部參事，其中之一就是留學美國的顧維鈞。
顧維鈞第一次在政府最高核心會議上，明確表達自己的主張：堅決抵禦日本侵略，收回山東主權；也是第一次就山東主權問題發表見解。
當然，袁世凱並沒有採納顧維鈞的主張。
從此，山東主權問題是顧維鈞揮之不去的心結，與日本死磕了30年，不論日本如何威脅、恐嚇，顧維鈞從沒有動搖過。
不過，透過這次會議，顧維鈞的才華和談吐，受到袁世凱和國務總理唐紹儀的關注，開始在民國的外交界嶄露頭角。
二、顧唐聯姻
顧維鈞和唐寶玥的婚姻帶一點政治色彩，因為唐寶玥是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的女兒。
顧維鈞一生經歷了四段婚姻，第一位是由家裡包辦的婚姻，女子張潤娥，是當地與顧家門當戶對的傳統女子，她纏足、不識字，遭到顧維鈞的拒絕。
因此，顧維鈞與家裡產生了矛盾，但他不能忤逆父母，就娶了張潤娥。可顧維鈞既沒有像胡適那樣，和包辦的老婆生兒育女；也沒有像魯迅那樣，和包辦的老婆老死不相往來；他選擇了協議離婚。
這段婚姻主孝，但又不是愚孝，顧維鈞顧全了父親和家人的面子。由於沒有婚姻之實，所以，顧維鈞的家人和嘉定的父老鄉親，都認為唐寶玥為顧維鈞的原配夫人。
顧唐聯姻主貴，唐紹儀晚清時期留學美國耶魯大學，曾官至清朝一品大員，袁世凱竊取民國總統職位後，唐紹儀出任民國首位國務總理。
顧唐聯姻，對於顧維鈞的仕途起到了莫大的作用，這一點顧維鈞並不諱言。
不過，也是基於他卓越的外交才能，沉穩、機敏、雄厚的學識，才成就了“民國第一外交官”的輝煌。
當時顧維鈞剛留學歸來不久，在總統府和內閣擔任秘書。有一天，唐紹儀推薦他參加一個野餐會，並特意告訴他，自己的女兒也參加。
就這樣他與唐寶玥相識了，顧維鈞年少英俊，他們兩人一見面就互生好感。
唐寶玥大家閨秀、彬彬有禮；顧維鈞溫文爾雅、風度翩翩，隨後他們自然而然陷入熱戀。
顧唐戀愛，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顧維鈞終於為自己的婚姻做了主。父親聽到兒子的彙報後，心中認同兒子的選擇，遂邀請唐小姐到家中見了父母。
唐紹儀看好顧維鈞的才華橫溢，能擁有這樣的女婿，自是皆大歡喜。
雙方家長這一關贏得讚賞，二人的婚期就定下了。1913年6月3日在上海公共租界體育場公園（今虹口公園）舉行了隆重盛大的婚禮。
顧、唐兩家的婚事，在當時的上海一時成為美談。
顧維鈞與夫人唐寶玥
三、香消玉殞
唐寶玥婚後隨丈夫赴美上任，顧維鈞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中國是弱國，弱國外交處處受制於人，顧維鈞以他敏銳的眼光，認為尋求美國的支援，來抗衡西方勢力對中國的欺負。
他將工作日程安排得滿滿，抓住一切機會與美國朝野人士廣泛接觸，爭取他們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援。
到美國後的兩年多，夫妻倆有了一兒一女。可想而知，顧維鈞幾乎天天晚歸，唐寶玥忙於照顧小孩，照顧丈夫，並且需要時常陪伴顧維鈞出席各種外交活動，日子在忙碌中匆匆度過。
也許是超負荷的忙碌，損害了唐寶玥的健康。1918年10月17日，在生下小女兒顧菊珍後，唐寶玥的身體明顯地虛弱了。
唐寶玥並沒有停下來修養身體，而是全力支援丈夫的事業。
在她去世前三天，美國有兩大盛會同時舉行，一個在華盛頓，一個在費城，顧維鈞無法分身，希望夫人代表他去參加其中一個會議。
唐寶玥心疼丈夫長途跋涉，自告奮勇願去費城，以顧公使夫人身份周旋於與會女士之間。
當時，美國正流行西班牙流感疫情，唐寶玥身體虛弱，在歸途中不幸染上疫情，體力已不支。
回來後，又接到某公使夫人的邀請，唐寶玥勉強支撐前往，略微應酬即回。
第二天，顧維鈞還在大使館工作，突然接到醫院的病危通知書，他瞬間傻眼。當他心急火燎地趕到醫院時，一切都晚了，唐寶玥已離他遠去。
唐寶玥去世時，僅有29歲，留下3歲的兒子和剛滿一個月的女兒。剛過而立之年的顧維鈞，回首和妻子短短5年的甜蜜生活，痛徹心扉、痛不欲生。
顧維鈞唐寶玥與長子
四、奔赴巴黎
正當顧維鈞陷入巨大的悲痛中時，接到了北洋政府的指示，指定他為“巴黎和會”的五名代表之一。
顧維鈞本想推辭，因為他正經歷著喪妻之痛，還有很多事情需要他處理，還有一雙幼兒不知如何安置。
但是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深切感到“巴黎和會”對於中國有多重要。
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始終處於不平等地位。尤其是日本“二十一條”的無理要求，強迫中國簽字的條約，明擺著欺人太甚。
“英之於西藏，俄之於蒙古，日之於山東，葡之於澳門，均屬未了問題”，顧維鈞要據理力爭。
顧維鈞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堅定地選擇國際法和外交專業，就是為了有朝一日，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
在顧維鈞看來，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機會，中國作為戰勝國參會，可以謀求某種程度的公平待遇，爭取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全在此一戰，他沒有理由不衝鋒陷陣。
該啟程了，顧維鈞將一雙兒女，託付給使館的同事幫忙照顧，沒有了妻子的柔情關懷，31歲的顧維鈞，體會了漫無邊際的孤獨和痛楚。
1918年12月中旬，顧維鈞到達了巴黎。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在美、英、法、意、日五國把持下終於開場了。
參會國的席位分為三個檔次：五個、三個、二個。中國被列為最末一等，只有兩個席位。雖然中國屬於戰勝國，依然被踩在最下面，不管中國代表團如何提出要求和抗議都沒用。
從最小的細節都可以感受到，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有多麼的微不足道。
1月27日的上午，在沒有中國代表參加的五國十人會上，日本代表牧野提出，要求和會確認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美國總統威爾遜表示應當聽聽中國的意見。
當天中午，臨時通知中國代表團，下午三點討論山東問題，邀請中國代表到會申述立場。
當時北京政府，以參戰宣佈過遲為由，不應提出過多要求，不敢提歸還山東的主張。所以，代表團顯然沒有準備。
值此關鍵時刻，團長陸徵祥推脫身體不舒服，把重任交給其他四個代表，顧維鈞在四人當中是最年輕的一位，他對山東問題從沒有放棄研究，其他人堅持推薦顧維鈞發言。
歷史選擇了顧維鈞，顧維鈞也抓住了歷史的機遇，機遇也最青睞有準備之人。
顧維鈞在會上從容鎮定不用講稿，即席演講，從山東的歷史地理、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闡述中國對山東無可爭辯的主權；同時引經據典，引用國際法名家的見解，印證中國收回山東主權的合法性。
顧維鈞在“巴黎和會”期間
在發言中有一段話，為後人奉為經典名句：
“西方出了聖人，他叫耶穌，基督教相信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而在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他叫孔子，連日本人也奉他為東方的聖人。
牧野先生你說對嗎？”牧野不得不承認：“是的。”
顧維鈞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聖人，那麼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是東方的聖地。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
顧維鈞的發言敘述清晰、言辭得體、不卑不亢、有理有據，贏得與會各國代表的一致讚賞。
顧維鈞後來對這次演講，說過一段話：“那天鄙人雖無片紙底稿，或因鄙人激於憤慨，一本國民愛國天良，隨口暢言，思想如泉水湧湧而起。不顧及到辭令，但求說之明晰而已。”
雖經顧維鈞的不懈努力，“巴黎和會”仍一再拒絕中國的正當要求，1919年6月28日，這一天，被歷史永遠記住。
中國拒絕在合約上簽字，使國際外交界為之愕然，表示了中國維護國家主權的堅定決心。
1919年的“巴黎和會”，標誌著中國外交，開啟了中國在國際關係中敢於說“不”的外交，結束了中國在列強壓迫下“始爭終讓”的慣例。
“巴黎和會”上顧維鈞的這次演講，堪稱中國外交史上的壯舉，也奠定了顧維鈞成為一名傑出外交家的堅實基礎，在民國的國際外交界熠熠生輝。
顧維鈞-“民國第一外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