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在上海成立，經過28年的艱苦奮鬥，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於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擔任國務院總理。

誕生之初的中國共產黨是極其脆弱的，無論從經濟方面還是政治方面，皆是時刻需要國際共產主義“照顧”的弱小組織。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和中國共產黨的靈魂人物，在革命前期卻始終沒能進入中共的核心領導層。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誕生始，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的召開，毛澤東才在周恩來、王稼祥和張聞天三人的推薦下進入了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名單，此後他以驚人的天賦和超強的毅力帶領中國共產黨一路披荊斬棘，最終取得革命勝利。

因此我們常說：“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的轉折點，它在生死攸關的時刻，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誌。”

毛主席之所以能夠在遵義會議後順利進入中共領導層，周恩來與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人博古的一次長談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周恩來對博古說：我們都不適合當統帥。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博古指揮失誤，紅軍損失慘重

1930年，取得了中原大戰勝利的蔣介石名義上統一了整個中原地區。但他並未就此感到安心，因為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地區不斷建立根據地，並且得到當地人民的強烈擁護，人數越來越多，大有星火燎原之勢。

同年秋天，他調集10萬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起進攻。

意圖一舉殲滅中國共產黨有生力量，以了其心腹大患。面對敵人的猛烈進攻，中央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的英明指揮下，採取“誘敵深入，中間突破”的方針和戰術，最終順利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

從1930年10月到1932年12月，國民黨動用大量軍隊，對我軍進行了4次大規模的圍剿，而中共紅軍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連續四次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粉碎了敵人的企圖，重創了敵人的信心。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100萬精銳部隊，採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

而這一次，空降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共最高領導人博古（原名：秦邦憲）卻拒絕採用毛澤東和朱德之前的游擊戰打法，而是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一起犯了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他命令紅軍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這一錯誤的指揮路線讓紅軍陷入了被動，中央蘇軍為保住革命根據地，與國民黨軍隊頑強抗爭，戰爭整整持續了1年之久，紅軍損失慘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

八萬多人踏上了一條前途未卜的路，開始了艱苦漫長的兩萬五千里長徵。

遵義會議反思教訓，周、王、張力薦毛澤東進常委

長征於1933年10月10日從從江西瑞金出發，出發時的人數是8.6萬人。面對國民黨軍隊一路的圍追堵截，博古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在危難時刻並未表現出一個領導者該有的英明與果敢。

在經過了艱苦卓絕的湘江戰役後，紅軍只剩下3萬多人。

1935年1月，中央紅軍終於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佔領了貴州遵義。

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即在1月15日召開了擴大會議，總結反思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批評了博古李德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同時討論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史稱：遵義會議。

會議連續開了三天，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博古、林彪、鄧小平等等。

會議的最開始是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在報告中，他過分強調客觀原因，忽略主觀原因。把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於敵人的強大，而絕口不提自己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下的錯誤。

等到周恩來發言時，他語重心長的說，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主要是軍事上的失敗。他在會議上主動地進行了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接著是張聞天發言，他系統的從政治立場上批評了博古和李德。

最後周恩來邀請毛澤東作了長篇報告，既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又系統的闡述了自己對當前革命形勢的判斷和對今後紅軍作戰的規劃。後面有許多同志陸續發言，表示贊同毛澤東的觀點。

事實上，這是一次精心準備的會議，是周恩來為毛澤東精心準備的。遵義會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領導層會議，按常理毛澤東是不能參加的，因為他在當時的職位是紅一方面軍的政委。

是周恩來在看到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後，和朱德一起把毛澤東請到了會議中。並且與張聞天、王稼祥事先已經商量好，透過這次會議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選毛澤東進政治局常委。

遵義會議最終決定取消了博古的領導人地位，選張聞天擔任新一屆的中共最高領導人。

博古退位不退權，周恩來一次長談：我們都不適合當統帥

博古原名原名秦邦憲，江蘇無錫人1907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因其在蘇聯學習時與王明交好，後被共產國際任命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然而其空有理論，卻缺乏革命經驗。在參與領導中國革命時，盲目照搬蘇聯的革命經驗，忽視了中國革命的特殊性。

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博古已經深感力不從心，不再信任李德的作戰建議。在長征開始時，李德也無心指揮作戰，整日只知抱怨發火。紅軍之所以能夠堅持到遵義會議，完全靠周恩來在緊要關頭擔負起了指揮全軍的重任。

他在帶領紅軍突圍的過程中，逐漸欽佩於毛澤東的戰略決策和軍事能力，因此萌生了推選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想法。

遵義會議結束後，毛澤東雖然進入了中央常委。但是周恩來心裡明白，距離他想要的局面還差得很遠。在遵義會議之前，曾有過一次關於毛澤東的談話，即：張王橘談。

在黎平會議後，張聞天和王稼祥在橘林中談到了毛澤東，張聞天表示經過這幾次經驗看下來，毛澤東同志對於打仗是很有辦法的，能力在你我之上，我們應該請毛澤東出來，讓他來領導中國革命。

這次談話被傳開後，許多人表示贊同。這等於是為遵義會議打下了輿論基礎。

現在周恩來要做的是讓毛澤東真正意義上掌握紅軍的領導權，而不是一箇中央常委的空架子。

因為彼時的博古雖然不再是中共最高領導人了，但是他對於遵義會議中大家一致批評他的的事情耿耿於懷，所以一直是退位不退權，遲遲不願意與張聞天交接工作。

周恩來深知要想到達最終目的，他還要再做一件事情。遵義會議是從形式上剝奪了博古的黨內領導權。博古雖然口頭上表示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也同意大家的決定。但是心裡肯定是有不滿的。

為了中國革命的前途，周恩來決定找博古進行一次特殊的談話。這就是著名的“周博長談”。

1935年1月29日，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到達一個叫“雞鳴三省”的村子，與此同時決定對中央進行更進一步的改組。

在這次改組之前，周恩來與博古進行了一次長談，其目的就一個：解開博古心裡的疙瘩，讓權力順利交接。

在遵義會議上，博古因為遭到大家的一致批評，此後一路上沉默不語，茶飯不思，狀態非常消沉。周恩來敏銳地看出了博古的變化。

他明白博古的苦悶，也能理解博古的做法。1907年出生，18歲入黨，24歲就被任命為中共黨內最高領導人。帶領紅軍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時，他才26歲。

沒有農村革命經驗，也沒有任何指揮作戰的經驗。把中國革命的前途交到這樣年輕的人手上，即是中國革命的災難，也是他自己的災難。因為他瘦弱的身軀還擔負不起如此沉重的任務。

談話開始了，周恩來在一個傍晚走進了博古的住處。他語重心長的說：

會議上，你本應該代表中央反思在第五次反圍剿過程中所犯的軍事指揮錯誤，然後再談湘江戰役。

這樣一來，大家在情緒上就容易接受一點。

但是你的發言整篇都沒有檢討軍事路線的錯誤，對於李德的批評也是蜻蜓點水，反而把矛頭直指湘江戰役中的毛澤東和王稼祥等。

這就使得我作為中央軍委負責人不得不站出來檢討軍事指揮路線的錯誤。

對比下來，大家就會覺得你的發言像是在推脫責任，於是積累的情緒一下子爆發，最終轉為對你集中批評。

見博古沒有表示反對的意思，他接著說：

上海的那次起義告訴我們，要想取得革命勝利，就必須要擁有自己的軍隊。

南昌起義也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中國革命需要有一個比南昌起義的領導者更加有才能的人，尤其是軍事領導才能。

廣州起義讓我們知道，中國革命的希望在農村。

從這幾次起義後，我就一直在思考，我們必須要找到一個熟悉農村瞭解農民，擅長農村革命的人來領導中國革命。

平心而論，你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都不是帥才。

毛澤東在搞農村革命打游擊戰等方面非常有辦法，所以從長征開始，我就一直在想辦法讓他參與軍事決策。

我相信只有他才能帶領紅軍走出目前的困境，也只有他能帶領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

所以我才在遵義會上力薦他進政治局常委。

我這麼做是為了中國革命的前途，希望你能支援我。

博古聽著周恩來的話，眼裡有了久違的光。周恩來繼續說：

“其實，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誰來做這個總書記並不重要，關鍵是誰來領導軍隊，誰能帶領紅軍打好仗。只有透過一次次的勝利讓軍隊擁護的人，才有成為領導人的資格。”

周恩來的一番話徹底解開了博古心裡的疙瘩，鬱結了十幾天的心情終於在這次談話後獲得了久違的釋放。

毛澤東領導地位確立，紅軍轉被動為主動

談話結束後的當晚，新一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聚在一起召開了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今後的作戰策略，以及黨內工作的分工問題。

周恩來直接提議讓毛澤東接替博古的工作，毛澤東聽後表示還是讓張聞天接替博古的職位，一方面張聞天是大家在五中全會選出來的常委，另一方面，張聞天有蘇聯留學經歷，也懂俄語，與共產國際的交流更加順暢。

最終大家同意了毛澤東的建議。而張聞天從長征開始便一直欽佩於毛澤東的軍事才能，且之前也有過著名的“張王橘談”表達了張聞天對於毛澤東擔任領導人的看法。

所以雖然張聞天成為了總書記，但事實上，他在大多數指揮決策上都是交由毛澤東來做的。

另外在軍事指揮方面也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全權負責軍事指揮。

第二天，博古就上交了黨中央的印章和檔案。張聞天和博古順利地完成了權力交接。就這樣，在周恩來的一通操作下，毛澤東順利成為中共常委，參與黨內重大問題的決策，並且成為了實際上的最高軍事領導者。

至此，經過漫長曲折的探索和慘痛的失敗，中國革命終於找到了真正合適的掌陀人。雖然毛澤東要到1943年才成為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主席，但是在這次“周博長談”後，就已經形成了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黨中央團體。

此後，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中共紅軍深入貫徹毛澤東“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16字作戰方針，透過打游擊戰的方式取得了長征的勝利，在陝北成功會師。

並於後來的三年內戰中帶領人民軍隊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輝煌的勝利，最終打敗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在中華大地上建立了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結語：

中國共產黨成立於風雨飄搖內憂外患的特殊時期。既要抵抗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侵略者，又要抵抗違背合作協議大肆屠殺同胞的國民黨反動派。最終以堅強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取得了革命勝利。

這其中當然離不開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英明指導，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周恩來總理在中國革命尤其是幫助毛澤東進入黨中央領導層的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周總理之於毛主席，就像張良之於劉邦。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沒有周總理，中國革命不會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正是他謙卑溫和的性格和大公無私的品德讓中國革命一路高歌猛進，也讓他成為了建國以來最偉大的總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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