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武漢漢口，舊日本租界中街89號，武漢八路軍辦事處。
一名黃包車伕拉車來到門前，他似乎是跑活跑累了，把車停了下來，坐在車把上，取出一支菸袋吸著煙，靜靜等候。
過了一會，一名氣宇軒昂的男子走出院門，左右掃了一眼，車伕見狀，立即拉車上前，走到男子面前，“先生，去哪？”車伕大聲問道，說完，還把菸斗往車把上使勁磕了幾下。
原來，這名車伕是中共秘密黨員，磕菸斗是約定的接頭暗號，而剛出來的這名男子不是別人，正是中共領導人之一，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
接上頭後，周恩來微微一笑，向著黃包車伕點頭示意，從容上車，揮揮手說：“走吧！”
車伕掌穩車把，邁開腳步，三繞兩繞，繞過了繁華的大街，向一處偏僻街巷走去。到了小巷深處，車伕放慢腳步，扭頭輕聲說：“您交給我的任務完成了！”
周恩來一聽，喜出望外，“人在哪裡？快帶我過去看看！”
車伕不再言語，迅速拉車前行，不一會來到江邊一家棚戶區，請周恩來下車。
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舊址
敲開房門後，一箇中年婦女把兩人請進屋，叫出一個10歲左右的女孩。車伕拉過孩子對她說：“孩子，這是你父親的朋友，就是他安排我把你救出來的，快叫周伯伯！”
“周伯伯！”女孩輕輕叫了周恩來一聲，露出略顯怯弱的眼神。
“好孩子，你給人家當童養媳，真是受苦了啊！”周恩來略顯沉重地拍了拍女孩的雙肩，隨即又變得輕鬆起來，用歡快的語氣說：“我總算可以給你父親一個交代了，孩子你知道嗎？你父親就是劉少奇同志啊！”
一個11歲的陌生女孩為何成了劉少奇的孩子？她為什麼會淪為別人家的童養媳？她又是如何獲救的？後來的命運又如何？這還要從十多年前講起。
1902年，何寶珍出生在湖南省道縣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她自幼聰明，但因為家裡窮，根本上不起學，10多歲就被賣給一個地主的女傭人，給人家當了童養媳，平時負責照顧女傭人兒子的生活起居。
這個叫何寶珍的女子，就是劉少奇的結髮妻子，劉愛琴的親生母親。
周恩來
這個地主家很有錢，專門在家請了先生辦私塾，教孩子讀書識字，這個女傭的兒子也在私塾讀書，何寶珍就趁照料女傭兒子的機會在私塾旁聽。慢慢地，何寶珍逐漸開啟了自己的智慧，也有了自己獨立的思想，她想到學校讀書，改變自己的命運。
1918年，16歲的何寶珍不顧眾人反對，堅定解除了和地主及其女傭的童養媳關係，隨後考入了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在學校學習期間，何寶珍交不起學費，便半工半讀，一邊讀書，一邊打工掙學費，還積極參加學生運動，逐漸成了學校的風雲人物。
1922年，何寶珍因為帶頭鬧學潮被校方開除，無家可歸的她在張秋之的介紹下，來到位於長沙的中共湘區委員會，協助時任中共湖南支部書記的毛澤東和楊開慧工作，同時借宿在毛澤東家中。
在毛澤東、楊開慧的悉心指導和言傳身教下，何寶珍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想信念也更加堅定，決心把畢生精力投入到共產主義事業中去。在此期間，從蘇聯學習回國的劉少奇，有一天來到毛澤東家交流工作，邂逅了何寶珍。
20歲的何寶珍青春活潑，朝氣蓬勃，端莊秀麗，讓劉少奇一見傾心，頓生好感，而劉少奇挺拔的身材、不凡的見識和深厚的理論功底，也讓何寶珍心生愛慕，兩人迅速擦出了愛情的火花。對這一切，毛澤東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對他們有意撮合。
劉少奇與何寶珍
1922年9月，毛澤東準備派人到安源領導發動工人運動，劉少奇無疑是最佳人選。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特別留了一個“心眼”，他派何寶珍一起和劉少奇去了安源，給兩人創造了朝夕相處，並肩作戰的機會。
在安源，劉少奇和何寶珍共同參與發動工人運動，在革命鬥爭中進一步增進了交流，加深了感情，兩顆年輕火熱的心越走越近。1923年4月，劉少奇和何寶珍在安源喜結良緣，一對有情人終於結為令人羨慕的革命伴侶。
兩人結婚以後，相互關心，彼此愛護，一起投入到革命鬥爭中去，先後在安源、廣州、上海、武漢等地從事革命活動，重點是領導全國工人運動。在此期間，劉少奇走到哪裡，何寶珍就跟到哪裡，兩人多方奔走，四海為家，雖然辛苦，卻十分甜蜜。
這樣甜蜜幸福的日子，維持了不到10年。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分別在上海、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歸於失敗，全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而劉少奇與何寶珍的第二個孩子，也是兩人的第一個女兒劉愛琴就出生在武漢。
大革命失敗後，我們黨在各大城市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很多領導同志面臨著高度危險，但為了領導白區的革命工作，冒險是難免的，劉少奇就是在白色恐怖的背景下，被派往上海秘密從事黨的革命工作，何寶珍也不得不一同前往。
何寶珍烈士雕像
當時，何寶珍的女兒劉愛琴還不到1歲，她很想帶著女兒一起去上海，但上海實在是太危險了，為了孩子的安全，劉少奇和何寶珍最終決定把孩子留在武漢，寄養在漢口一個同情革命的工人家裡，等革命形勢好轉，再和女兒團聚。
誰都沒有想到，母女這一分離，竟然就是永別。
1928年，何寶珍化名“王芳芬”，隨劉少奇到了上海。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何寶珍以教師的公開身份充當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聯絡員，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在此期間，劉少奇與何寶珍的第三個孩子劉允若出生了。
1932年，受“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影響，加上叛徒出賣，我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已經無法在上海繼續立足，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奉命撤離上海，回到位於江西瑞金的中央蘇區工作。
當時，何寶珍的身份尚未暴露，黨組織決定安排她帶著小兒子劉允若留在上海堅持鬥爭。悲劇的是，1933年3月，何寶珍外出時被被叛徒認出，還沒等她轉移，叛徒就帶著特務包圍了她的住處，何寶珍把年幼的劉允若擺脫給房東太太，自己被敵人逮捕了。
劉少奇與劉愛琴
1934年秋，何寶珍英勇就義於南京雨花臺，劉少奇得知後淚灑當場。
對這一切，遠在武漢的女兒劉愛琴一無所知，她的處境也相當艱難。
何寶珍犧牲後，劉少奇和女兒劉愛琴完全失去了聯絡，他想去尋找，但在當時一片白色恐怖的環境下根本無力找尋；之後，劉少奇隨軍參加長征，艱苦的革命歲月中，他更難去尋找女兒的下落，這在當時不是個例，多少共產黨員為革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兩黨達成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內政治局勢趨於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在國統區的一些主要城市建立了自己的辦事機構，包括西安、南京、上海、廣州、重慶、武漢等地。
這種情況下，劉少奇終於可以尋找女兒下落了，思來想去，他把這件事託付給了前往國統區工作從事統戰工作的周恩來。
周恩來到達武漢後，根據劉少奇提供的情況，立即派人打聽寄養劉愛琴的那家工人住址。武漢的黨組織費盡周折，終於找到了劉少奇所說的那個住址，但是進去一打聽，卻發現房屋已經換了主人，原來的那家工人因為家庭困難，把房子賣了，聽說搬到江邊的棚戶區居住了，具體地址現在的主人也不清楚。
周恩來得知訊息，立刻把尋找劉愛琴的任務交給了一名地下黨員，也就是那位“黃包車伕”。“車伕”是一個極有責任心的黨員，他跑到江邊棚戶區，挨家挨戶地打聽尋找，經過十多天的耐心打聽查訪，終於找到了寄養孩子的那一家工人。
“車伕”對孩子的養母說明來意，說是受孩子親生父親委託來接孩子，哪知一提起孩子，養母二話不說便號啕大哭起來，“車伕”勸了好長時間，對方才停下哭聲，講出了實情。
原來，這戶工人孩子很多，全靠工人一個人養活，後來工人一度下崗，家境十分困難，實在養活不了這麼多孩子，為了養好自己的親生孩子，只好選擇放棄寄養的劉愛琴，為了讓孩子能有個活路，他們把劉愛琴賣給一戶殷實的家庭，做了別人家的童養媳。
“車伕”聽後大驚，問起那戶人家的情況，養母為了寬慰他，說那戶人家對孩子還挺好，讓他不必擔心，但“車伕”見不到人影，哪裡能放心？便立即讓養母帶他去找那戶人家，務必要第一時間見到孩子，瞭解真實情況。
養母略有些不情願，但還是帶著“車伕”到了那戶人家。
剛一進院子，就看見一個身材瘦小的女孩在挑水。當時正值寒冬臘月，孩子還穿著單褲單鞋，而木桶足有她半人高，挑起來搖擺不定，不斷潑出水來，把孩子的褲腿澆得都溼透了，兩條腿直打哆嗦，兩手也凍得通紅，手上、耳朵上長滿了凍瘡。
劉少奇與劉愛琴（左一）合影
這個可憐的童養媳，就是劉少奇和何寶珍的女兒：劉愛琴。
兩人看了一會，鼻子都是一酸，養母大喊一聲：愛兒！
劉愛琴轉過頭來，愣愣地望著來人，短暫的愣神後，她終於認出養母，立即放下水桶，跑過來一下撲進了養母懷裡！雖然養母家境貧寒，但也用不著像這樣乾重活啊！
養母撫摸著孩子蓬亂的頭髮，對她說：“跟你‘舅舅’走吧！他是來接你的。”
劉愛琴聽不懂母親的話，自己明明是母親的女兒，為什麼要跟舅舅走呢？母親把她送給別人家當童養媳，她一點也不怨恨，只是想跟著母親回家，其他人誰都不行。
想到這裡，劉愛琴怯怯地說：“我不認識他，我不跟他走！我要跟你回去。”
養母有些束手無策，用眼神看著“車伕”。
“車伕”覺得此事不能用強，否則影響不好，便決定見見這戶人家的家長。很快，一個頗為富態的家庭主婦出現在他們的面前，而“車伕”的身份就是孩子的舅舅。
見面之後，孩子的養母說：“這是孩子他‘舅舅’，一直出門在外，孩子長這麼大，還沒見過他呢！我們想接孩子回去住幾天，幾天以後，再把她送回來。”
周恩來與劉少奇在一起
主婦一開始不願意，“這孩子是我家花錢買來當兒媳婦的，怎麼能說回去就回去呢？“
“車伕”耐下心來說：“就幾天，就幾天，還請你通融一下……”
主婦想了想，口氣軟了下來：“看在孩子舅舅的面上，就讓她回去耍幾天吧！記得一定要送回來喲，有些活還等著她幹呢！”
就這樣，劉愛琴終於被平安地帶回了養母家，把孩子安頓好後，“車伕”第一時間趕到八路軍辦事處，向周恩來彙報了情況，於是便出現了文章開頭那一幕。
從孩子養母家出來後，“車伕”請示周恩來：讓孩子在養母家住一段時間？還是帶走？
周恩來沉默了一會兒，做出了自己的判斷：
“孩子從人家家裡接出來了，如果養母和養母家人洩漏情況，會引來社會的關注。如果孩子在養母家住久了，收養童養媳那家的家長前來要人、或要錢，發生糾紛會驚動當局。若查詢，容易暴露其身份。萬一國民黨當局知道了，對孩子、對撫養過孩子的工人夫婦都不利。”
最後，周恩來果斷指示：不能留在養母家，想辦法儘快把孩子接來辦事處。
周恩來與鄧穎超
幾天後，“車伕”又來到孩子養母家。
這一次，他直接表明了身份，對養母說明要按照組織的要求帶走孩子。同時，代表組織和孩子的父親向他們表示感謝，並送上一些現金，作為對工人夫婦的補償費。
這個時候，劉愛琴已經知道了自己的親生父母，沒有再牴觸，而是乖乖地跟著離開了。臨行之時，養母告訴孩子：“你的名字‘愛兒’，這個名字，是你生身母親為你取的。”
就這樣，劉少奇失散10年的女兒終於回到了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
到了辦事處之後，鄧穎超親自為她洗臉、洗澡、梳頭。周恩來和鄧穎超結婚十多年，一直沒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對劉愛琴很親熱，鄧穎超讓劉愛琴喊周恩來“周爸爸”，劉愛琴一點都不羞澀，爽快甜蜜地喊“周爸爸”，把周恩來高興壞了。
接下來的日子，劉愛琴和周恩來、鄧穎超逐漸熟悉了，便經常問這問那。有一天，周恩來親切地問劉愛琴：“你還記得你爸爸、媽媽長啥樣嗎？”
劉愛琴茫然地搖搖頭，她和父母分離時不到1歲，從此再未相見，養母也從來不跟她生身父母的事情，她始終認為養母就是自己的親生母親，怎麼會記得親生父母的長相呢？
劉少奇與劉愛琴（左一）
想到這裡，劉愛琴有些期待地問鄧穎超：“我的媽媽呢？她在哪兒？我還沒見過她呢！”
鄧穎超鼻子一酸，一下把劉愛琴摟進懷裡，動情地告訴她：“你的媽媽為革命犧牲了。她是你的好媽媽，我們的好姐妹，更是黨的好女兒！”
為了不讓孩子傷心難過，鄧穎超對劉愛琴說起了他的父親劉少奇：
“你的父親就是劉少奇，他是我們的好同志，是黨的好領導。過段時間，我們就送你去延安上學，你的父親就在那裡，他見了你一定會很高興的！”
周恩來也告訴劉愛琴：“你還有哥哥（劉允斌）和弟弟（劉允若）呢！我們已經打聽到了你哥哥下落了，他在你父親的老家當放牛娃。我已經派人去接他了，不久就來到這裡。”
周恩來神情黯淡了一下，“可是，你的弟弟，現在還沒有查尋到下落……”
年輕時的劉愛琴
劉愛琴高興極了，自己不僅有爸爸，還有哥哥和弟弟，這是多麼幸福的事情啊！雖然弟弟現在還沒有下落，不過她相信有周伯伯在，一定能找到自己的弟弟，一家人一定能團聚！
幾天後，八路軍辦事處派人回延安彙報工作，周恩來鄭重地把劉愛琴交給他們，要求他們把劉愛琴安全送到延安，親手交給劉少奇。臨行之前，周恩來千叮嚀萬囑咐：“從武漢到延安，一路都是抗日戰場，十分危險，千萬注意安全，務必完成任務！”
就這樣，劉愛琴含淚告別了周恩來、鄧穎超，踏上了前往延安的道路。
1938年春，11歲的劉愛琴終於抵達延安，見到了自己的父親劉少奇。
一別十年，父女重逢，相對無言，唯有淚千行。
晚年的劉愛琴
這年7月，哥哥劉允斌也被送到延安，劉愛琴有了哥哥，一家團圓，更加高興，從此以後，她結束了孤苦伶仃的悽苦日子，揭開了人生新的篇章。
此後的人生道路上，不管經歷多少風雨坎坷，劉愛琴都始終信仰堅定，意志頑強，從未放棄。對她而言，是劉少奇和何寶珍給了自己生命，是十年的艱苦生活讓她磨礪成長，是黨組織和周恩來幫她揭開了人生的新篇章，對這一切，她充滿感激，無怨無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