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從1921年參加黨的一大，到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成為黨內一致公認的最高領袖，走過了充滿坎坷甚至磨難的24年曆程。他的很大一部分的坎坷和磨難都拜一個人所賜，這個人就是王明。

王明從1931年藉助共產國際的力量把控了中央領導權，到1935年遵義會議後失去中央領導權；從1937年至1938年間又想借助共產國際的力量排擠並取代毛澤東，再次把控中央領導權，但這次他沒有成功。王明為什麼取代不了毛澤東？因為他比毛澤東差得太遠了！

毛澤東（前排左二）、王明（前排右一）、彭德懷（後排左三）

抗戰的大好形勢得益於毛澤東的正確領導

毛澤東運用“以鬥爭求團結”的手段爭取之下，終於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國共兩黨攜手合作共同抗日。外有日寇入侵，內有國民黨當局在統一戰線的表面下，仍然伺機禍害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軍隊，在這種複雜局勢下，完全多虧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才取得抗戰的大好形勢。

國民黨正面戰場的節節敗退，平津失守，太原失守，標誌著國民黨軍的抗日戰爭已經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的敵後游擊戰爭佔據了主導地位。在這種巨大壓力之下，共產黨一方面要抵禦日寇，一方面還要慎重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以最大程度地鞏固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客觀而言，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是中國當時最大的佔據統治地位的政黨，它有數百萬的軍隊以及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外交地位，如果沒有國民黨的參與，全民族抗日戰爭就會淪為一舉空話。並且在實際上國民黨也在正面戰場上作出了巨大努力和犧牲，對共產黨從“剿滅”轉變為合作，國民黨的這些轉變對抗戰都是有極大意義的。

但與此同時，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也存在相當不和諧的一面：蔣介石始終對共產黨抱有極深的疑忌，他十分害怕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壯大，總是千方百計加以限制，甚至一直再找機會加以“溶化”和消滅。對民眾運動懷有深深的恐懼心理，因而不敢發動全國範圍的民眾進行抗日，淪為“片面抗戰”，這也是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以其卓越的遠見，從抗戰伊始就一再強調要採用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為主進行抗日，要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保持共產黨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並及時對國民黨內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集團的民族投降主義進行了堅決鬥爭，堅決實行共產黨所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戰，使得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戰爭得到蓬勃發展。

1938年，周恩來、博古、王明和葉劍英（從左至右）

從共產國際空降來到延安的王明躊躇滿志

就在共產黨內意見高度統一，全面貫徹執行毛澤東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的時候，一個人從蘇聯回國了，他是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的身份，帶著共產國際的最高指示回國來了，這個人就是給黨和紅軍曾經造成重大損失的，長期以“左”傾錯誤把控中央領導權的王明。

王明1931年就赴莫斯科，一直留在共產國際工作，他把控著中央領導權，遠在莫斯科遙控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導致了後來黨和紅軍一系列的慘敗和重大損失，直到遵義會議後，博古的領導權被取消，才結束了王明的“左”傾錯誤領導。而王明在1935年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成為共產國際手裡炙手可熱的大人物。

中國在進行抗日戰爭，蘇聯則面臨著來自納粹德國的嚴重威脅，非常擔心日本從東面發起進攻，那就會讓蘇聯陷於兩面夾擊之中。因此蘇聯尤其希望中國的抗戰儘量拖住日本，讓日本無暇對蘇聯發起進攻。共產國際對中國實際情況並不怎麼了解，他們過高估計了國民黨的力量，認為國民黨可以拖住日本，所以特別害怕中國共產黨惹惱了國民黨而讓國民黨退出抗日。

在這種情形下，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強調，中國共產黨力量弱小，應該學習和借鑑法國共產黨組織人民陣線的經驗，做到“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不要過分強調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而王明則正是被季米特洛夫選中了到中國來落實共產國際最高指示的最佳人選。歸國前，王明還得到斯大林耳提面命，要他代表中國共產黨全力以赴堅定國民黨蔣介石長期抗戰的決心。

1937年11月29日，毛澤東、張聞天和周恩來等中共中央負責人冒著漫天飛舞的鵝毛大雪來到延安機場隆重迎接歸國的王明和康生等人。10天后，不到1米6的小個子王明躊躇滿志，在政治局會議上洋洋灑灑地作了長篇報告，幾乎全盤推翻了抗戰以來毛澤東確定的所有正確路線和方針，並對毛澤東提出了許多批評和指責。

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

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全來自於他的正確領導

王明此行歸國是扛著共產國際的招牌來的，目的是傳達共產國際的最高指示，而這些最高指示實際上完全脫離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實際，完全背離了毛澤東此前確定的正確路線和方針，但那時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中的威望很高，對與會者心理產生了強烈的影響，許多人迫於壓力，紛紛對自洛川會議以來的統一戰線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這麼一來，王明仰仗共產國際就儼然成了凌駕於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之上的“太上皇”。造成毛澤東在會上的處境非常艱難，他對王明別的意見都表示承認，唯獨對“中國抗日戰爭必須進行持久戰”、“中國共產黨必須實行遊擊戰”以及“堅持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三個原則問題寸步不讓，堅持到底。而這三個原則問題恰恰是中國抗戰的生命線。

這時候的中國共產黨就開始顯示出了它越來越成熟的一面：王明在會議上的錯誤主張的確給參會者帶來巨大的心理影響，從而導致對實際的抗戰工作產生了消極的干擾，但從全域性來看，王明的錯誤主張並沒有在黨內取得統治地位，王明提出的這些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錯誤主張，在實際的抗戰工作中因為行不通而遭到抵制。

據彭德懷後來回憶，王明所提出的那些錯誤主張，壓根沒能解決抗戰中實際面臨的具體問題，因而在實際工作中並沒有誰去真正貫徹王明那一套。但王明並沒有消停，從這次會議結束到第二年六屆六中全會召開，他以共產國際派來的“欽差大臣”自居，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四處亂放炮，造成非常混亂和負面的影響。

直到第二年王稼祥和任弼時先後向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多次溝通匯報了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的全面抗戰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獲得他們的認可、支援，季米特洛夫在同王稼祥和任弼時的談話中明確指出，毛主席是中國革命選擇的領袖，並要他們轉告王明，不要再爭了！在這種背景下，9月到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被正式確立下來。

六屆六中全會期間的毛澤東與朱德、賀龍

正如彭德懷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說的那樣：領袖是長期鬥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鬥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於他的正確領導而取得的！王明和毛澤東相比實在差得太遠了，所以，任由他怎麼折騰，怎麼爭搶，他也始終無法取代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