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年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武裝中，有幾隻隊伍是以獨立武裝鬥爭而著稱的，如聞名遐邇的為國為民族而戰的東北抗聯，如堅守孤島二十餘年的海南瓊崖縱隊。還有的，懷著堅定的信念，鋼鐵一般的忠誠，在和中央隔絕聯絡，四周強敵清剿的殘酷環境下，堅持武裝鬥爭，雖然沒有迎來勝利的曙光，卻是中國革命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四川巴山游擊隊，就是一支這樣的隊伍，在今天，它可能被忽略，但卻是我們絕不可遺忘的紅色革命武裝。
一支遠離中央，孤懸於敵後的紅軍部隊，在敵人白色恐怖下堅持了五年多游擊戰爭，在人跡罕至的巴山老林頑強的生存了兩千多個日日夜夜，成為當時川陝邊區人民革命鬥爭茫茫黑夜時期，一簇閃亮的篝火。這支英雄的隊伍，雖然是中共武裝鬥爭史上一曲慷慨悲歌。但，卻是中國革命史，四川革命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中，一段偉大的英雄史詩。
這支隊伍，就是巴山游擊隊（紅31軍）。
1932年冬，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主力15000餘人，由鄂豫皖區進入川北，與王維舟率領的當地革命武裝會合，攻下南江、通江、巴中等縣，開闢了川陝革命根據地。
川陝革命根據地鼎盛時期的範圍包括二十三個縣政權，約六百萬人口，紅四方面軍擴大到五個軍，十萬餘人，1933年成立了中共川陝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被毛澤東主席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疆域”。
1935年1月22日，紅四方面軍為配合中央紅軍長征，執行中央命令發動了陝南戰役，調動敵人北移，隨即回師川北，成功地取得強渡嘉陵江的勝利，並乘勝向西進攻，解放了涪江與嘉陵之間的大片土地，有力地策應了中央紅軍北進入川的作戰戰略，為爭取與中央紅軍會師共同北上，紅四方面軍踏上了艱苦曲折的長征征途。
1935年2月，紅四方面軍撤離川陝蘇區長征前夕，紅四方面軍總部、川陝省委、省蘇維埃決定組建巴山游擊隊“支援蘇區，留守陣地”。抽調紅軍部隊300餘人，編成３個大隊，由劉子才任司令，趙明恩任宣傳部長，司令部設在南江桃園麥子坪。
非歷史照片，電影中紅軍人物
２月下旬，紅四方面軍結束陝南戰役回師川北途經桃園時，又將一部分部隊和長赤、南江、英安（今旺蒼境內）縣的地方幹部和陝西紅廟塘游擊隊編入巴山游擊隊，巴山游擊隊擴編為一個獨立師，師長劉子才，師部設在桃園與陝西交界的臺上，全師共約1000人左右。徐向前在桃園召集獨立師連以上幹部開會，要求大家發揚紅軍英勇善戰的光榮傳統，堅持川陝邊遊擊鬥爭，爭取革命的最後勝利。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川陝省委書記周純全勉勵官兵：“我們共產黨人是柳樹型，插到哪裡哪裡活，插一枝，活一枝。”
紅軍時期的徐帥
紅四方面軍撤離川陝蘇區後，游擊隊以“紅31軍”的名義 ，繼續執行紅軍“三大任務”，建立了川陝邊喜神壩、小壩２個鄉、11個村蘇維埃政權，併成立了一箇中共縣委。9月，擊退國民黨38軍兩個團的進剿，並重創南鄭縣保安大隊。至10月，游擊隊已經發展到1200人，游擊區則以桃園為中心，輻射川陝邊400平方公里的廣大山地之間。
在孤懸一隅，四面環敵的環境下，鬥爭的殘酷是不言而喻的。1936年3月，國民黨38軍一個團襲擊游擊隊駐地蘆壩，劉子才指揮失誤，部隊傷亡200餘人，而在激戰中大部游擊隊員又被衝散。當部隊轉戰到桃園時，僅存260人。到了5月，游擊隊重新整編，編成1、2兩個營，分別由王天海、趙明恩任營長。8月，游擊隊又在小壩遭敵偷襲，被迫陷入流動作戰。９月，兩個營在焦家河畔會合時，僅存65人，旋即隱蔽深山，駐進巖洞。
痛定思痛，1936年10月，巴山游擊隊在南江縣焦家河畔大河石窟召開全體會議，總結前一階段的作戰經驗和沉痛教訓，討論今後的戰略方針。由於主力紅軍撤離後，劉子才帶領獨立師，連獲幾次勝利後，麻痺輕敵，連連失誤，部隊減至260人。吳三保代理師長後，也由於缺乏孤軍求生存的軍事才能，人員損失慘重，部隊銳減至65人。據此，會議調整了游擊隊領導人劉子才的職務。會議決定改“獨立師”為遊擊營，轄兩個隊，選舉趙明恩為領導人（史稱“二營時期”）。糾正了“四面出擊”、“打倒一切”的“左”錯誤；調整了鬥爭策略，開創了游擊隊鼎盛的“二營時期”。自此，游擊隊採取一系列正確的鬥爭策略，求生存、求鬥爭、求發展。
1937年底，游擊隊重新建立了以大園包、小園包、鐵爐壩、桃園寺為中心的縱橫百餘里的川陝邊根據地，作戰部隊又發展到600餘名，整個根據地煥然一新，生氣蓬勃。
“二營時期”在黨建上，堅持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建立了黨支部、加強了革命堅定性教育；在軍隊建設方面，完善了序列，制定了嚴格的紀律，加強了軍事訓練；在宣傳工作方面，貼標語、發傳單、發水電報。在當時通訊方式極為落後的情況下，把標語用土漆寫在木片和竹片上，放在河裡和溝裡，擴大游擊隊的影響；在經濟建設方面，把鬥爭策略由原來的“打陝安川”調整為“安川不打陝，自力求發展”，保商護路，建“厘金局”收稅，建農貿市場。同時還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爭取開明士紳參加游擊隊，收編土匪，用長期合作支援長期革命；在文化工作方面，創作了隊歌，還經常打籃球、唱川戲、學文化。
視人民群眾為父母兄妹，密切漁水關係。劉子才和趙明恩，經常翻山越嶺訪貧問苦，針對群眾的實際困難，發動游擊隊戰士盡力幫助解決。焦家河有一曹姓母女，家裡缺勞力，生活很困難。游擊隊就給她們出錢墊底，在川陝道上開起一家旅食店，結果生意興隆，生活很快好轉。寨坡有個叫“楊鬍子”的農民，被土匪搶光了，游擊隊就重新給他制了家業。寨坡、桃園、焦家河的石仲甫、嶽樸林、張萬喜、王開榜、王士清、歐二等農民，都各自得到了游擊隊送給的１頭耕牛和部分農具。游擊隊把游擊區的農民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有求必應，有急必救，有難必解；農民則把游擊隊當成救命恩人，親如一家，不分彼此。
廣泛開展統戰工作。根據記載，南鄭資本家張紹祥13次為游擊隊購買槍支，南江退伍軍官張曉康鼎力支援游擊隊，不幸的是，此二位進步人士後被國民黨當局以“通共”罪殺害。在1939年，成為游擊隊密切關係的大地主（統戰物件）吳良倫，獲悉國民黨“新九師”要對游擊隊發動“清剿”，立即派家丁給趙明恩送信，使游擊隊及時轉移。不料，吳良倫因此事被捕，國民黨部隊強行押他帶路找游擊隊。他尋機逃跑，不幸墜入雪坑罹難。
而彼時，已經勝利完成長征，並且在陝北高原上站穩腳跟的中共中央依然牽記著遠隔重山覆水的巴山游擊隊。
早在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毛澤東就曾過問留在巴中川交界陝地區的巴山游擊隊情況。９月，張聞天寫於哈達鋪的《發展著的陝甘蘇維埃運動》一文，提出在政治上要同“通南巴游擊隊取得配合，協同動作及匯合”。
毛澤東、張聞天在哈達鋪的住室—義和昌藥鋪
隨著抗戰爆發，從1937年5月至1940年春末，中央及擔負著第二次國共合作前期談判重任的周恩來曾6次派人與巴山游擊隊聯絡，終因種種原因，游擊隊無法按中央指示“開赴延安”。
（長期的通訊閉塞，失去了中央指示的游擊隊固守著曾經的指示。其中，還有在長期游擊戰爭中，因為環境的惡劣，讓游擊隊的警惕性時刻保持著緊繃著的狀態。在1937年5月，中共中央曾派出何孝林從延安給游擊隊送來信件、書報、地圖和4套八路軍軍服樣品，通知游擊隊開赴延安。但劉子才認為此通知與“留守蘇區”精神不符，提出請組織上派一位原先大部隊認識的人來傳達。）
屋漏偏遇連夜雨，中央時刻牽念著這支孤懸敵後的紅色武裝，一再派出聯絡，卻總是因為各種歷史原因而失之交臂，這也是巴山游擊隊最後悲歌一曲的重要因素。
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中共中央要求國民黨當局承認巴山游擊隊的合法地位，而國民黨誣衊這支游擊隊是“土匪”而拒不承認。並且，因為紅色游擊隊存在於大巴山，國民黨及川陝軍閥如芒刺背。從1938年秋始，國民黨調集川陝兩省軍隊南北包圍“清剿”游擊隊。而游擊隊則依靠群眾的支援，依託大、小園包萬山老林和懸崖峭壁的
1938年春，中央又派原紅四方面軍第33軍99師團長王正坤到四川，與游擊隊聯絡。又因王正坤返回途中，中共隱蔽戰線的漢中交通站轉移，王被捕入獄，游擊隊再一次中斷了與中央的聯絡，中央久未得到巴山游擊隊的訊息，周恩來從未放下惦記著的心，找當時在中組部工作的趙明珍（趙明恩胞妹），給趙明恩寫了一封信，附上她的一張照片；中組部也同時找趙明恩的同學魏傳統給游擊隊寫信，此兩封信一併由蔡暢發出，但又因故沒有聯絡上。
紅軍時期的周恩來
與此同時，巴山游擊隊指戰員也無時無刻不想念黨中央。趙明恩曾給劉伯承寫信和派人赴延安，也未能與黨中央取得聯絡。
1938年夏，中央再一次派出原紅四方面軍交通員吳顯國回川北工作並尋找游擊隊。吳在南江趕場鎮遇到已獲釋的王正坤，幾經周折獲悉游擊隊的情況，立刻向中央作了報告。
1939年夏，中央又將陳昌浩、張琴秋的親筆信和照片，輾轉送到川康特委，但還是因為交通線路的多險性，信和照片又被丟失。
進入到1939年冬，國民黨21軍旅長李子猶４個團7000人馬，對游擊隊實施新一輪殘酷“清剿”。作為巴中人的李子猶熟悉巴山地形，李子猶採用“空山清野”、“搶斷交通”、“放水捉魚”和“築碉儲糧”3條毒計：他首先把山上住的群眾全部趕下山，讓游擊隊成無水之魚；逮捕聯絡員，搗毀山上“么店子”，代之以兵站，連運糧食和修碉堡也不用一個民夫，讓游擊隊失去一切對外界的資訊瞭解；同時，修堅固的碉堡儲備糧食，嚴防游擊隊搶糧。
“堡壘往往是在內部被攻破得”。1940年1月。朱天壽和原副營長管業元叛變。他們熟悉游擊隊活動規律，帶著敵人如影隨形地窮追猛打和政治勸降。游擊隊遭到致命的打擊。作為曾經游擊隊的高階幹部，叛徒管業元熟知游擊隊活動規律和行動路線，窮追不捨。
1940年2月8日，（正月初三）趙明恩與營政委竇祖武一行36人在碑壩與敵激戰後向通江方向轉移，這時，游擊隊員們早已疲憊不堪、飢餓難當。趙明恩掏出身上唯一的一塊豆腐乾，用匕首將它切成36小塊，一一分發給大家。這就是巴山游擊隊最後的年飯！
1940年2月16日（正月初十），叛徒又帶敵劉玉潔團在老巢樹設伏，游擊隊陷入敵人重重包圍之中，無法脫身。到了熊頭巖，天正大雪，巖頭正面高10多丈，寬100丈左右，崖上有幾顆倒掛的小樹，天正下著大雪。
趙明恩決定讓竇祖武帶領戰士們選一個較緩的崖邊跳崖突圍，他和幾個戰士掩護。竇祖武讓趙先走，雙方僵持不下。竇祖武說：“你在，游擊隊才有希望，我們死完了也值啊，快走！”說完一把將趙明恩推下雪崖。待竇祖武掩護趙明恩跳崖，衝上卡埡搶佔制高點後。敵人的包圍圈越來越小了。叛徒管業元坐著滑竿大喊：“弟兄們，我是你們的副營長。打死趙明恩的賞300大洋，投降李旅長，要回家的發路費，想打仗的有官當。”隊員們把所有的子彈對著叛徒喊話的方向，一陣瘋狂地掃射。據後來倖存的游擊隊員講，當時打得槍管子都發紅了。子彈打光後，面對蜂擁而來的敵人，竇祖武說：“同志們，摔死也不當孬種。跳哇！”23名勇士一個個跳下懸崖，18名勇士壯烈犧牲，5人倖存。他們在軍史上譜寫了一曲，高山為之折腰，林海為之息潮，可與“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壯士”媲美的英雄壯歌。
離開鐵船山後，趙明恩身邊只有3人跟隨，誰也不知道的是，就是這三人中，依然有人對前途喪失了信心，並且掉轉了槍口。
果然，悲劇發生了。1940年4月14日清晨，趙明恩一行在老林尋找失散隊員。到達中壩豬槽溝，打算重振游擊隊。他對跟隨他的三個人說：“你們若不願意去，把我送到小河就回來。我將來縱使搞不起來，一個人也要到延安。”當晚，傳令班長楊芝芳將趙明恩槍殺。
1940年6月，劉子才被捕，關押在南江第二看守所。在獄中他對同牢房的戰友趙大德等說：“要死，我一個人去死，你們跑出去又革命。”數日後就義於南江城。至此，巴山游擊隊在國難當頭之時，卻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圍剿下劃上了句號。
解放後，清剿游擊隊的劊子手李子猶在交代材料中寫道：“趙明恩之不低頭輸誠者，蓋他主義之精深，立場觀點之正確，……游擊隊冬不穿棉衣，夜不蓋棉被，實乃一支鐵軍也。”
今天，巴中林海的硝煙已經散去。滄桑鉅變，歲月流逝，英雄的背影已經漸漸被人淡忘。但歷史永遠不會沉寂，這大山深處的每一寸土地都有烈士們灑下的鮮血；茫茫林海的每一枝林梢都觸碰過游擊隊員的衣襟；每一個溝壑都留下了紅色的足跡；每一條小溪都流淌著壯懷激烈的傳奇。巴山游擊隊的業績，永垂不朽；巴山游擊隊的名字，日月同輝。巴山游擊隊的精神與世長存。
（而不通音訊，全靠人力交通維持資訊，讓彼時的中央尚不知巴山游擊隊已經失敗，1940年春末，又經西安八辦，再度派出楊桂林赴南江與游擊隊希圖取得聯絡。楊到巴中後，即被國民黨當局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