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革命歷程當中，出現過許許多多的起義，其中有這麼一場起義，參與的人數並不多，但卻讓整個中國為之震動，甚至對如今的中國也產生了很多深遠的影響。起義的時間也很短，短到讓敵方都神不知鬼不覺。

但和其他起義最不一樣的地方是，這次的起義領導，卻是兩位“神秘人”。當蔣介石得知這件事的時候，當即就破口大罵起來，還曾懸賞十萬要取下兩人的首級。這到底是一次什麼樣的起義呢？

兩位“神秘”領導者

1949年11月9日，新中國剛剛成立40天的時候，兩個衣著低調的神秘人，在一眾國民黨間諜的眼皮子下，飛抵了北京和周恩來見面。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內的各項工作都尚在起步的階段，無論是軍工還是航空。然而這天的這次會面，卻永遠改變了發展的一個局面。

1949年11月8日，“中航”和“央航”運營部都照常排出了飛往各個地區的航班表，同時也照常售票。但實際上，相關人員們則已經將準備好的各種備件、器材、輪胎、汽油等都偽裝成了貨物裝在箱子裡，並掛上標籤，等待次日裝上北飛的飛機。

11月9日凌晨5時，一輛小轎車緩緩駛入啟德機場，車門開啟，走出兩位身材魁梧的漢子。他們都拎著簡單的行李，從表面上看，就像往日出門辦公一樣，這兩人是陳卓林和劉敬宜，他們的座機是“空中行宮”610 號，機場登記的目的地是臺北。

“準備好了嗎？”“一切正常！”610號客機機長潘國定興奮地回答了劉總經理的詢問。在機艙裡，劉敬宜問：“人都到齊了嗎？”“等等，還有一位營運組專員張鎮未到。”機艙裡有人回答。劉敬宜看了看窗外，然後揮揮手說：“來不及了，不等了，關艙門。”

“等等我！”就在此時，張鎮恰好拎著一箱行李趕緊衝到了停機坪，看到飛機的艙門已經關上，急得連連揮手示意。“央航” 一位負責為陳卓林和劉敬宜送行的張先生見狀，立刻通知機上開啟艙門，並對張鎮說：“你趕快上飛機，行李我幫你擱在後面的飛機裡。”

5點40 分，潘國定開啟報話機，與機場指揮塔接通，按塔臺的指令將飛機緩緩地滑行至起飛線上，飛行報務員向塔臺發出飛行報告：“空中行宮 610 號飛機，香港至臺北，正駕駛員潘國定，副駕駛員路家坎，飛機報務員韓家琪，起飛時間6點。”

6點整，飛機沿著鉛灰色的跑道急駛，逐漸脫離了跑道，向北飛去。機上所有的人都感到從未有過的輕鬆。劉敬宜這是才發現，自己身上穿的襯衫已經全部溼透了。忽然，他看見陳卓林從座位上站起來，慢慢從口袋裡掏出了一把鋒利的水果刀，轉身朝後機艙的廁所走去。

接著他小心翼翼地開啟廁所門，又檢查了後艙，確認沒有異常的情況和陌生人後，陳卓林才收好水果刀。

這就是“兩航起義”的開始，既艱難又驚心動魄，而陳卓林和劉敬宜兩個總經理，便是這次策動“兩航”起義上層工作的主要物件。

“央航”總經理陳卓林，是一位美國華僑，因為家境富有，所以在年輕的時候就曾自帶一架飛機回國，與孫中山一起鬧革命。北伐失敗後，他擔任了廣東軍閥陳濟棠的空軍參謀長。在蔣介石與陳濟棠的“兩廣”戰役中，陳濟棠的空軍被蔣介石暗中收買，並投奔了蔣方，於是導致陳濟棠垮臺。

但蔣介石對陳卓林並不重用，隨後只是把他派到了“央航”去當總經理。當時“央航”實際上沒有什麼業務，因為大部分飛機被國民黨軍隊徵用，所以不僅航線越飛越少，甚至連職工的工資都發不出來，大家吃不飽飯，就直接跑到陳卓林的家裡找吃的。

因為這一點，陳卓林對蔣介石也越發的不滿了。接著地下黨查夷平透過做他的工作，勸他留下不走，或者是等待時機成熟時發起起義，很快，他們之間便達成了共識。

而另一位劉敬宜則是河南人，青年時代時，“五四”時期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實業救國”思潮對他影響較深。抗戰時期，劉敬宜是國民黨空軍在美國接受培訓人員的總領隊。來到“中航”以前，劉敬宜一直擔任著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的中國代表。

由於劉敬宜有較強的事業心和民族自尊心，在“中航”工作之後了，逐漸就贏得了職工們的好感，和美方代表的尊重。在他離開上海前往香港時，曾對一留滬人員作批示，要求他們把上海的裝置、財產清點造冊，並“妥善交給新政權”。

正是從這個批示中，陳毅、粟裕等人判斷出他是一個可以爭取的物件，並且上報給了中央、得到中央的肯定。然而，劉敬宜當時的心情又是相當矛盾的。他一方面對國民黨的腐敗不滿，覺得他的公司不能和蔣介石捆綁在一起。

但同時，他覺得自己是個軍人，無論如何還是應該效忠於蔣介石，而且他想依靠美國，做好他的航空實業。因此，當地下黨找到他做一些起義工作時，劉敬宜一開始的態度是非常兇狠的，還拍桌子罵人。

呂明在幾位“中航”起義積極分子和香港民主人士的配合下，針討劉敬宜的性格做了一些細緻耐心的工作，並且以一個學生的身份，從共產黨大辦航空事業的決心，談到新中國缺乏航空人才，對劉敬宜說了許多大義的話。

他說：“你當時的200個學生中，有很多人在國內等著你去領導他，我受周恩來先生之託，代表中共中央請您回去參加新中國的民航建設工作。”

香港的民主人士也紛紛對劉敬宜說：“國內六億同胞在等著你，你是忠於蔣介石一個人，還是忠於六億人民呢？”劉敬宜逐漸深受感動，最後終於拍案而起，同意參加起義。

起義準備的日日夜夜

1948年8月的一個晚上，周恩來收到了一份中共華東局給中央軍委的電報，大概內容是關於國民黨“中國民航”和“中央民航”在上海 的資產處理等問題上，大家都有意見分歧。

夜深人靜，周恩來看了這份電報之後，立即陷入了沉思。對於“兩航” 的基本情況，周恩來是瞭如指掌的。到了1949年時，“兩航”已經擁有大小飛機近100架，各類員工2000多人。特別是中國航空公司，無論是物質基礎還是技術力量，在東南亞都居第一位。

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解放的形勢也逐漸明朗起來，兩個航空也不得不在蔣介石的指揮下進行遷移。不僅僅是劉敬宜和陳卓林，大多數航空人員都不願再去作“犧牲品”了，更也不願再聽從蔣介石的命令。

“中航”如果留在大陸，將來大有生意可做。如果遷到臺灣，不但生意做不成，還很有可能被蔣介石所徵用，所以就一直拖延著不遷。

“央航”本來也要搬到香港，但因蔣介石不同意，於是只好先遷到廣州，同時在香港尋找常駐基地，而不願遷往臺灣。這樣，擺在“兩航”廣大員工們面前的，就只有兩條路，要麼去臺灣，要麼就是起義，回到人民祖國的懷抱。

面對這種情況和當時的困難處境，中共中央才立即作出了積極爭取 “兩航”起義的決策，只是廣州等地還未解放，起義的時機還不太成熟，還要等待適當的時機。

作為即將擔任新中國總理的周恩來，此時的工作也是千頭萬緒，但他清楚地意識到如果能爭取“兩航”起義成功，不說其他方面，單單就經濟建設上來說，就將會是新中國航空建設事業多麼需要的一支隊伍。

事不宜遲，周恩來立即將這份電報上報中央，並同時回覆電報，爭取“兩航”起義的工作計劃，同時立即實施。與此同時，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還成立了一個起義領導小組。月底，中央又派出幾位地下黨員，和香港地下黨一起，做爭取“兩航”起義的策劃工作。

臨去香港前，周恩來親自找他們談話。周恩來握著查夷平的手，笑著說：“大革命時期，我們就認識，老朋友了。” 查夷平激動地說：“周先生還沒有忘記我，感謝，感謝！”

策劃的同時，蔣介石似乎是聽到了一些風聲，隨即便電令劉敬宜和陳卓林去臺灣述職。起義領導小組考慮到兩人如果不去的話，勢必會引起蔣介石的懷疑，從而影響整個起義的計劃，最後決定讓劉敬宜一個人去。

9月23日，兩位總經理正要上飛機時，陳卓林假裝突然肚子疼，就回家了，這樣便只能劉敬宜一個人帶著他的秘書去臺北。到了臺北後，一個朋友告訴了劉敬宜，蔣介石的確本想要將他們兩個總經理一起扣 留下來，但因為陳卓林沒有去，這個計劃也取消了。

1949年10月11日，“兩航”起義的最後一次決策會議，就在周恩來的家裡召開。 當時周恩來在中央書記處開會未在家，鄧穎超熱情地接待了他們。不一會，周恩來回來之後，他一進門就說：“中央書記處剛剛開完會， 讓你們久等了。”

隨後在一片歡聲笑語當中，周恩來聽取了彙報，並傳達了中央書記處的決定。這次會議所提出的政策，有些因為日後實際情況的變化，做出了一些相應改變，或因種種原因而終未能執行，但其最初的設想，仍體現了黨的愛國統一戰線思想，也體現了中央領導，特別是周總理，對兩航人員的一片關懷愛護之情。

10月14日，廣州解放，起義的條件已經具備。10月25日，起義行動指揮部成立，為了安全起見，在香港高階洋人出入的半島酒店租了幾間房間，作為指揮所來使用。

30日，兩航分別召開會議，討論起義的具體措施，決定日期為11月10日，起義的規模有3種，一是“兩航”同時起義， 二是飛走一些飛機，帶走一批器材，其他以後根據情況撤退。三是起義不成功，把起義的人帶回國，儘可能地帶一些器材回去。

11月7日，“央航”有人帶信到海南，指揮部認為有可能洩密，當天“兩航”負責人一起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起義時間提前一天，於 11 月 9日開始。

11月8日是最緊張的一天，白天照樣承擔國民黨指派的運鈔票和載旅客等航班，晚上佈置第二天的起義工作。12架飛機北飛，其餘同時安排外地的飛機一律飛回香港。估計飛機飛回之後在零件供應會有一定困難，所以除了“空中行宮”乘載的是起義人員外，其餘11架飛機上都裝滿了汽油、器材、零件和輪胎等

“兩航”起義

11月9日凌晨5點30分，機場上空還蒙著一層薄薄的霧氣，北飛的人員就到了機場。6時，12架飛機每隔幾分鐘一架，飛機進入航線後，為了防止國民黨空軍在中途攔截，飛機全程在9000多米的高空上飛行，看不見地面。

在飛機上，他們用無線電與友機聯絡、交換情況和保持聯絡。機群接近長沙時，一友機發來敵機警報，陳達禮很快發現戰鬥機正在向他們靠近。

在這緊要關頭，陳達禮憑他十幾年的空中作戰經驗，從無線話筒裡喊：“弟兄們，不要怕，保持隊形，向我靠攏，準備跟我做超低空飛行， 我們只有冒險貼近地面， 才能避開戰鬥機視線，就是被發現了，速度快的戰鬥機也不敢低飛，大家千萬沉住氣。”

中午12時15分，飛機安全降落在了北京西郊機場，一同起飛的其他飛機，則降落在天津機場，回到了祖國和人民的懷抱。當晚，劉敬宜、 陳卓林向國內外發表宣告，宣佈起義。

看到這一訊息的蔣介石，忍不住破口大罵起來，但也無濟於事。

晚上8點，周恩來在北京飯店設宴，招待了“兩航”總經理和幾位起義回國人員。周恩來和其他起義人員 一一握手，並連聲對他們說著：“歡迎你們。”

11月12日，毛澤東周恩來發賀電歡迎兩航起義，在賀電中，周恩來勉勵兩航的員工：“堅持愛國立場，努力進步，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航空事業而奮鬥。” 這兩大航空公司，為新中國的民航事業，帶下了堅實的基礎。

11月13日，周恩來宣佈“兩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資產，任命劉敬宜為“中國航空公司”總經理、陳卓林為“中央航空公司”總經理，希望“兩航”及待解放區域的全體員工，堅持愛國立場，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航空事業而奮鬥，也為民航事業扳回了一局。

15日，周恩來再次宴請了全部起義北飛成員吃飯。劉敬宜在席間激動地說：“為了多少年自己經營起來的事業，也為了願意全體職工在一起，我接受了職工的意見，來了。到北京以前，我一直覺得這是在險”。“你看，你來了，這一切事實都證明了你不是在冒險，是走向平安與光明，人民都歡迎你們。”周總理笑著插話道。

周恩來在此後，也一直都十分體貼關心起義人員們的生活情況。他說：“你們過去的生清待遇比較高，目前，全國人民的生活還比較艱苦，但你們用不著擔心，國家會根據實際情況給予照順，讓你們的家庭生活標準不致降低，使你們能夠故心地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學習上。”

當時，北飛人員身上穿的都是飛行衣或西裝，只有十幾歲的機械員甘嘉霖穿著一套灰色的棉幹部眼，原來他在登機參加北飛起義時，身上 只穿了一件襯衣，什麼衣服都沒帶。到達天津的時候，已經是初冬時分了，當地的一些工作人員看甘嘉霖衣著單薄，便送了一件棉幹部服給他。

周總理在宴會上見到甘嘉霖，便詢問身邊的工作人員“這是什麼人。” 當工作人員把情況告訴他後，周恩來輕聲對工作人員說：“可以每人都送給一套嘛！”回到天津後不久，果然很快就有人來，為北飛起義的機組成員們量身自做衣服，給每個人免費縫側了一套灰色稀幹部服。

11月的下旬，因為禁制令的實施，兩航公司及其近2000名員工已經處於衣食無粉的容迫境地，他們懇切希望中央能夠盡力幫助解決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收電後，周總理對此做了緊急部署。12月9日，一筆600萬港幣的鉅款匯至香港的中國航空公司職工何鳳元處，這就是由周恩來簽署命令，以解燃眉之急的600萬元。

一直到1950年的二、三月，這600萬元不但安定人心，也保證了在港的兩航員工生活上的衣食無優，也解決了兩航公司的部分飛行器材北運的資金問題。截至1950年的上半年，一共有1800多名兩航員工陸續回到祖國，同時一萬多箱的珍貴飛行器材也運回到了內地，為新中國民航事業的發展莫定了堅實的技術和物質墓礎。

周總理關心國航安全

1956年4月11日，中國民航開闢中國——緬甸國際航線，民航北京管理處飛行大隊擔負著首航任務。夏季的午後，這條航線上經常出現濃積雲、雷雨雲，雲層高達萬米的情況。那時候飛機上沒有雷達，全憑飛行員的經驗和感覺，在雲中穿梭繞行。

有時連自己的飛行位置都難以確定，飛機誤入了濃積雲或雷雨雲，都是常有的事，顛簸很厲害。有的旅客吐到無法忍受，甚至懇求乘務員開啟艙門讓他跳下去。由此能深切地感到，保證飛行安全實屬不易。周恩來當時對這一航行非常關心。

安全飛行一週年之後，周恩來看了呈上來的報告後，親筆批示三句話：“保證安全第一，改善服務工作，爭取飛行正常。”這三句話從此成為指導中國民航工作的方針。特別是對飛行安全這一點，周恩來從來都堅持到底。

作為新中國外交的主要創始人和奠基者，周總理經常率團出訪。1965年，周恩來訪問亞非一些國家做團結友好的工作。三月下旬，飛機來到了羅馬尼亞的時候，羅方有些人開始竊竊私語：“迎接過的外國領導人都乘坐本國飛機，哪怕一些歐洲小國也是如此，而中國這麼一個大國，總理卻租用別國飛機。”

大使館的同志後來把這件事彙報給了周恩來，回國時，周恩來坐在客艙裡，看著機翼上寫著的外國國際航空公司的名字之後，內心觸動很大，隨後便決定要乘坐中國民航的飛機，進行下一步遠航非洲的行程，於是他把隨機出訪的總局指揮部參謀長王建功叫到跟前，對他說：“中國民航要飛出去，只有飛出去，才能開啟局面。”

在機組人員多次試航和準備之下，在訪問的那一天，周恩來在即將坐上中國自己的飛機踏上滿上旅途之前，心情特別高興，在登上專機之前，特別向每個人都一一握手，並且還堅定地對大家說：“我帶你們遠航非洲。”

經過一路顛簸和一些意外情況之下，快天黑的時候終於來到了。在周恩來的帶領下，遠航非洲取得圓滿成功。此前，飛機只敢在國家周邊飛行，從來沒有飛過這麼遠的路途。這次大家不僅都飛出去，而且也積累了飛行經驗，為中國民航飛向全世界奠定了基礎。

1973年5月10日，劉敬宜突患病症，逝於悉尼。得知這一噩耗，周恩來親筆書寫了致劉敬宜先生家屬的唁電，其中他對劉敬宜作了高度的評價，讚揚劉先生當年在兩航人員起義當中的壯舉，對祖國人民作出了有益的貢獻，他的愛國精神也永垂不朽。

在起義之後的二十多年裡，周恩來始終在關心著兩航的員工們，關心著民航事業的發展，關心每一位為新中國的民航事業做出過貢獻的人們。同樣的，如果沒有周恩來為民航做出的努力和奮鬥，新中國的這一領域，也不會得到如此快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