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各地災情頻發，周總理為此事憂心不已，可在這個時候竟然發生了一件驚天詐騙案，有人偽造他的公文從中國人民銀行騙走了20萬元人民幣，這讓周總理憤怒不已，責令公安部徹查此事，一定要將詐騙犯捉拿歸案。
那麼，這個膽大包天的盜賊究竟是何人？他是怎樣從銀行裡騙走了這20萬呢？他的結局又是怎樣的呢？
1960年3月18日晚上，北京的李廣橋南街燈火已經熄滅了，突然遠處傳來狗叫聲，而且還能看到一個影影綽綽騎著腳踏車的人，來到了近處，發現腳踏車後座上馱著兩個巨大的麻袋，這兩個袋子裡裝的，就是被騙走的20萬元人民幣，而騎著腳踏車的人，名字叫王倬。
王倬是遼寧省遼陽市人，從小家庭優渥，就是不安分，混過三青團、青幫，靠著腦子聰明最後考上了大學。1949年王倬加入瞭解放軍被分配到了陝西，由於吃不了當兵的苦加上害怕去抗美援朝打仗，就自己偽造了路條跑回了北京。
1951年，王倬應聘上了中國進出口公司，在工作期間表現良好，加上專業也對口，次年就被調到了對外貿易部出口局工作。
成了政府的工作人員，有了體面的工作，但是他心裡並沒有多少高興，辛苦工作掙來的錢過不上自己想要的日子，他想了不少的辦法，幹過不少的活計，但最終一毛錢沒掙到，還賠了不少。三年災害期間，糧食的價格漲了不少，這更讓他覺得自己掙的錢少了，每天都在想著怎麼弄更多的錢，為此費勁了心思。
直到1960年2月，王倬無意中看到處長拿著一個條子，上面寫了一位首長的名字和讓處長去辦的事情。他原本並不在意，可是在看到處長憑著條子竟然把事情辦成了之後，他開始留心了。
王倬頗受啟發：這拿著首長的條子都能辦成事，那我用更大的領導的名義不就能拿到錢了。自從進了貿易部他就發現，只要是周恩來總理批示的檔案，工作人員就會辦的特別快，有了這個心思，他就開始琢磨臨摹周總理的筆記。
當時外貿部沒有禮堂，他們要聽報告、作報告、傳達檔案都要去公安部的禮堂，公安部禮堂的兩邊都陳列著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題詞。每次聽報告的時候王倬都抓緊時間模仿一下，回家之後更是拿著筆練習個不停，不久之後他就把周恩來總理的筆記模仿地惟妙惟肖，就連周總理的簽名也和真的一樣。
練好了字了後，他又開始練習刻公章，為了不被人注意，他專門跑到不同的地方買來了刻公章用到的東西，謹慎到了極致。他還從部門裡拿了一封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來函的舊信封，用來裝偽造的公函。
正巧當時要在北京舉辦西藏活佛的講經會，他得知這個訊息之後，一個計劃浮上了心頭。一切準備妥當之後，他平復好心情，準備第二天去銀行“取”錢了。
3月18日，王倬向處長請假，說要帶母親去看病，得到處長的批准之後，他就騎著車直奔西郊民巷的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而去。
當天他穿了一件灰色呢子大衣，表情嚴肅，工作人員看他來頭不小也就沒有阻攔。
“噹噹噹”一陣敲門聲響起。
“誰啊？”臨近下班時間正在收拾東西的行長秘書抬頭問道。
“我是國務院的，來給行長送急件”，說著，來人從公文包裡拿出了一個表面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字樣的信封，然後說道“請簽收。”
秘書一聽是國務院送來的，不敢耽擱，趕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後拿起信封看了起來，沒看到來人正邁著有些急促的步伐走出了銀行。
信封上寫著“速送”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親啟”的字樣，可是行長在外地開會，秘書也不敢耽誤了國務院的事情，就打開了信封，見是周總理批示的一份報告，內容如下：
總理：
主席辦公室來電話告稱，今晚九時，西藏活佛舉行講經會，有中外記者參加，拍紀錄影片。主席囑撥一些款子作修繕寺廟用，這樣可以表明我們對少數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據以上情況，擬撥給15～20萬元，可否，請批示。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
報告下方空白處還有總理手寫的：請人民銀行立即撥給現款20萬元，署名：周恩來。在簽名的右邊還有一小段批文：為避免資本主義國家記者造謠，要市場流通舊票；拾元票每捆要包裝好看一點；七時必須送到民族飯店趙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業部）。
秘書看到內容後先是疑惑了一下：這麼大數目的錢，一般要走財政局，怎麼直接到總行來了。但是看到熟悉的周總理的簽名，又抬頭看了快到六點的時間，趕緊放下了疑惑給分行打了電話說了周總理的指示。
掛了電話後，她拿著信封急忙前去找了還在銀行的王副局長，見到王副局長後，她把手上的信函遞了過去並說已經通知下去準備錢了。王副局長看完信函內容後疑惑地說道：“20萬不是小數目啊，怎麼不透過財政部？”
還沒等秘書回話，他桌子上的電話就響了，接起電話一聽是總理辦公室打來的，他趕快回復到：“是，已經收到了指示，馬上就安排下去，請轉告總理不會耽誤時間。”掛了電話又趕緊打給分行的人準備好錢送到民族飯店，交給等候的趙全一。
銀行分行的工作人員抬著兩大袋子的現金，火急火燎地在七點之前趕到了民族飯店。剛進入大廳，從旁邊沙發上站起來了一個人走到了他們面前：“我是西藏工委宗教事業部的趙全一，你們是人民銀行的吧，總理交代的錢帶來了麼？”
工作人員看到他後擦了擦汗，說道：“帶來了，我們沒來晚吧。”趙全一指了指牆上的表：“沒有，正準時。”趙全一收到錢之後，打了個“趙全一收到人民銀行送來￥貳拾萬”的收條並且把自己的介紹信給工作人員看了看，隨後就帶著錢走了。工作人員出了大廳之後，不禁鬆了口氣：“總算是完成任務了。”
過了幾天之後，銀行的工作人員為難了起來，這20萬人民幣該怎麼下賬呢，總理也沒給指示。無奈之下向總理辦公室打了個電話，可得到的訊息卻讓他們如入冰窟：總理根本就沒有下過取20萬人民幣的批示！
工作人員嚇得出了一身冷汗，王副局長帶著總理的批示趕緊去了總理辦公室，可是經過辦公室人員的核實，發現總理的簽字和印章都是偽造的。也就是說，有人用了總理的名義從中國人民銀行詐騙了20萬的鉅款。
得到訊息後的周總理震怒不已，在國家困難時期竟然還有人做這樣的事，於是他責令公安部限時破案，一定要給人民一個交代。
公安部得到指示後，第一時間成立了專案組，抽調了大批精銳，對這起驚天大案展開了調查。經過詢問後發現，前往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國務院工作人員和在民族飯店拿錢的趙全一是同一個人，這個發現讓辦案人員很激動，範圍縮小了，人就好抓到了。
可是在偌大的北京找到一個人，單憑專案組的力量無疑是大海撈針，於是他們透過廣播、貼上畫像的方式，廣泛發動群眾，讓人民幫助他們抓到趙全一，一時間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在談論這個詐騙案。
幾天過去了，專案組還是沒有找到趙全一的蛛絲馬跡，這個詐騙犯太狡猾了，完全沒留下破綻。距離總理給的期限沒幾天了，專案組又坐到了一起，他們對僅留下來的物證再一次了剖析，這一次他們發現，趙全一偽造公文時用的信紙並不是市場上賣出的，平常人拿不到這種信紙，只有機關單位內部才會用這種信紙寫東西，也就是說趙全一很可能是機關單位的工作人員。
根據這一線索，專案組的人趕緊拿著信紙前往國務院的檔案室去比對，那裡有各個單位呈上來的公文，從那裡可以找出出來信紙出自哪個單位。
經過偵查人員夜以繼日的翻找、比對，終於發現了只有外貿部使用和嫌疑人一樣的稿紙，這樣，破案的範圍和線索逐步縮小到了外貿部。
4月2日，公安部正式將調查的結果通知了外貿部，並且當天專案組就進入了外貿部開始調查。
專案組進入外貿部後，先是將所有人的檔案歸整了起來，並且還收集了所有人平時寫的報告，把這些東西送到了公安局的技術部門去比對字跡。
然後又調查了3月18日所有工作人員的行蹤，但是由於外貿部工作人員需要經常出去辦公，所以並沒有找到有用的線索。
4月3日，外貿部保衛處的工作人員通知專案組，在一個人的檔案裡發現了趙全一的名字，這個人就是王倬。檔案裡有一份處分材料，寫的是之前王倬和一名同事從陝西回北京，幫助同事偽造路條，用的就是趙全一的名字。並且在前幾年同事來北京時，王倬還幫忙報了北京的臨時戶口，用的也是趙全一的名字。
為了確保這個王倬就是要抓捕的嫌疑人，專案組還找來了王倬在外貿部的同事董林詢問情況，向他了解一下王倬醉經有什麼不正常的行為沒有。董林一聽專案組的目的，直接開口說道：“那很可能就是他了。”
辦案人員問：“為什麼這麼說？”
董林回答：“那天他請假了，說要帶母親去看病，可是有同事在那天看到他母親了，問了也沒生病，所以那天他不知道幹啥去了。”
“這幾天大家都在談論這個案件，我就開玩笑的說，老王不會是你乾的吧，誰知道他立馬急了，衝我發火說我誣陷他，還要拉著我去證明，他平時性格還挺好的，從來沒發過這麼大的火，這讓我們弄不清楚咋回事。”
“還有就是他以前寫字還挺好看的，但是這幾天寫東西的時候字型歪七扭八，大家還問他咋回事，他說扭著胳膊了，寫字就疼。”
董林的話引起了辦案人員的注意。
為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反應，從王倬家路過的時候會聞到燒東西的油煙味，不是正常做飯的味道。辦案人員聽到這個情況，猜想肯定是王倬在燒燬贓款，於是決定對王倬進行抓捕。
4月4日凌晨，王倬在家中被逮捕。在被審訊時，王倬一直不承認自己的行為，直到專案組在他家裡找到了埋在煤球堆下贓款，他才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
但是讓所有人感到奇怪的是，為什麼王倬拿到錢之後，既不花錢享樂，也不去想辦法轉移贓款，而是要把錢燒了呢？
原來自從專案組發動群眾找他之後，他整日提心吊膽，家門口路過一個人他都覺得是來抓自己的，晚上守著贓款，卻是翻來覆去地睡不著，而且錢還不敢花出去，所以他才決定把贓款燒了，這樣就沒人知道他的事情了，只是沒想到還是被國家抓到了。
這起偽造總理批文的驚天騙局，從立案到偵破，僅僅用了十天。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任何挑釁國家安全秩序的人，必將受到嚴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