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慄琳
近年來，新主流大片的工業製作水平蒸蒸日上，並不斷嘗試與型別片結合，在服務於價值觀建設的同時，也為觀眾提供了豐盛的視聽盛宴。在今年建黨100週年的背景下，電影《鐵道英雄》既不是重新翻拍《鐵道游擊隊》，也非歷史事件的型別化再現，而是透過鐵道隊英雄人物老洪、平民英雄排程員老王、普通民眾護士小莊、火車工石頭等多條人物的情感線索，書寫了一首抗日戰爭時期華北人民團結一致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史詩。
型別大片與反型別
電影成功地融合了多種好萊塢電影工業美學、型別風格，如西部片、戰爭片、黑色電影、諜戰片等，尤其在張涵予飾演的老洪的戰鬥段落中體現得非常顯著。為了支援山裡的抗日鬥爭、搗毀日軍的鐵路後勤供給線，老洪夜晚隻身潛入貨運車廂，截獲敵軍補給，這一場景帶給觀眾一種暗夜佐羅在北國風雪中出沒的恍如隔世感。而在預告片中的槍戰橋段中，老洪的三八大蓋也不再斜插在前襟之下，而是配於右側腰間，撩起飄逸的衣角，右手於腰間摸到配槍之時，手肘向後直線上提，並瞬時在腰間擊發的連貫動作處處可見西部牛仔的影子。然而，當觀眾真的抱著觀看型別大片的期待走入戲院，都會產生或多或少的心理落差。這些落差清晰地反映在網路影片簡評與影片up主的評論之中——“這片子打得不過癮！”“戰爭場面不夠激烈！”。
《鐵道英雄》是一部反型別的型別大片。影片從本體層面處處顯現出一種反抗精神：表面上看似臣服於好萊塢型別片的規則，遊走於西部片、戰爭片、黑色電影的邊緣，但核心則完全相反——英雄最終與敵人同歸於盡；少年自幼沒有母親，父親在礦難中失蹤，導致俄狄浦斯情節沒有存在的土壤；王子也沒有被力比多驅動為“父”復仇；硬漢英雄老洪並非一位無所不能的救世主，也沒有英雄救美；女性出場不多，護士小莊沒有成為英雄的拖油瓶；電影的終曲也非大團圓結局……種種跡象都指向一種反抗，在造型藝術上集合了所有的型別電影應有的視覺和聽覺元素，但在敘事上卻完全不同於好萊塢型別片。這無疑激怒了一些型別片觀眾，但幾乎每個透過視覺風格、海報、預告片對型別抱有預期的觀眾，在宣洩了自己的型別慾望之後，又都不約而同地談及影片主要角色與他們之間的情感聯絡。
反型別的型別片的亮點
反型別的型別大片跳出了單一型別影片單線敘事的窠臼，在提供視覺大觀的同時，將更多的主題、元素與人物有機地融入一部電影中。影片在各種電影型別之間遊走，巧妙地在情感敘事中穿插了戰爭歷史“四重景深”的電影記憶——黨組織的領導、英雄主義個體的戰鬥、平民英雄的無私抗爭、普通中國人民的戰爭苦難與掙扎。這“四重景深”，在“運動-影像”、歷史、戰爭史詩、作為主體的人之間變奏，勾勒出中國人民在抵抗日本侵略戰爭的歷史時刻。電影透過對這“四個景深”敘事的情感聚焦與變奏，彰顯了中國人的英雄氣概與尊嚴，更顯現了在抵抗侵略戰爭的歷史“原境”，中國人民不屈與無畏的民族性格。
此外，這樣的敘事方式還為挖掘人物情感空間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抗戰題材電影與其它電影不同，在跳脫出齊澤克所謂“好萊塢內外的拉康”的個人慾望套路之外，電影不僅抵抗了一種好萊塢式的敘事濫套，更在電影本體層面抵抗一種俄狄浦斯症候，成為一種更加豐富的情感空間。而這種空間以前更多地被視為文藝片、藝術電影或者獨立電影的保留地。《鐵道英雄》卻在描繪戰爭的殘酷、英雄的勇敢之外，還以更加溫情的筆觸展現了戰時華北民眾的殘酷、痛苦、緊張、哀傷的聚焦。這種戰爭悲歌中的“溫情寓言”細膩地展開於少年火車工石頭的故事線中。
藝術作為反抗，電影作為記憶
《鐵道英雄》由反型別的情感敘事進入藝術創作的場域，進而透過“四重”線索的交疊帶領觀眾重回華北反法西斯戰爭歷史時刻的情感“原境”。電影將平民英雄的抵抗與普通民眾的掙扎同樣納入英雄敘事的創作，在時間與影像的互相作用下，電影重新揭示的正是法國藝術史學家迪迪·于貝爾曼所謂的“記憶的灼痛”。在這裡，電影不再僅僅是媒介技術進步帶給我們的一種感官刺激，而是一種藝術創作的抵抗，既反帝國主義、反侵略，也反俄狄浦斯、反好萊塢。也許正如法國當代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德勒茲在《電影I》中說：“藝術就是抵抗本身”。
（作者慄琳系北京大學藝術理論博士研究生、美國杜克大學歷史學碩士、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與數碼媒體藝術碩士）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