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為什麼要稱其為“偉大轉折”？其深遠意義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在中共上海市委黨校胡偉教授看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3週年之際，重溫這段不平凡的歷史，深刻認識改革開放的重大意義，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動搖，把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進行到底，顯得格外重要。以下是他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透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有這麼一段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戰略轉移，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黨作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決策。四十多年來，黨始終不渝堅持這次全會確立的路線方針政策。”
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最鮮明的品格，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這場偉大革命的序幕正是開啟於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3週年之際，重溫這段不平凡的歷史，深刻認識改革開放的重大意義，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動搖，把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進行到底，顯得格外重要。
“偉大轉折”和“劃時代”
在百年黨史中，用“偉大轉折”來形容重要性的會議並不多，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其中之一。“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黨在百年奮鬥中始終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探索並形成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道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是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於糾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全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曆程，開創、堅持、捍衛、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如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在黨和國家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黨深刻認識到，只有實行改革開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則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根本上就在於要系統糾正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災難，撥亂反正，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而之所以必須結束這場災難，是因為“文化大革命”走不下去了。更深層次說，是“左”的社會主義走不下去了，必須打破以往僵化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探索一條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新路。
改革開放的初衷和實質，是跳出傳統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走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什麼是“蘇聯模式”？它其實就是一種僵化的社會主義“老路”。在當時“兩大陣營”對立和對抗的情況下，這種模式造成了自我封閉與僵化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無法煥發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我們以蘇聯為師，總體上沿用了蘇聯的模式和體制。雖然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對蘇聯模式也有反思，但沒有實際突破高度集權的體制，未能走出這一“封閉僵化的老路”，以致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域性性錯誤，不僅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巨大損失，而且客觀上宣告了這條道路是行不通的。於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探索如何打破這一模式，從而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程序。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5年後，黨的歷史上又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三中全會”召開了。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對於這兩次“三中全會”，習近平總書記用了兩個“劃時代”來形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無論是“偉大轉折”還是“劃時代”，從中都可以看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如果說，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以及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闢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國歷史新紀元，那麼，我們黨領導的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則開闢了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歷史新時期。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在總結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嚴重教訓基礎上的一次偉大覺醒，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次偉大革命。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進入到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這個重要論斷是黨的十四大報告首先提出的，黨的十七大報告在全面總結改革開放近30年的偉大歷史程序時沿用了這個重要提法。這就是說，新時期是同改革開放相伴相生的，沒有新時期，就沒有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也就無所謂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於它是實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高度概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
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
那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何被賦予如此高的評價呢？在我看來，主要就在於其對於路線問題的解決：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關鍵是實現了黨的路線上的撥亂反正，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作了高度的評價，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工作重點戰略轉移的重大決策，實現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實行黨的集體領導和正確的幹部政策，實現了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開始了系統清理重大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正是這一系列“撥亂反正”，為改革開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組織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啟的改革開放的偉大曆程，從歷史過程來看是有特定的內涵和邏輯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掀起了新中國成立後具有深遠意義的思想解放運動。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真理標準問題成為一個熱點。鄧小平在閉幕會上總結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沒有思想上的解放，就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轉折，後來中國的一切發展與變革也就無從談起。
改革開放，就是要透過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來助推中國的現代化。首先是對內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對此，鄧小平在1985年曾概括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很多人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最成功之處在於創造了“經濟奇蹟”，這當然是事實。但要創造“經濟奇蹟”，不僅要破除思想的禁錮，而且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加強民主和法治建設。在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鄧小平就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不久，1979年2月，中央政治局原則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草案，並在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正式透過，旨在規範黨內政治生活，正確貫徹民主集中制，系統糾正改革開放前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中實際存在的家長制、一言堂、個人獨斷專行等問題。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更加聚焦和明確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這一改革主題。
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里程碑。雖然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最顯著成果是在經濟領域，尤其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改革開放的最偉大創造，但從歷史線索上看，“市場經濟”概念的提出要遠遠晚於“民主政治”。從結果上看，經濟、政治、文化上的改革是相互作用、互為條件的。沒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沒有市場經濟，思想解放和民主法治就不可能深入進行；沒有民主法治，市場經濟和思想解放也無法取得廣闊的空間。
可見，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思想上要解放，克服教條主義和思想僵化；政治上要加強民主和法治建設；經濟上要開放搞活，破除單一計劃經濟的桎梏。同時，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改革和開放需要形成良性互動，這就需要制定正確的對外戰略，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處理好與外部世界尤其是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堅持和平發展道路。這四個方面，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改革開放的內涵和邏輯所在。
一言以蔽之，所謂改革開放，“改革”在於破除傳統社會主義的僵化，“開放”在於摒棄傳統社會主義的封閉，亦即擺脫以往“封閉僵化的老路”。改革開放成功開闢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場偉大革命。
沿著正確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改革開放不僅使中國真正走向繁榮富強，而且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革命。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對此作出了高度概括，即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後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歷史性轉變、歷史性突破、歷史性跨越——這三大歷史鉅變，大氣磅礴，一氣呵成，是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啟的改革開放的最好評價。
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伴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些腐敗現象，影響了黨風和社會風氣，同時也出現了不少社會矛盾和問題。於是，社會上出現了一種聲音，即對改革開放的“懷疑論”。有些人把目前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歸咎於改革開放，甚至敵視改革，否定開放。對此，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中國目前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問題，並不是改革開放的邏輯結果，而恰恰是改革開放還不到位所造成的。面對層出不窮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不是去走回頭路，而是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逐步落實民主法治和公平正義的各項制度和政策，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充分借鑑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更大力度地興利除弊，把現存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真正化解掉。
鄧小平曾經語重心長地說：“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引用了鄧小平這段話，並鄭重宣示：“黨的基本路線是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我們要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興國之要、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國之路，不能有絲毫動搖。”
道路問題是關係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等新概念，與以往我們黨所一貫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道路”“和平發展道路”等核心概念，在內涵和邏輯上是完全一致的。我們黨曾反覆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而改革開放則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要堅持改革開放道路，就必須堅持和平發展道路，而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和平發展的復興，必須跳出“國強必霸”的窠臼；同時，要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總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道路”“和平發展道路”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並不是五條道路，而是內在統一、邏輯一貫的同一條道路，即“中國道路”。走自己的路，是黨百年奮鬥得出的歷史結論。這條中國道路，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一以貫之地走下去。
在新徵程上，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域性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置身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正視國內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必須順應時代潮流，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切實全面深化改革，拓展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在這個重要時刻，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闢的正確路線不動搖、不折騰、不懈怠，繼續把改革開放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具有極為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思想者小傳】
胡偉，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理論創新工程首席專家，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任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會會長、上海市國際文化傳播協會會長等。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理論、中國政府和政治。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國家級精品課程等，著有《政府過程》《現代化的模式選擇》等，榮獲“五個一工程”獎。（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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