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時代經典
“勃蘭特跪下時是個凡人，站起來時卻已不朽。”
1970年12月7日，時任西德總理的威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這一計劃外的舉動震驚世界。
後人這樣評價，“他個人跪下了，卻讓整個德意志民族站了起來。”
反觀同為二戰發起者的日本，首相們卻經常在供奉戰犯的靖國神社下跪。
這兩者截然不同地對待戰爭的態度引發世人無數的討論。
那麼勃蘭特為什麼要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呢？
首先是國際局勢變化的影響：
二戰之後，德國分裂為兩個國家，民主德國（東德）處於蘇聯陣營，聯邦德國（西德）則處於美國陣營。德國的分裂已經成為無法改變的事實。這個已經是既定事實，當時西德選擇對外採取“一邊倒”的政策，不承認東德，並且與東歐華約國家交惡。但是也因此在美國馬歇爾計劃的經濟援助下取得了被稱為“萊茵河奇蹟”的經濟成就。
但是從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蘇聯的赫魯曉夫上臺以後以及冷戰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讓當時的西德人逐漸認識到，為了德國的以後的未來，外交方向到了轉變的時候，已經不得不轉變了。當時美國開始試圖在維持德國分裂的前提下尋求與蘇聯的妥協，推出1955年艾登計劃。在當時任西德總理阿登納看來，這將意味著兩德分裂的固定化。大家應該瞭解1961年的柏林牆事件，美國並沒有積極予以制止，這樣的一個態度讓西德格外失望。
當時美軍與蘇軍坦克在柏林牆查理檢查哨的對峙
此時勃蘭特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出任西德總理，並且提出了他自己的“東方政策”，期望透過全面“緩和”和改善同東德的關係，“以接近促進演變”，以求將來德國的重新統一。不得不說這一舉措不僅提升西德的國際地位，不再是美蘇冷戰的棋子，而且成為兩個大國之間的中間人。勃蘭特實行“東方政策”同時也需要找到一個恰到好處的突破口，那麼怎麼找呢？
所以勃蘭特知道且明確德意志民族內部就歷史問題，需要達成共識。
當時對於剛經歷過戰後的德意志民族，要想實現這一點無疑是難如登天。基於他們內部自身各種現實原因，戰後起初並未真正地去反思過這段歷史，民族對二戰結果的態度根本就是分歧。
首先是什麼，很多人在此前被納粹教育洗腦，儘管後來他們知道德國對大屠殺有直接責任，但是卻不願承認，並且還會有一種 “受害者的心理”。之前任西德總理阿登納就是比較典型的，他說：“大多數德國人民反對納粹針對猶太人的暴行，大多數德國人民與這種暴行無關。”
其次，德國人二戰後的國家命運，已經不是自己能夠掌控得了了，這個民族背後真實的掌舵者是美國。
當時背景下的德國人在對於下一代的教育上，並沒有做到位。
一方面是家庭教育。另一方面是學校教育。1959年，西德以全國中學畢業生為物件，做了一次關於歷史學習的調查。調查發現，有57%的學生還沒有討論或學到納粹歷史，79%的學生沒有討論過魏瑪共和國。所以對於這樣的教育環境下，學生是不知情的。
所以需要以一種震撼的方式喚醒德國人。才有了華沙之跪。
華沙之跪可以說，為勃蘭特為首的西德左翼政府在民族心態、歷史包袱和教育方面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掃除障礙，為德意志民族重新站起來奠定基礎。
德意志民族要想獲得世界尊重，尤其是曾經傷害過的民族的原諒，對於歷史的態度就顯得格外重要。
要想真正的站起來，那麼必須要獲得周邊國家的認可。
首先說鄰國波蘭，1772-1795年德國的前身普魯士聯合奧地利和沙俄三次瓜分波蘭，讓波蘭從地圖上消失了120多年。德國一戰戰敗後的迅速崛起，也讓周邊國家對於一個強大德國充滿著恐懼。二戰伊始，德國也是透過閃擊波蘭開啟局面。可以說波蘭人對於德國人的恐懼是很難抹掉的。
勃蘭特的華沙之跪的當天，德國就和波蘭在華沙簽訂“華沙條約”，兩國宣告，“它們互相沒有領土要求，將來也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這樣不就特別棒了。
那麼為什麼是勃蘭特做出如此驚天動地的一跪。
因為勃蘭特是堅定的反法西斯者，一直致力於捍衛人權守護和平。
受母親影響，勃蘭特很早就對政治發生了興趣，15歲時就開始參加政治活動，18歲時加入社會主義工人黨，並擔任該黨青年組織的領導人。“威利·勃蘭特”是他在1933年為躲避納粹秘密警察的檢查而起的化名，此後他一直用該名撰稿揭露希特勒統治下德國的真相。1940年德國入侵挪威，勃蘭特報道了德國對挪威的入侵。1945年10月，勃蘭特報道了紐倫堡軍事法庭審訊納粹戰犯的情況。一年後，勃蘭特任挪威駐柏林軍事代表團少校新聞專員，負責與美、蘇、英、法四國軍事管制委員會進行聯絡。
勃蘭特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在柏林的使命深深地吸引了我。因為它對德國的未來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這樣的人生才有了“華沙之跪”。
華沙之跪的象徵意義——懺悔。勃蘭特說：“我當時突然感到，僅僅獻上一個花圈是絕對不夠的”。勃蘭特因此也獲得了次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足以證明對於世界勃蘭特這一行為的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