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雲南深度貧困縣瀾滄的700噸土豆滯銷。這時，有一個人站了出來，他走進田地裡的直播間，從中國工程院院士搖身一變成為跨界“帶貨主播”，邊刨著土豆邊“吆喝”推銷。一個小時的直播，吸引了54萬人觀看，當天挖出的近25噸土豆銷售一空。

實際上，這已不是他第一次“賣”土豆。2018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他拎著瀾滄產的冬季馬鈴薯走進了人民大會堂，在代表通道里向全國的媒體展示。無論到哪，始終心繫百姓，他就是中國農業大學校友、中國工程院院士朱有勇。

朱有勇，雲南箇舊人。中國共產黨黨員，植物病理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雲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雲南省科學技術協會主席。2000年獲得中國農業大學博士學位。在Nature等學術期刊發表科技論文200餘篇，獲發明專利20餘項、重大獎勵18項。曾獲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稻米年科學研究一等獎、國際農業磋商組織優秀獎、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雲南省科技進步特等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等。2019年被中宣部授予“時代楷模”稱號。

攀登農業科研高峰

有媒體這樣評價，“成長於土地、根植於土地、收穫於土地……朱有勇的大半生和土地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1955年，朱有勇出生於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箇舊市農村。無論耕田耙地，還是插秧收稻，年少時的朱有勇就成了種田的能手。當然，其中的苦與累，於他刻骨銘心。

“農民的命運，能不能改變？”他苦苦追尋，終在大學找到了答案。專業的農業知識，開闊了朱有勇的眼界，“原來這才叫農業！”農業科學的博大精深，將朱有勇深埋心底的農村情結、為民情懷徹底啟用，帶著對知識的渴求，他在“學農愛農”的路上尋覓著詩和遠方。

上世紀80年代，農作物單一品種大面積種植容易發生病蟲害，致使農藥用量大幅增加，對生態環境、食品安全和糧食生產構成潛在危險，水稻稻瘟病即為典型。世界各國的科學家提出了很多辦法，但收效甚微。朱有勇在雲南省石屏縣田間考察，偶然發現“當地農民用雜交稻和糯稻間種，稻田很少發生稻瘟病”。難道稻瘟病發病率跟水稻品種的多樣性有關？循著這個思路，他開始了利用生物多樣性防治病蟲害的研究。

此後10多年，他邊研究控病機理，邊進行了近千次試驗，最終確證了作物多樣性時空最佳化配置是有效控制病害的新途徑，為控制稻瘟病這一世界難題作出巨大的貢獻。2000年，他的研究成果在國際權威期刊《自然》上作為封面文章發表，引起全球關注。榮獲聯合國糧農組織頒發的國際稻米研究一等獎，而當年全世界只有兩位科學家獲此大獎，朱有勇便是其中之一。

論文寫在祖國大地

2011年，已是雲南農業大學校長的朱有勇，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這時，朱有勇做出決定：不再擔任雲南農業大學校長！“行政管理很重要，但我更願意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放到科研上！”

2015年，中國工程院對口雲南省普洱市瀾滄拉祜族自治縣開展脫貧攻堅。有任務，就得有人幹。誰去？都沒想到，站出來的，竟是已60歲的朱有勇，“我最年輕，我來幹！”

拉祜族，是直過民族，就是新中國成立後從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民族。2013年，這裡的國家級貧困村人均年收入甚至只有一千多元。貧困面廣、貧困度深、思想觀念陳舊、不通曉漢語……這個任務，無疑是塊“難啃的硬骨頭”。

朱有勇與專家團隊迎難而上，一頭鑽進當地的地頭考察。為了和鄉親們熟悉起來，朱有勇學說拉祜語，學唱拉祜調子，吃農家飯，和鄉親一起喝酒。大家常常看到，這位院士直接跪在田裡雙手刨土檢查土質，清晨就下地，深夜更是冥思苦尋合適的脫貧方案……一番調研後，朱有勇得出結論：這裡光、熱、水、土壤條件優越，這麼好的生態環境和資源稟賦應該合理利用，不應該陷入貧困。經考察，冬季馬鈴薯就成了最先示範種植的農作物之一。同時這裡還辦起了全國首創的“中國工程院科技扶貧技能實訓班”。僅2017年一年，瀾滄縣冬季土豆就推廣種植3200多畝，“土疙瘩冬閒田”成了“金疙瘩效益田”。

2020年11月瀾滄拉祜族自治縣正式實現“脫貧摘帽”。

出身農家的朱有勇，對土地和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被人稱為“農民院士”，而他自己說“我就是一個會種莊稼的農民”。有人問他獲得的最大快樂是什麼？朱有勇說，科研成果使老百姓過上幸福的日子，就是最大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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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素材來源：中國農業大學校友會、中國郵政快遞報、民生週刊、新華網、微觀三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