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批評全球化並不是一件新鮮事，但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在習慣了閱讀由西方思想家撰寫的此類作品之後，《逆流年代》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作者是一位有左翼背景的以色列國際政治記者。在這本書中，納達夫·埃亞爾（Nadav Eyal）為讀者全景式呈現了近年來全球範圍內湧現的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強烈反對。
在過去幾十年中盡享全球化時代紅利的人往往難以理解這股“逆流”始於何處。當下我們熟悉的全球化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原材料全球開採，勞動力廣泛分佈，資本自由流動。它由二戰結束後逐漸形成的全球共識構建而成，期間達成了人類史無前例的成就——顯著提升全世界的生活水平。這一程序在柏林牆倒塌後進一步加速，埃亞爾援引資料指出，在那之後的25年間，每天都有12.8萬人脫離貧困。埃亞爾將這一時期稱為“責任時代”——戰火餘燼中倖存下來的人們主動遠離好戰的極端主義和民粹主義，追求和平、建立共識和互惠合作。
但9·11事件為這個時代畫上了休止符。與許多人一樣，埃亞爾最初只是將9·11看作恐怖主義全球戰爭的開端，但他越來越意識到，這一轟動全球的事件具有某種更深遠的意義，“作戰的一方相信世界正在緩慢走向政治和文化一體化，而另一方視此種前景為噩夢，並願意不惜一切代價來阻止它實現。困在兩方當中的則是中產階級，尤其是西方的中產階級。他們在民族國家和全球化之間搖擺不定，在特定的身份和普世價值觀之間猶豫不決。”物質條件的惡化——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引發了中產對安全感、身份認同和生計岌岌可危的恐慌，這股情緒匯流成了越來越響亮的、排斥全球化及其現有權力結構的聲音，也導致了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歐洲民粹主義政黨崛起等一系列逆全球化現象。
在結束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報道後，納達夫感到自己剛剛目睹了全球化馬賽克的又一塊鑲嵌物的產生，這與他這些年走訪全球各地所目睹的人與事聯絡在了一起：斯里蘭卡人與野生大象的衝突愈演愈烈，後者的自然棲息地在經濟發展中日益萎縮；英國極右翼分子告訴他，只有將宗教和族群放在首位才能避免內戰，若干年後他的瘋狂設想——英國脫歐——成為了現實；德國新納粹分子叫囂“穆斯林在逐步佔領這個國家”；希臘無政府主義者堅稱歐盟是精英們謀福利的騙局；普通美國人不再確定自己的國家應該是一個擔負“帝國義務”的全球強國還是一個獨善其身的孤立主義國家；試圖逃離戰火的敘利亞難民在重重敵意中艱難地穿越邊境線……這些形形色色的“反叛者”的故事如拼圖般拼湊出一幅清晰的圖景，“全球秩序已不再能維繫下去，人們感到了這一點並因此反抗。”
納達夫在書中寫道，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進一步揭露了20世紀政治退化以無力解決當下挑戰的事實。世界正處於一個激變時刻，全球秩序亟需變革。在他看來，人們既能為民族和宗教而戰，也能為自由、科學、理性、互惠合作等普世價值觀而戰。關鍵在於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裡建立與之匹配的全球化責任和權力來管理它。在一個更好版本的全球化圖景裡，“（全球化）必須讓那些有可能被全球化力量碾壓的社群獲利，而且應當把它們作為重點。只有一個聚焦正義的故事才能將人們團結起來，給人們以力量。”
01 夾在東西方之間，以色列人具備遠距離觀察歐洲和美國的特殊優勢
介面文化：讓我們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吧：是什麼啟發了你寫《逆流年代：來自反全球化運動一線的報道》？
納達夫·埃亞爾：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我在離開美國時下意識地感到，唐納德·特朗普的意外勝選是全球化馬賽克的其中一塊鑲嵌物。作為一位記者，我觀察到了這幅拼圖的許多部分，它們漸漸匯聚成了一幅清晰的圖景。多年來我採訪過極端分子（既有無政府主義者也有法西斯分子），我曾在巴爾幹半島與敘利亞難民並肩前行，也曾去過那些遭受氣候變暖打擊最嚴重的地區。對我來說，這一切都聯絡在了一起：全球秩序已不再能維繫下去，人們感到了這一點並因此反抗。我得到了出版一本書的邀約，一家以色列出版社對我在特朗普勝選前的報道印象深刻——我早就預言了他很有可能會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因此我決定寫一本視角更宏觀整體的書，而不僅僅侷限於美國。
介面文化：我認為有趣的一點是，一位以色列記者在闡釋近年來的反全球化思潮，因為中國讀者讀過的此類作品通常是由西方思想家寫的。你的採訪物件包括德國新納粹主義者和反對移民的歐洲政客，我猜採訪過程對你來說可能會有些尷尬。你是否認為你的身份讓你以一種與西方思想家不同的方式理解全球化呢？
納達夫·埃亞爾：毫無疑問，我所受的教育和思考方式有西方影響，但我不是西方人。首先，我來自亞洲，來自中東，我的家人在這裡繁衍生息了好多代。其次，我們猶太人本身就是亞洲人——雖然在歷史程序中逐漸融入了西方。以色列是一個位於西方世界邊陲的小地方，永遠夾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因此我確實認為我具備遠距離觀察歐洲和美國的特殊優勢。猶太人往往來自五湖四海，這也讓我們能夠快速熟悉陌生之地。我的祖父是一位波蘭籍猶太人，他娶了一位黎巴嫩猶太女子，祖父母一位來自東歐，一位說阿拉伯語。我相信這種文化靈活性深根於我們家族的基因中。
介面文化：能告訴我們一件你環遊世界時發生的但沒有記錄在書中的趣事麼？
納達夫·埃亞爾：我記得我第一次爬長城的時候，突然理解了這項工程的宏偉龐大，以及它背後的帝國意圖。那次北京之旅，我很幸運地住在離長城不遠的地方，所以我每天早上都會去爬長城。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最了不起的事情之一便在於意識到人類是多麼相似，又是多麼不同。在長城上，我感受到了中國文明。
介面文化：《逆流年代》已經被譯介到多個國家。目前為止你注意到的最有趣的讀者反饋是什麼？這本書在英語世界的接受度如何？
納達夫·埃亞爾：很有趣的是，我發現理解我的意圖的讀者不是來自東方——比如巴基斯坦——就是來自東歐。這本書在英語世界也得到了一些正面反饋，《金融時報》將這本書列入了夏季閱讀書單，但它在義大利、波蘭等國獲得了最多的反響。
02 9·11標誌著“責任時代”終結，特朗普的政治遺產是政治已死
介面文化：“逆流”是什麼？為什麼你認為9·11是當今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不滿源頭？在過去20年時間裡，你自己對9·11事件的理解出現了怎樣的變化？
納達夫·埃亞爾：當然。和許多人一樣，我曾認為9·11是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作戰的開端，但這種想法太狹隘了。9·11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那個時代從二戰結束開始，在書中我稱之為“責任時代”（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多數大國承認科學和理性是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的方法，雖然它們在具體實踐上有所分歧：共產主義國家相信教育、工業化和社會公平的力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強調自由市場、政策計劃和全球化。蘇聯解體後，許多人認為這是“歷史的終結”，但9·11證明了他們的觀點是錯誤的。責任時代讓我們取得了了不起的進步，但也創造了一個對許多人來說無法長久持續的系統，威脅到了現代社會的許多方面。什麼是“逆流”？逆流是一種情緒——我們的權力結構運作不暢，不是腐敗空洞，就是不合時宜。人們希望能夠取代它，但不知道該怎麼做。
介面文化：這本書從多方面分析了近年來全球各地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反抗，向讀者展示了“逆流”的成因不是單方面的。從希臘無政府主義者到投票支援特朗普的人，你與許許多多的人交談，將他們分門別類地歸為原教旨主義者、民粹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極右分子和極左分子。這本書的觀點引人深思，但我感到其中討論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部分有些彼此衝突。你是否能再詳細解釋一下，為什麼你說民粹主義不適合用來描述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崛起？
納達夫·埃亞爾：簡單來說，這是因為民粹主義描述的是一種不同的現象。民粹主義者的提問方式是縱向的：是誰在主宰社會，誰在上面，誰在下面？然後他們允諾會改變這個社會權力機制。一個民粹主義者通常說，“人民”失去了權力！我會確保他們將再次掌權！
一位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者認為問題不是縱向的，而是橫向的——問題不是誰在上面誰在下面，而是誰屬於我們的群體，誰是我們當中的叛徒，鑑於他們的宗教信仰/民族/性取向，我們應該將他們驅逐出去。
民粹主義者問，誰在主導這場遊戲；種族主義者問，誰在偷偷毀掉這場遊戲。這兩種思考方式都會毒害社會的健康發展。西方思想家們最初稱特朗普是一位民粹主義者，完全忽視了他自己說過的話——“我是一位民族主義者，用這個詞來形容我。”這些定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幫助我們理解我們社會中的真實問題。
介面文化：為什麼中產階層往往是政治極端主義最熱誠的支持者？
納達夫·埃亞爾：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首先，底層人民往往忙於生計，或教育子女，思考的是如何脫離貧困之類的問題。1%的社會精英則對現狀非常滿意，享受物質成功和掌權的感覺。這樣就只剩下中產了。這是回答這個問題的一種方式。
但一種更有意義的思考方式是回顧歷史。中產的大規模出現標誌著人類社會的新階段，革命往往由他們發起是有道理的。他們有餘裕去反思根深蒂固的信仰和成規，他們也不會被空虛的經濟成功束縛住手腳。因此，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轉向了極端主義，但大多數人在思考其他方案。
介面文化：特朗普的政治遺產將會是什麼？你是否認為美國有能力修補黨派政治造成的社會撕裂？
納達夫·埃亞爾：我認為美國已經到了一個嚴峻時刻，只有一場巨大的社會事件——我想象不出來那會是什麼——才能重新啟用社會主流。特朗普的政治遺產是政治已死，或至少瀕臨死亡。這裡的政治指的掌控權力的藝術——言辭不再有意義，法規不再有意義，最重要的是，事實如今被視作敵人。而這一切都被社交媒體精心構建、有利可圖的回聲系統強化了。我在書裡也寫了，在特朗普的世界裡，沒有位元朗普自己更重要的東西。
介面文化：在承認全球化為許多人帶來好處，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的同時，你並沒有停止批評西方為了自己的利益剝削其他地方。我認為西方內部逐漸蔓延開來的對全球化的不滿（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歐洲民粹主義政黨崛起僅為其中幾個例子）也在提醒我們，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分法已不再像以前那麼有效了。在西方內部，如今也有全球化的輸家或犧牲者。這個現實如何幫助我們重新理解全球化的權力結構呢？
納達夫·埃亞爾：全球化已不再穩定。從19世紀開始，西方習慣了國際貿易對自己有利，如果不是，他們就動用武力，發動鴉片戰爭即為一例。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自由主義價值觀在全球南方和東方落地生根，鼓勵許多人推翻殖民主義。現代帝國以自由主義為盾，做出家長式的主張——我們會主導這場遊戲的。他們是這麼對印度說的，因為你們“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童”，正如英國作家吉卜林所寫的那樣。然而，自由主義思想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大英帝國不希望印度解放，但事情還是發生了。
回到你的問題：在全球化過程中，亞洲社會中的許多人感到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提升，但同時也有許多美國人感到生活變得更糟了。這改變了一切，因為美國曾是當代全球化的締造者和守護者。
03 全球化繁榮之河不再只向一個方向流動
介面文化：這本書沒怎麼談到以色列。在如今的全球化騷動中，以色列處於什麼位置？
納達夫·埃亞爾：以色列是一個小國。像我們這種規模的國家——比如瑞典、荷蘭、瑞士等等——全球化利大於弊，只要各個國家遵守規則，大國不霸凌小國。因此，創新對我們很重要。我認為以色列人對過去30年來全球化對以色列的成功和繁榮做出的貢獻還缺乏感激。
介面文化：如果將新興國家納入當下全球化危機的相關討論中會很有趣。在你的觀察中，它們對全球化的態度是支援還是反對？我們要如何理解一些新興國家中出現的民族主義？在未來的全球化世界裡，新興國家將扮演怎樣的角色？
納達夫·埃亞爾：民族主義是全球化的威脅，我注意到它在我的國家也出現了。並不是說想參與國際貿易我們就不能有民族主義領導人，我們是可以的，但全球化的深度和廣度會漸漸消失。看看現在在發生什麼吧。西方發起了這一波全球化（順便說一句，這不是歷史上的首次），但如今看到繁榮之河不再只向一個方向流動，西方部分地區就想完全拋棄全球化了。一個顯然的出路是，那些在全球化中快速成長起來的國家將填補空缺，但政治沒有那麼簡單幹脆。許多亞洲社會感到這條河流不僅帶來商品和繁榮，也帶來了可能威脅到本土傳統和權力結構的思想。
介面文化：書中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是全球化本應鼓勵流動，但人口流動卻是唯一的例外。在我們已對邊境控制習以為常的當下，這個觀點似乎有一點反直覺。鑑於人口流動（主要是移民和難民保護）在當下是一個非常有爭議性的話題，你是否認為這一現狀在未來會改變？我們是否能想出調和移民矛盾的方案？
納達夫·埃亞爾：會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人口快速下降，如今全球各地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許多社會的生育率跌到了2.1的更替水平以下。為了社會繁榮，國家之間會為人口彼此競爭，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就將目睹這一情況。
介面文化：你在這本書裡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當下的全球秩序已不可維繫，我們需要在很多方面發起變革。你認為一個更好的世界是怎樣的，我們要如何抵達那個世界？
納達夫·埃亞爾：這個問題涉及太多內容了。基本上來說，我們需要從我們理解的問題入手，尊重事實和科學。我們應該建立全球稅收體系，超級富豪和全球企業將不再能輕易逃稅。我們應該改變聯合國體系，讓國際組織有更多權力，我們不能再允許全球化的世界不擔負起全球責任，我們需要給予失聲地區更多關注和發言渠道，比如非洲、南美和中南美洲。我們需要立刻採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危機，它們正在威脅我們所有人。在這本書的結尾我寫道：不是說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而是我們沒有權力去執行它。讓我們去獲得那些權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