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的“特殊專家”楊心德

在民進的首張44人選票中，有一位人物並不為人熟知與瞭解，他就是楊心德。有關楊心德的研究資料也幾乎難以找尋。唯一的路徑在於《傅雷全集》中，傅雷多次提到了他。因為他倆都是上海浦東人。

一、《電影雜誌》顯示其生平：留學歐洲的早期電影家

20世紀20年代，中國電影進入了發展的初盛時期，與此同時，也正值中國期刊傳媒印刷業的日漸興盛。由此兩大產業交融，不斷地確立和彰顯大眾媒介的本質屬性和近代語境，並漸進式影響到國人完成 “啟蒙”、追求現代化的歷史程序中。1922年，畢業於浦東中學的楊心德（1902—？），有志投身於這樣的新興行業，於1923年春乘船赴德國，同年夏入柏林工業大學，從事專業學習，成為早期電影界留學生之一。這樣的留學生，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產物，又是中國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嬗變過程中的新興力量。本著電影普及教育、弘揚傳播民族文化的初衷，這些留學生們自海外學成歸來後，推動國內電影產業發展、攝影印刷技術更新。楊心德就是其中的一位。

1925年2月，23歲的楊心德回到上海求職。於是在《影戲春秋》1925年第9期登了一則招商謀職信。創刊於1925年的專業影評雜誌 《影戲春秋》，因在電影批評方面的嚴謹、審慎與專業，成為了早期電影批評價值建構和理論實踐的重要範本。在這封謀職信裡介紹了楊心德留學德國的基本情況：他在柏林工業大學學的是“照相科研究，內含影戲及銅版，每週實習38小時，聽講9小時，課餘之暇，另請技師教授及往銅版工廠實習，假期之內則往名勝各地拍攝風景影片”，在校內學業孜孜不倦，得到教授們的特別器重。1924年8月，中國留德學會照相研究部成立，他被推為理事，後又加入柏林照相研究會，成為會員。

翻檢1925年出版的第11期 《電影雜誌》中也刊發了一篇介紹《由歐返國之電影家：楊心德君》（《電影雜誌》月刊1924年5月創刊於上海，由顧肯夫、程步高，朱瘦菊主編，晨社出版。這是20世紀20年代中期最重要的電影刊物之一。1925年秋停刊，共出13期）。在這篇介紹裡，肯定楊心德在拍電影、銅版印刷方面，經驗學識均極豐富，“此次返國擬先考察滬上電影事業”，意向集資試辦。

二、創辦故宮印刷所：專門攝影製版專家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宣告成立，組成了董事會與理事會，聚集了大量的社會名流，紫禁城由此開啟了新序幕。1928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接收、改組故宮博物院。由於京華印書局承擔任務繁重，加上自身規模受限，難以過多承印故宮業務。面對困境，故宮博物院與上海一家制版社取得聯絡（此時的楊心德已在出版界小有名氣，並在《世界畫報》開闢了“攝影研究”專欄），開始籌劃成立故宮印刷所，方可充量發展出版物品。於是，楊心德在 1929 年來到故宮博物院工作，起初為暫時幫忙性質，隨後成為故宮一等科員（據1929年故宮博物院工作報告，當年故宮一等科員僅6人）。

1930年初，出於商業經營頭腦，楊心德在紫禁城外南池子與一位王姓的資本家開了個小規模的印刷廠，並直接向德國訂購機器紙張。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負責人馬衡知道後，便與吳瀛（《故宮週刊》首任主編）一道與楊心德商量合作，籌謀成立官商合辦的故宮印刷所。一方面顧全楊心德原有的已成之局，先行利用楊心德已有的機器試辦，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恐怕牽涉政治，免蹈歷來官辦的役轍。由此，1931年故宮博物院臨時增設出版處，由李宗侗（即李玄伯，民進成立大會簽到名單上的26人之一）兼處長、編輯組主任，吳瀛為印刷組主任，程星齡為發行組主任，楊心德為攝影組主任。故宮印刷所採用官商股份制形式，總資本為4.4萬元，故宮博物院與楊心德雙方各佔50％股份。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按《故宮印刷所章程》，印刷所設立以“經營各種書畫圖表之印刷事件，並製售鍋模鉛字等物品，唯承印之件應以故宮博物院為主體”。故宮印刷所實為故宮之內部機構之一，只是因其特殊性，採用的是企業化管理模式，楊心德為技師兼經理（一說為廠長）。

但是好景不長，由於管理上出現多種因素和相關事件，印刷廠最終經營失敗，故宮博物館與楊心德之間也產生了很多矛盾，“利弊互見，至難抉擇”。在馬衡繼任院長之後，1934年經過多方討論磋商，決定執行楊心德退出，故宮印刷所改為官方經營。直至1936年6月，有名的祝紀藩會計師事務所對故宮印刷所賬目清理完畢，楊心德返回上海。

但是，不管怎麼說，為了這個在當時具有最新現代化機器裝置的故宮印刷廠，楊心德確實付出了他專業化的匠心技能與商業化的心血，進購了一批德國先進的印製裝置，聘請和培養了一批具有較高技術能力的印刷人才，使製版和印刷的質量標準達到了先進水平，也促成了魯迅與鄭振鐸委託故宮印刷所印製《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的工作。既為中國版畫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也在中國藝術出版史上留下了寶貴的一筆。在20世紀30年代進步文化有限傳播的政治環境下，故宮承載了為中國左翼文化包括外國現實主義文化服務的使命。也正是因為有了故宮印刷所的先例與經驗，才有了今天的故宮博物院與故宮出版社，才使得故宮博物院成為現今中國唯一一家有自己出版社的博物館，才使得作為全國博物館界唯一出版社的故宮出版社有了存在的歷史依據。

在北平期間，楊心德還與北平光社的攝影美術界人士往來較多，兼顧文人圈交流。其中在《新文學史料·劉半農日記》中可以看出，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文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家劉半農與楊心德還是摯友相交的。

三、參與民進政治活動：棄商從文的印刷技術開拓者

全面抗戰時期，據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在《悠長的歲月》中寫道：我的朋友楊心德在上海海格路281弄30號開了一家“上海信德機制軟管印刷廠”，這是專門做牙膏皮的工廠。在《傅雷自述》中寫道：“抗戰中認識留德攝影印刷專家 , 前故宮印刷所創辦人楊心德，以其為印刷專家，很早即介紹與徐伯昕。”可以說，楊心德加入民進，成為民進首張44人選票中的一員，並非偶然。

傅雷在自述中寫道，解放後，楊心德去過蘇南、蘇北解放區體驗生活。但小工商者的思想一度纏繞於心，難以克服，心緒不通 , 甚至說出“寧可擺香菸攤。”傅雷“勸他回本行，替國家的高階印刷業出些力，因為他是攝影製版專家，長於精印名貴美術圖片”。但“他一貫表示消極，不願意”。為了“發掘人才”, 傅雷還函致時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石西民提出此人 , 也約周煦良共同提名他為上海市政協委員 , 又函請徐伯昕，“約他一同著力動員”，另向政協推薦安排他做印刷製版的研究工作。直到1956年底 , 楊心德終於接受了大家的意見，為上海印刷學校從事設計攝影印刷的實驗及教學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故宮文物出版印刷事業的發展需要，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和上海出版公司總經理劉哲民這兩位民進人，決定將上海鹿文波的開文製版所和戴聖保的申記印刷所人員、裝置全部遷京，以籌建故宮博物院新的印刷所。兩個所的彩色銅版和珂羅版印刷裝置全部由國家作價收購運京，所有的技工十餘人一律攜眷來京。1957年，在鄭振鐸的主持下，成立了全國唯一的專門出版文物考古書刊的文物出版社，並在故宮印刷所的基礎上建立了文物印刷廠，使其印刷質量完全達到了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1983年，紫禁城出版社正式成立，2011年紫禁城出版社更名為故宮出版社，繼續承擔故宮印刷所肩負的文化傳播使命。

1962年6月27日，傅雷在《對紀念故畫家黃賓虹先生百歲誕辰及編印畫冊事意見》（《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寫道：“吾國目前之美術品複製，無論技術、原材料、攝影、製版、單色、彩印色、設計、裝訂，均與國際水平有相當距離。必須有一專門人才，授予全權，俾負全責主持。如中央文化部附設之故宮博物院印刷所之楊心德，原為抗戰前故宮博物院印刷所之創辦人兼廠長，為留德專攻攝影製版之專家，工作認真，要求嚴格。若能向中央借調數月，主持此事，可稱理想。”由此可知，作為民進中的“特殊技能專家”，楊心德在20世紀60年代回到了故宮博物院工作。